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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任职之后不久，一位应聘新政府里面数个新职务的朋友承认，他渴望去能源部。“它就像是60年代的NASA，”他告诉我。“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想去那里。”奥巴马选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朱棣文做能源部长更加增加了其诱惑力。在奥巴马时代早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一页的美好梦想往往都是用避免全球性灾难的方式来重塑美国经济——并且外延至世界经济。

放远一点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硅晶片技术、薄膜技术都在追逐那个具有1万亿美元市场价值的太阳能市场。进行商用规划设计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更远一点看，我们依然有地热、生物燃料等可以选择，它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取代石油。Solazyme是一家旧金山南部的公司，他们那里的工程师就利用海藻产生生物燃料。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桶55加仑的由海藻产生的燃料，然后邀请我取一管海藻，它在那之前已经被用来生产过美味的食用油了。

美国消耗的稍稍超过一半的能源被用在建筑物上面了：12%用于建造，而39%用于制热、制冷以及照明了。“降低能源需求最容易、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建筑物为目标，”Marc Porat告诉我。他是位于建筑环境部门的串行企业家。Porat的Serious Materials可以用来制作高效率的窗户以及低能量需求的干板墙；宽宝水泥用粉煤灰来制作低碳含量的砖和水泥；Zeta社区建造的房屋碳质残留物是最低的。

它们看起来可能平淡无奇，但是商业照明的改进，可编程的恒温器、电视以及冰箱的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以及花费。汽车燃油效率适度的改进节省的原油多达我们一年从波斯湾进口的总量。

总有一天这些技术会汇合在一起的。Buck Rogers给我们描绘了这么一种电力生态系统的未来：它建立在一个聪明的电网基础之上，家庭电力在时髦的电力传输装置以及节能型建筑中缓缓流动，这些建筑都配备了智能型的家用电器，他们会在一天里面电价最便宜的时候来清洗盘子或者是甩干衣服（在未来，电价会上下浮动来反映供求），因此来进一步降低你那本来已经很低的、清洁的能源账单。停电以及价格高峰，就像是Dick Cheney和Enron都将成为遥远的历史，而吉米·卡特将会被称为超过他的时代的人。

硅谷那无边无际的乐观主义不禁让人们想起因特网刚刚起步的早期。“想一下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然后想象一下，5万或者更多那样子的人一起工作努力创新，”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法律公司的合作者、清洁技术专家Mike Danaher告诉我说。“就像他们在90年代攻坚电信技术一样，他们在尝试着清洁能源的方方面面，努力去改变它。”

对清洁能源的热潮横扫整个硅谷，它已经改变了当地的风俗。铺张浪费已经被刻意节约所取代。身份的象征已经不是巨大的游艇以及那大而不规则的建筑物，而是那些设计的追求节约能源到底的家居设计。它不仅仅可以产生满足自己应用的电力，还可以无偿提供给电网一部分来使用。一位顶级风险资本家向我展示了他在Portola Valley的家，他就开始了这么一项工程。在选择回收的石料以及堆粪厕所之后，他彻底地向环境主意热潮屈服并且在这条路上一路前行。它和当地一家苗圃合作来种植“原生态嬉戏草坪”所需的植物群，并且带来一批野生生物学家。他们配备了运动敏感性的夜视摄像机，用于诱使那些难以捕捉的沿河乌龟以及暗足林鼠（dusky-footed wood rat）原本在此回到其自然栖息地。他们还在制作一部关于这个的纪录片。

这种兴奋之情延伸到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强调。它让硅谷的领导力量们认识到，这位总统是了解情况的。“加州是新的德州，”Danaher狂喜地说道。“在白宫终于有一种认识倾向了：技术革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可以改变事情。”

90年代以及2000年后的因特网和社交网络蓬勃发展是独立发展的而清洁技术则牵涉到了能源政策。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对事态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发言能力。

