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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疑问，一旦地权回归农民，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土地，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在国有制和官有制下，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再说，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一定比国家垄断土地的效率低吗？关于人性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更珍惜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它违反了这一人性的常识。但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滥卖土地、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垄断正是低效的源头。。

有一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一样。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就像一个人拥有一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一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

问：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官员说，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互联网必须全面开放，取消对网络的审查制度。中国在奥运会期间是否会取消对网络的审查制度，全面开放互联网？

在奥运会期间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申奥承诺，按照奥林匹克的惯例，为各国参加奥运会和采访奥运会的人士提供便利。

问：关于网络问题。网民在中国还不能顺利访问一些外国媒体网站，这些网站奥运期间能否开放？

据考据，五毛党最早出现于南京大学的小百合BBS，见诸官方文件则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 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 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 图片。”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我看了一会,感到可怕,就出来了.事后,黑暗天使告诉我,所谓九尾狐,雷兽,猫又等等是凯迪组织的五个大群,也叫五大队.分别负责:赞美美国的一切.反对中国的一切.给中国历史(包括汉奸)翻案,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坏人说成好人,扰乱视听.诽谤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艺术,饮食无一不包.另外就是用辱骂给大家助阵.我所管理的猫又大队就是干这个的.我询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黑暗天使说:他们惧怕中国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伪装成很多民主派,和民族主义打架,从而造成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跑到民族主义阵营去了.大量的民主派也去了.我又问:他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义,难道和民主派有仇吗?天使说:用其他的名义不合适,总不能用左派的名义吧.天使又说:这个论坛本想伪装成极端民族主义打击少数民族的,但考虑不可能实现,所以民主派的名义.因为民主派有亲美倾向,人也很多,这样就可以造成内乱.        天使又问我:你知道这些群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古怪吗?我说不知道.天使说:笨,亏你去过日本.这五个群的名字是日本的五个怪兽.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耳熟!        天使说:以前有个张邦昌你知道吗?我说:太熟悉了,那是个混人.天使说:错.张邦昌是一个群的骨干,和你一样.        我一听"和我一样",顿时感到很惭愧,原来，自己被利用了,而且被日本人利用的那么惨!!        现在,我早已退出了那个罪恶的群落,但退出之后接到的却是不少恐吓电话.今年春节,我家门口被人用黑笔画了个圆圈,我知道是有人故意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真相说了出来.其他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只想说出真相,直到我的文章被彻底封闭为止.        不要登陆凯迪了,中国人.

尽管我时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但我对照《办法》，却发现自己已多次“违法”了：我在网上算命，是游览了宣传封建迷信的网页，我违法了；我在网上读到一篇诽谤某某某的文章，我违法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色情小说，我违法了；我看到一篇批评某国家机关的文章，因为该文章损害了国家机关的信誉，我违法了；……；我竟然不但每天都违法，而且还是每天多次违法。按照每次五千元或每天五千元的罚款标准，将我罚得倾家荡产仍不能达到《办法》的要求。我能不恐惧吗？全国的网民能不恐惧吗？从此，从不做亏心事的我，也害怕半夜的敲门声，深恐闯入几个公安强行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开出一张张罚单……。

尽管我时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但我对照《办法》，却发现自己已多次“违法”了：我在网上算命，是游览了宣传封建迷信的网页，我违法了；我在网上读到一篇诽谤某某某的文章，我违法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色情小说，我违法了；我看到一篇批评某国家机关的文章，因为该文章损害了国家机关的信誉，我违法了；……；我竟然不但每天都违法，而且还是每天多次违法。按照每次五千元或每天五千元的罚款标准，将我罚得倾家荡产仍不能达到《办法》的要求。我能不恐惧吗？全国的网民能不恐惧吗？从此，从不做亏心事的我，也害怕半夜的敲门声，深恐闯入几个公安强行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开出一张张罚单……。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我认为最接近中南海的是网络，最接近网络的是百姓，中南海高层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原汁原味的民意”，杨平在其帖子《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中写道。他的志向是，通过借助这张无形而又无边的网，构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网络反腐平台。

　　然而，10月中旬，当记者在办公室采访杨平时，他由当初的愤怒转为谨慎和敏感，语气判若两人，“在接到举报信后，纪委专门调查过，这件事，公安部门绝对是正确的，”他说，“调查结论不对外公布，媒体也不要报道了，这件事很敏感。”

　　因为警方至今还没有归还电脑主机，邓海平仍在等待杨平的消息，只是再也不敢用网名登录论坛，害怕“一发帖又被抓起来。”他以为，只要等到纪委的消息，一切都会结束。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两会”就要召开了，想来你就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代表我们这个选区的选民（自然其中也包括我）行使庄严的国家主人的权力。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被你代表了，但你是何方人士？你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姓甚名谁？这些我一概不知。唉，你看，我都被你代表了，你总得让知道是你是谁吧？我相信，对我们这些选民来说，是谁在代表我们，这不可能是什么“国家机密”。