当阿拉伯石油禁运引起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之后，两个主要的障碍阻碍了国内清洁能源工业的发展。第一个就是电力公司控制了输电线而且不希望产生竞争。第二个就是发展和应用新技术的令人咂舌的开支。卡特总统在1978年用一项他称作是“道义战争”的计划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迫使公用事业公司接受来自像风能或者太阳能公司的电力；而且他第一次使可再生能源补贴以投资税收抵免的方式成为可能。两年后，国会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提高了补贴额度。

在整个加州，风能都变成了流行的避税措施。

太阳能也从这一优惠政策获益。从1980年开始，它还获得了加州的物业税豁免，用以支付数英亩的太阳能镜子的花费。受到这些激励方案以及涌现出的“石油峰值”理论的刺激，像壳牌、埃克森石油公司以及阿莫科公司成为在太阳能技术上最大的投资者。

这些在1985年戛然而止。罗纳尔多·里根——当时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削减其前任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把投资税务抵免取消掉了。很明显，里根看不起风能。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指示国税局取消这项优惠了。当他在1986年把《税收改革法案》发送给国会的时候，他把加州的风能发电机单独列出来作为需要改革的证据。此时石油价格滑落，这个行业很快就崩溃了。

到1991年，Luz旗下已经有了九个发电厂，而且已经开始了组建第十个。而此时加州的物业税豁免到了重新续订的时候了。这一补贴是这个公司无法离开的。当时，Luz的354兆瓦声场能力占了全世界太阳能90%。他基本上就是无与匹敌的。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一太阳能物业税豁免似乎就只对一家公司有利的。“这绝对是疯了，”Goldman说。当共和党州长否决了继续实行这一豁免时，这家公司破产了。它的九家发电厂依然在运转，现在属于Florida Power & Light。Goldman现在是BrightSource的一名主管。

对于那些越来越小却依然奋战的公司来说，困境并没有减轻——不仅有来自右派的，还有来自左派的。比如，Kenetech Windpower就一直和被行业内称作“鸟类杀手”的名字纠缠不清。

对那些同情风力发电厂的人来说，这一项目的可行性是被关注的焦点：残害金鹰违反了美国《候鸟协定法案》。Kenetech最初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协商，希望得到“杀戮限额”，后来实行了更为永久的解决方法：破产。

当税务减免消失的时候，风能和太阳能没有消失。他们走向了海外。丹麦（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政府支持，并且在风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以及西班牙的成功是通过要求电力公司付给那些向电网输送电力的人以高于市场税率的“输入关税”来实现的。日本同样也建立了活力四射的太阳能市场。

尽管美国的生产基地被破坏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风能最大的市场。1992年，国会开始重建这一产业——这次是以生产能力而不是投资来支付税收抵免的。这一市场又兴起了，当税务抵免过期的时候，它再一次崩溃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这一兴起-衰落的循环还重复了三次，而且非常接近第四次了。上个秋天里面，在经历了18次要延长生产税收抵免的努力之后，国会在其休会之前的一件最终法案文件中允许了一年的延期。

从图上看，美国清洁能源的生产的历史就像是锯齿，随着补贴的来去而起落。日本、德国、西班牙以及丹麦则呈现平滑的上升曲线，这也是政府政策一致性的反应。

尽管有这些问题，新的技术依旧不断涌现，而且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他们的耐心要比国会那多变的注意力大的多。因特网繁荣带来的兴奋、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机遇使得风险资本家把赌注押在了清洁能源上面。越来越多的州开始要求电力的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就代表了一个日渐增大的市场。虽然这件事在老布什的功绩里面微不足道，但他在担任德州州长时被该州商人们所鼓舞，于1999年签署了被奉为典型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德克萨斯轻易地成功了，现在他们生产的风能比丹麦还要多。 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多点下注，希望能有几个可以成功。它创造了今日的清洁能源。但是风险资本家却没有办法复制因特网的巨额增长，他们还不足以与价值5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市场竞争。Google只需要2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就做到了今天的地位。而一个大型的风能或者太阳能设施可能需要5亿美元来开始。“当你谈到能源基础设施的时候，你谈论的是数千吨的钢铁、玻璃以及巨大的涡轮机，”Ausra的建立者之一Peter Le Lièvre说。“硅谷的所有投资者加在一起也没办法给一个项目投资5亿美元。”

税务抵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利用这一政策就必须欠税。而大多数刚刚起步、还在为了盈利而奋斗的公司则没有这么个优势。所以当一个公司想要建造一个风能或者太阳能发电设施时，它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是合格的，却怎么也无法实现这一“税务平等”。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和那些这么做到的人合作，和那些可以支付5亿美元的投资的人合作，并且产生的利润足以带来一个丰厚的税务单。在见证了20年的破产衰亡史之后，传统的美国银行压根就没有这个兴趣。欧洲的银行态度积极，投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不满足美国的税务抵免条件。刚愎自用的政府刺激方案要求有一个大的资产负债表，巨额利润以及没有风险。去华尔街吧。

投资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杜撰了“成员倒装结构”、“倒转过关契约”这么复杂的名字，用以作为税务平等媒介来利用税务优惠。这些交易即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协议，它们用以换取往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些交易可以适用于主要是其他投资所得的利润（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对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税务平等是生死攸关的：各类信贷结合起来可以抵消一个工程三分之二的资本花费。像雷曼兄弟、Wachovia以及美国国际这样的公司成为了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甚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投资的应用级工程生产了美国大多数的清洁能源。

强迫可再生能源公司通过华尔街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因此牺牲一部分支持——是没有必要且效率低下的。但它同样把这个行业的命运和金融世界里面最有进取心的玩家联系在了一起。

去年年初，这一数百亿美元的税收平等有18个提供者。在九月份破纪录的大屠杀之后，这一数字降低到了4家。信贷冻结，大多数项目也陷于僵局。突然之间，不仅仅是那些刚刚起步的公司，似乎整个可再生能源工业都陷入了死亡谷。

奥巴马就职以后，气候变化问题有长、短两个部分组成。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可再生能源业从华尔街危机里面解救出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解决萧条的手段。还因为，要达到碳排放降低的足以限制气候变化这个更大目标，把清洁技术快速上规模很有可能是唯一途径。另一波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很有可能使其成为不可逾越的困难。 为把经济转向类似于Amory Lovins所说的温和路线做出了三个努力，其中经济辞镜方案是第一个。为弥补税务平等的缺口，这一刺激方案提供了327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拨款。并且为了吸引新的投资者投入更大的工程，还提供了134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为了增加政策稳定性，它把各类税务优惠延长到了3至8年不等。最让人震惊的是，它指示能源部直接投资给那些有希望的清洁技术公司（尽管其收益是就业岗位以及环境利益，而不是平等）。大笔一挥，奥巴马总统就把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险资本家。三月份，当负责此项目的官员出现在圣巴巴拉的能源会议上时就被热切的CEO们围住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这一刺激方案基本上拯救了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业，”风险资本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执行主管Raj Atluru说。

奥巴马计划的第二部分——国会将在今年夏天考虑把它们作为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把像在德州、加州以及其它的州存在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制定为国家标准。这会给努力增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法律保障，并且消除另一个里根式的政策大逆转。最后并且最显眼的组成——它也是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给碳排放定价：这可能是通过建立一个奥巴马预算中的那种限额交易系统的方式来实现。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能源化学家Nathan Lewis预测，要把大气碳含量限制在450ppm，我们要生产13000千兆瓦的清洁能源才可以。（现在的全球太阳能生产能力是10千兆瓦。）它们的成本必须低到足以让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污染者来接受。朱棣文认为这要求我们有诺贝尔式的科学突破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思想还是经济上讲，美国在那之后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因为对气候威胁的认识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布什对《京都议定书》这样子协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粗暴否决也导致了我们的蔑视。当170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于12月份商讨下一阶段气候条约时，即便是奥巴马总统这样急剧改变做法最多也就是给我们赢得人们对挥霍无度的孩子小心谨慎的接待。同时，80年代涌现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我们推给别人了。“我们把风能和太阳能送给欧洲三十年了，”Raj Atluru说。“因此，他们有消费可再生能源巨大的市场，也有出口这一技术最大的公司。”