让你所代表的选区的选民知道你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虽然你不是我们直接选出来的），最好公布你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可以时常与你联系，这样有利于你了解你所代表的选民的想法，以便你更好地代表我们嘛。而且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你所代表的选民来说，你是谁不应当是什么“国家机密”。

虽然我们的人民代表制度无比优越，但人家有一点还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老美的议员们，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他们对自己所代表的选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极其关注的，他们得不断地到自己的选区的选民中走动，了解选民的想法；自己在国会投票的情况及其它活动都要不断地向自己选区的选民如实汇报。

网民抗议 一名中国网民甚至还设立一个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网站（www.anti-cnn.com），指责这家新闻机构在国际新闻界"领头撒谎"。 这个网站声称，设立网站的目的是为了"收集、整理并发布西方主流媒体作恶的证据"，让网民"认清西方媒体卑鄙无耻的真面目"。

这位作者难道是90后的日本人吗？这么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爱国教育，自古就有。尤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代人在血与火中接受了最大的爱国教育。1949年，中共主政，中国即全面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多的宣扬和平与发展的概念，尽量减少民众对不愉快历史的仇视。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终于走向了和平与理解。我们可以肯定说，最近30年，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高涨走向衰弱的过程。 　　读卖新闻的这篇文章说，最近上演的民族主义似乎已经超出中国领导人的控制。最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它们似乎主要是由互联网信息和电子邮件交流驱动的。截至6月，中国有大约2.53亿互联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而大部分的网民都是支持民族主义事业的年轻人。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关注，但也惹来特定人士对其进行有组织的攻击，有愤青在《中华网》军事论坛发表批评帖子并得到许多跟帖，其中有不少是针对南方都市报的。北京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表示：“在网上的批评是免不了的，因为现在网民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而且像这种帖子也不会被删。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人士也在跟帖，就是使这种批评汉奸的声音更加强大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但却明显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否则那模多的网络警察为何不将这些帖子给删掉？”

“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失去理智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种文革遗风。其实这种情绪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只不过藉这种时机爆发出来而已。”

我经常说和谐社会就是，和就是庄稼旁边一个口，就是大家要吃饱饭；谐就是言皆也，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也就是多种声音，言论自由，这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比如西方的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舆论导向”的责任，因此民意往往借助互联网来表达。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上网是比浏览传统媒体更为明智的选择。

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以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的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采访规定，废止了过去境外媒体采访需要有境内单位接待并陪同的限制；开放ＢＢＣ、美国之音、中文维基百科等境外网站。这些政策宣示和法律法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政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胆识和诚意。

中国网络企业家和社会媒体专家毛向辉说：“中共的目标是增大噪音，淹没中国互联网进步和多样性的声音。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另类的封锁系统，利用五毛们来监视公共言说，同时在网络空间降低其他声音的影响力。”

很快，“人肉”搜索引擎开始行动。网民们在互联网上疯狂搜索那个首次提问的幸运网友的信息。不久网络上就充斥了调查结果。网民们说胡锦涛同一个五毛对话已是“铁板钉钉”。调查表明，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大好河山美如画”至少曾三次被选中同中共头目交流。

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作者弗洛姆说过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互联网这个新事物的出现能否推进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进程，取决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不能学会理性、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学会对不同的、乃至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容忍

　新民网记者10月31日电话采访了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虽然尚未到法律规定的裁定最后期限，但该法院立案厅已经明确表示，法院决定对此事不予立案。 　　法院所持理由与新民网此前报道披露的原因一致：需等待政府的赔偿方案。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表示，已接到上级法院指示，暂不受理任何有关三鹿问题奶粉的赔偿起诉。新民网记者询问有关部门是否下发相关文件，新华区法院则表示，是法院内部通知。 　　新华区人民法院同时表示，也不会向此案当事人提供不予受理的裁定书。(新民网 张静)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特大灾害的巨大阴影下强烈凸现。权为民所授。政府的救灾大计，必须以受难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并接受灾区人民的监督，甚或是苛刻的挑剔。当大规模救援行动展开之际，我呼吁，对从浩劫中侥幸逃生的余悸未消的灾民群众，须以最大的仁厚与宽容，去善待与保护。

面对情绪起伏的灾民，我们不能只说，解放军来了，子弟兵万岁；我们还要说，进入震中的艰险阻挡了救援队伍，而救援队伍多么应该早一晚到达！政府要倾听他们的怨言甚至愤怒，要以极大的耐心，向灾民解释当前的局面和政府的行动决策。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