但是欧洲在领衔这一领域的几十年里面却没有创造可再生能源的巨大突破。缺乏创业文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也是为什么尽管欧洲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却无法指望他们成为拯救者。斯堪的纳维亚实用主义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作为哪里有可能出现解决方案的标志，美国去年在清洁技术上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了58亿美元——整个欧洲和以色列加起来才18亿美元。这还是在奥巴马下注之前的数额。

美国资本主义即使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其中之一就是，如果前景良好的创业计划的盈利潜力在风险资本家10年投资预期之外，它们是很难得到投资的。能源部的研究经费自从被里根削减之后再也没有提升过来。而看起来在开发、控制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即电力设施——上面举足轻重的私有经济领域也没有认真进行过技术开发，因为政府一个世纪以来的政策都使得走强硬路线那么的容易。清洁技术圈内人士通常指出，电力企业在研发上面的支出只有其收益的极小一部分，可能只比宠物食品公司多一点。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因特网以及GPS这类事物的先驱。

技术、政策以及金融永远都是相互作用来决定清洁技术发展的步伐的。自从卡特总统以后，现在它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结盟——而且更加的强大，因为环境因素和全球关注比1977年要大的多。

清洁能源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两个通常相反的力量，避免它们相互削弱对方：硅谷的自由市场式的创新文化以及华盛顿制定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条款的能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欧洲式那么稳固的稳定性，却不会把我们拘束到欧洲那不足的创新水平。如果事实证明真的要一个诺贝尔式的突破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地球，那么20世纪80年代那个清洁能源自由的起起落落可能会更加的被看好一点。真的，还有谁能够创造这么迅速的改变？这么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阻止气候变化最后、最好的希望很有可能是曾经在这一行做的那么拙劣的国家。

1. 从教到学的转变

2. 信息的指数增长

3. 课程真空

开放教育运动—开放教育运动是受到开源软件运动（比如Linux）的启发而来的。它集成了因特网各种强大的交流能力，并将教与学所产生的材料加以利用，比如课堂笔记和教科书。开放教育的材料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互动模拟和游戏，这些材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任何人免费使用或者以新的形式重复利用。

MIT OpenCourseWare将用于MIT几乎所有的1,400门本科生和研究生科目的课程材料在网上免费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MIT宣称其月访问量已达到140万，而访问者更是来自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国度”。 OpenCourseWare联盟是MIT所做工作的延伸。学生们不用为课程注册，只需登录就可使用12所大学提供的1,800余门课程的材料，包括课程大纲、讲座视频或音频，笔记，作业以及图片说明。 Connexions宣称来自194个国家的上百万访问者在使用其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作者们建立的3,768个模块以及199门课程。 Wikiversity是维基百科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用于创造和使用免费学习材料和活动的社区。Wikiversity是一个致力于学习、教育、研究和服务的多维的社会机构。其最主要的目标是创造和容纳面向所有年龄段和语言的免费内容、多媒体学习材料、资源以及课程。 Moodle是一款课程管理系统，它使用的软件是一款为帮助教育者们更有效率地创建在线学习社区而设计的免费开源软件包。Moodle宣称参与其项目的站点超过2万个，包含超过82万门课程。 Curriki.org是一个教育发展资源，有超过3000个成员和450门发展中的课程。

以书为例，可以说每本书都有被转化到课程平台——而且往往是多门课程——之中的潜力。目前书本中涉及的课题要远多于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教学的课程。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有待填补的课程真空，而打开这个真空的关键就是后面描述的参与式课程搭建平台。

4. 扩大的识字（literate）与超级识字者（super-literate）之间的差距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对表明其属性、功能的技术术语以及整体用途描述的需求开始出现。不断涌现的新概念正吸引更多研究者，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新词汇及与其关联的口语则可以辅助围绕这些概念的语义架构。

普通具备读写能力的阶层和超级识字阶层之间的距离正在一天天变大。一些特定领域的专家正把该领域的难度层层加码，使其离其他人的理解层次越来越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全新的词汇库，用以描述他们遇到的新概念和现象。这些超级专家通常生活在某种研究社区中，在此类社区中，他们往往是现存的唯一一个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人。

创建课程组件将会很快成为发表文章的替代品。制作课程组件曾经很困难，也很少有人问津，但是，在下文中即将描述的课程组件搭建平台有改变这些的潜力。课程组件将会成为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的一个替代品，并将成为超级识字阶层展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一种新渠道。

5. 我们同社会的“触点”在变化

大部分教育者认为真正的学习是发生在教室里的。即使有些活动，比如做作业，阅读以及论文写作发生在学校之外，最重要的教育界面依然在教室。

课堂中的触点：只有在教室里才能学习，这个观念流行已久。即使学校有时采用社会实践或者参观等手段辅助教学，教室依然是当今教育系统中不可动摇的中心架构。

将教室作为首要学习“触点”存在很多问题。控制教室的人或者教育系统也控制着学习的时间、参与的学生、灯光、声音、媒体、工具、进度、主题，很多情况下还包括学习的结果。

然而，以教室为中心的教育并非学习的必要条件。 从一个人清晨醒来的那一刻，直到他在夜里入睡，学习无处不在。事实上，即使一个人在睡觉，学习依然没有停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许没有学习数学或者科学，但是我们学到了电影中的角色、情节、布景、戏剧艺术、解决问题的方案、影院提供的爆米花品种以及座椅舒适度。 类似数学和科学这样的科目确实需要有组织地进行，这样大部分学生才得以更好地消化获取的信息，但学习并不是依赖于教室的。在一些情况下教室也许是最优学习环境，但更多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 重要的意识新触点包括我们的电脑、电子报纸、视频杂志、手持电视、手机、MP3、游戏、艺术作品，等等等等。

6. 学习的引擎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一个个体开始努力满足成长型需求的充要条件是所有缺乏型需求得到了满足。马斯洛的早期理论中只包括一个成长型需求：自我实现。达到自我实现的群体具有以下特征：1）以问题为中心；2）保持一种对生活感悟的新鲜感；3）关注个人成长；4）达到高峰体验的能力。

在此之后马斯洛又增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新维度，在自我实现之下又定义了两个低层次的成长型需求，并在其上增加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成长型需求。这些需求是： 5） 认知：认识、理解与探索； 6） 美感：形式、对称、秩序和美； 7） 自我实现：实现自我价值，认识到个人潜力； 8） 自我超越：与超自我的力量相连，或者帮助别人自我实现和认识到个人潜力。

马斯洛的基本设定是基于两个组别的：缺乏型需求和成长型需求。在缺乏型需求中，只有满足了低层次需求，才能进入到高一层次的需求。一旦这些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出现了缺失，人会自动做出回应，弥补这个缺失。四种缺乏型需求依次是： 1） 生理需求：饥、渴、身体舒适等等； 2）  安全需求：远离危险； 3）  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同其他人的联系、被接受，等等； 4）  尊重需求：达到目标、有竞争力、获得赞赏和认同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学习的欲望，想要学习的内容都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情况。例如我们在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是无心学习数学和科学的。然而，我们会很渴望学习怎样生存。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始至终在调整着我们学习的动机。

7. 超个人化时代

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例如“别输给富邻居”那样的身份竞争。我们不注意邻居们开什么车，看什么电视，用什么手机。相反的，我们越来越注重于寻找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特有需求的商品。 我们居住在一个市场上有将近1亿种商品的时代，而且根据你对商品的不同定义，一些人会认为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现有的产品数量能够满足形形色色客户的各种需求，而客户们则通过他们的借记卡投票给了特殊化和个人化。这种现象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将这个时代戏称为超个人化时代。

我们对超个人化解决方案的需求是由数个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时间和个性，以及在一个其余60亿人口都想要相同东西的世界上觉得与众不同的需要。

8. 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转变

随着我们从一个消极被动的社会变化到更积极的社会，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看客的角色。他们想要参与。并且，新一代的工具和装备正使人们能够完成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从在线新闻下面的评论栏开始的。人们开始就一条新闻是否准确、及时或者有价值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有很多评论者提供了附加信息。 当Evan Williams和Meg Hourihan的公司Pyra Labs在1999年发布Blogger(后被Google收购)时，一股用户提供内容的洪流出现在互联网上。忽然间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建立一个博客，于是上百万用户开始了他们的尝试。 2003年7月，Tome Anderson，Chris Dewolfe和一小组程序员创立了MySpace。作为一个允许用户构建自己的网站和朋友关系的网站，MySpace的用户量在2006年8月达到1亿，迅速成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社会性网站中的龙头老大。 同样的，在Chad Hurley, Steve Chen和Jawed Karim于2005年2月推出YouTube后，在线制作和发布视频变得容易。作为一个人气超高的免费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允许用户上传、观看、分享和评价视频片段，从而使得上百万用户从视频消费者变为视频生产者，每天都有65000个新上传的视频片段。 尽管有这些一步登天的成功案例，用户提供内容的新世界并非没有自身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每个组织都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但上面这些例子最能说明的还是公众对参与以及同别人分享他们的思想和创意的巨大需求。

搭建舞台 人们的思路很容易落入过去自上而下模式的窠臼。恰恰与其相反，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关键因素，集中于创新的火种，因为这些能够使一个全新的有机教育形式焕发生机。 仅凭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上加一把伞，并在其上编织进步的梦想是不足以建立起新的教育形式的。简单地录下讲座以备将来的使用也是不够的。教育的现状正如同罗马计数系统，是一个妨碍我们成就伟业的系统。

只有一小部分今天的信息能够以课程或者在线课程的形式传给我们的后代。这种信息与课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被称为“课程真空”，在这种条件下，供给显然没有跟上需求。

无限库存空间

证明准确性——事实对谎言 在我们规划未来的教育系统时，需要考虑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找到保证信息准确性的手段。最开始我们的思路围绕着选择一个中心权威，或者说某种权威验证机构来负责保证每个在线课程模块中信息的准确性。但当考虑到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们发现它是不可行的。 首先，现在大部分教学的内容都是高度理论化的，从重力理论，到进化论，再到音乐理论。这些课题没有哪个是百分之百可以验证的，因此从一个权威检验机构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课题能通过验证。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几乎是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有自己判断真伪的标准——宗教的真理、科学的真理、法律的真理，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权威检验机构都会很快沦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权威，而将未来的学习系统的任何一方面政治化都会迅速削弱其可用性。 作为一种替代，我们推荐一种“检验-平衡”机制，这种机制内每个群体都可以创建他们自己的核心权威认证，并为课程加上同意与否的标签。这些标签将会成为智能归档和推荐引擎所倚重的主要搜索标准。 举例来说，诸如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以及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这样的组织都可以对新建立的课程加以审查，并决定其是否复合该组织的审查标准。 我们认为这些组织都会尽快着手发展他们自己的在线课程，以便对相关内容施加更多控制。 这种标签系统可以制造出不同层次的价值体系。首先，它使得人人可以参与，事实上，它要求人们的参与。而参与度是一个真正普遍的教育系统中至关重要的成分。在没有任何核心把关人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学或者不能学的情况下，它使学习系统得以有机地生长。

基于信心的学习 很多学习方法依然有待考察，但基于信心的学习却是相当可靠的一种。在这个领域开展的一些实验表明，这种方法能够显著降低学习所需时间。 第一项关于基于信心的评价的研究记载于1932年的《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作者是Kate Hevner。她的目的是证明当时的标准音乐评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她通过增加对知识的信心评价达到目的。从1932到1967年，基于信心的评价侧重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1967年，人们发现基于信心的评价对记忆恢复也有增进作用。这个发现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参加考试的过程也可以并且将会让你变得更聪明。 起步于一种突破性的衡量知识和信心的手段，这种方法现在正作为一种快速精确地学习方法在企业培训中心内得到发展和汇聚。基于信心的学习目前正在试图完成从培训机构向学习机构转变的企业中逐渐升温。 基于信心的学习以保证学习过程的进行以及对课题的完全掌握为目的。其内涵远多于简单地将信息传递给学生。它通过剔除对结果的猜测和犹豫，精确评价人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从而达到保障学习的目的。此后它将开始迅速弥补学习者的知识和信心之间的鸿沟。 以下是对其工作方法的简述。 决定人们需要学什么从了解事先存在的无知、怀疑和误解开始。不同于只衡量某人正确回答了多少问题的传统学习方法，基于信心的学习评估 有信心的正确答案，说明掌握； 有怀疑的正确答案； 猜测的正确答案，同没有了解相等； 有信心的错误答案，说明误解。 在猜对的人和满怀信心答对的人之间作出区分具有重大影响。由于这种特有的多项选择结构及其详细的分析，系统内的这种评价过程能够定位并且证实对知识的掌握。 完成评估之后，基于信心的学习的设计中还包括在用户最倾向于学习的时点——刚刚参与评估并且暴露出自己的误解和怀疑——着手弥补知识鸿沟。 我们观察到，如果基于信心的学习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课程搭建平台的设计中，学习的速度将会有高达50%的显著提高。

知识归档 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教育是一个通过知识代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归档的系统。提到文化档案，人们通常会想到博物馆、手稿、书籍、照片、视频和音频。然而文化的一些方面只有通过亲力亲为才能被保留下来，这就是教育作为一种档案的体现。 类似砖匠和泥瓦匠这样的手工艺就是需要亲身经历的行业。将建筑材料组合成富有艺术感的形式所需的繁复精巧的手段是无法通过书本甚至视频充分体现的。纺织纹路的触感、敲击、寻找空洞以及清除多余材料都是需要体验的学习的一部分，是无法被其他媒介替代的。 知识归档的概念只是众多围绕新系统的出现所产生的战略之一。

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教育的定义中两个最关键的元素分别是：用于搭建课程组件单元的标准化架构；允许世界上任何人访问的有机分布系统。

8.  认证输入—每个职业、个人技能或者学习领域都会有专家认可的学业完成分水岭。但是每个职业或技能都是不同的。比如成为高级雪茄制作者所需的课程与C+程序员或者飞行员或注册护士都是不同的。大部分职业和技能都会要求学习数门课程，并参加认证考试，从而得到水平认可。

10. 权威成绩纪录系统—建立一个具有不容置疑完整性的系统意味着用于记录每个参与者的成就的系统必须是安全的，私密的，并且由可信的组织管理。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最优方案是政府运作的档案库，事实上最可靠的纪录系统应该超越政府的边界。

11. 参与式财富定价—每门课程获取的利益流应该由课程创造人、发布公司、传播公司、系统运营商以及纪录系统分享。或许这个名单还会更长。为保证每个感兴趣的人都能使用，课程应该保持低价格。

社会性工具正在把爱与关心变成可更新的建筑材料。

一个警告是：当我们说互联网是爱的大本营，不等于说互联网上没有丑恶的集体行动。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例如，《未来的战争》一书作者约翰·罗布（John Robb）将现在这一代恐怖主义分子称为“开源游击队”（Open Source Guerrillas），并指出了他们采用社会性工具来协调行动的各种方式。

舍基说：“我一直希望更多的人能懂得：现在群体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20世纪最伟大的对话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活动，那种体制最好？是在市场里运行的商业，还是政府？’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商业，极端共产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政府，大部分人的回答则是某种中间路线。整个这场极端间的对话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其原因很明显，人们无法集合到一起为自身创造价值。但像由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一样的模型，像Linux操作系统一样的开源软件，不断地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不在制度框架内运行的情况下创造巨大的价值。这就是我认为正在到来的情形。”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