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新社报道,本周四,美国政府警告中国不要冒科技孤立主义风险,发展独有的技术标准来隔离国外公司的竞争。 美国商务部长Padilla说,尽管已有广泛被接受的国际标准,中国政府依然制定了自有的标准,且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对于中国的标准创新,他 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为本土企业提供一些必备条件,使他们具备不公平的优势条件,但对中国来说这是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中国这么做可以在短期可以赢得一些竞争优势,但长期来看,它限制了产品的发展,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也阻碍了中国竞争力的增长。

想必这些细节你们都知道了。学校草坪临时栽的，马路临时铺的，食堂临时装修的，这些倒还无所谓。关键在于，总理来了，同学们拿着学生证都不能进校门；在学校的被封闭在宿舍，不能上自习，不能去食堂吃饭；而那些教室里的、食堂里的一律是学生中的特权人士，是学生“干部”或党员，是有关领导特意安排的。据说这些“干部演员”之前就说什么话已经接受了不少于三个小时的专门培训。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政法大学学生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就成了政法大学学子的形象，你们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吗？你们在意吗？你们不仅被“代表”了，而且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这和温总理视察农村时见到的“农民”都是干部“扮演”的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简直不敢想象温总理的政法大学之行会如此荒诞。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温总理视察学生宿舍2号楼的时候，在一个楼道口原定计划是向左转，但右边楼道里原本被封闭在宿舍里的同学冲出来大声喊总理过来，温总理于是走过去，但等他到宿舍里，该宿舍的学生已经被挤出去了，围在温总理周围的仍然是学校安排好的人。再比如，原计划总理12点就吃完饭，可是围坐在总理身边的学生“代表”光顾的听总理讲话吃的太慢了，总理于是说等他们吃完再走，这样就比原计划延长了近半小时，于是法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等到快一点钟了才能去食堂吃饭！

以大陆而言，有些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大部分人不再担心饿得前胸贴后背，但自由民主远远没有成为民族血管里共同的文化记忆，言论自由的空间有待继续扩大，与文明世界的对话还需要从容不迫的风度和宠辱不惊的气质，而不是看到异己就口诛笔伐，如临大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道歉，甚至饱以老拳—-

　　过几天，佛王又要去斯特拉斯堡的欧盟议会讲演了，纪念上次讲演二十周年。就是上次１９８８年的讲演，让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在这个斯特拉斯堡提议里，流亡者要求的“另搞一套”，是在吐蕃举行民主选举。　　但是，这显然是中阳无法接受的。香港直选，还要等到２０１７年之后才会考虑，吐蕃怎么可能在这之前就选举？说句大红色的话：接受这一条件，势必打乱中阳关于政治改革的战略部署。　　中阳不可能接受这种冲击全国政治体制的条件。佛王想在有生之年回归祖国，必须放弃这一条件。

兰瑞峰及家人四处信访反映，要求县人事局出具书面通知并说明“不合格”原因。2007年9月3日，文成县公安局以信访方式答复称，兰瑞峰的大舅刘化荣曾因滥伐林木罪被执行缓刑，按规定审定兰瑞峰政审不合格。

弟媳妇怀孕4个月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严打”，只好离家出走，加入“超生游击队”。 “怎么，兄弟也要抓吗？”按照我乡的惯例，一般是抓怀孕妇女的娘家人到乡政府，倒很少听说兄嫂也要抓的，看来，莒县的计生政 策尤甚我乡一筹。 “婆家、娘家人都要抓的。”农妇正色道，“弄到乡政府关起来就不让走，除非孕妇乖乖回来流产。不跑怎么能行啊，关进乡政府是 要挨打的，这一跑，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 “兄弟六人都要跑？” “都要跑。” “嫂子、弟媳都要跑？” “都要跑，不跑就抓。” “算来可就是12口人了。” “还多呢，弟媳妇兄妹四个，那三家也得跑。” “都是一个村的？” “一个村。” “那可实在太壮观了，18口人一块跑。为了生一个孩子，18口人要在外面躲半年。”

不过,大唐移动一直不承认自己拖了TD的后腿.去年,大唐移动一内部员工将矛头对准中移动,“中移动对何时上TD并不紧张,而是经常找茬,挑瑕疵,不等十分成熟,绝不商用,以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大唐移动作为TD的主要推手,是否就真的尽到了责任?这次的社会化测试和试商用,狠狠地打了大唐移动一记耳光.在问题接二连三地暴发后,它也没有了过往的强势,其总经理谢永斌近日表示,希望市民以宽容心态体验TD,毕竟目前网络覆盖还需继续完善.

不得不承认,我国在发展自有3G技术切入时间太晚,而国企背景下的大唐,在严重的内部权力斗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能量,这也影响了TD的进程.目前,TD的技术成熟度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导致其在本土及全球推广这一技术面临极大的困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4G标准上.

出于他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位美国青年写道："近来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带给中国尊敬或荣耀。相反地，在外人眼里，这些行为使中国看上去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uncivilized and brutish）。我想帮助我的中国朋友，尤其是那些旅居海外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恰当的处理西方的政治争议，这样他们就能更好的让外人了解他们的祖国，修补中国的国际形象。。。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

先来看这场官司的大致经过：1990年6月，湖南女商人黄友元因涉嫌投机倒把被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收容审查（4年多以后才解除人身限制），期间她的一批煤炭被该分局“代为处理”；1995年3月黄友元提起行政诉讼，一年后胜诉，法院判决该分局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但过了12年，黄友元仍然没有拿到这笔赔偿。在这18年里，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投机倒把”罪名也从《刑法》中消失了。在黄友元胜诉后的12年里，从湖南省高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都专门就此案的执行问题作出复查或批示，今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遗憾的是，岁月让黄友元从一个中年女富商变成今日贫困交加的老年人，甚至当初审判此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也已先后离世，而她能否拿到这笔赔偿的前景，却依然“并不明朗”。

4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08年3月13日凌晨4时55分，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死亡。李国福所举报的“中国白宫”图片曾在去年流传于各大论坛社区。这个帖子以《组图：各地被曝光的豪华办公楼》的标题见于各大论坛社区。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我公开讲过，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就比美国的人权状况要好，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我们问题至少应该比美国多五倍，那才说明我们人权状况和美国一样。但现实是，我们目前人权状况比美国的好，说明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我在大会上讲这话引起会场上哄堂大笑，大家都鼓掌，也可以看出美国不得人心，他们把人权问题高度政治化，为本国政治服务，把人权问题作为工具，做法很不得人心。”

“和谐内含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人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重要素，在此意义上，和谐社会中人们对人权的诉求有着与前三代人权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

“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王千源在接受杜克大学校报《Chronicle》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会接到各式各样的怪异电子邮件及电话，都要“感谢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他们公布了所有的资讯。”(chinesenewsnet.com) 然而，目前是三年级研究生的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李治中，则否认联谊会涉及公布学生资料，但他承认含有个人资料的讯息，是透过联谊会的自动化公开电子邮件分散系统被传送出去，但这份讯息已被删除。(chinesenewsnet.com) 王千源认为，联谊会方面一直在逃避责任。“学生会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所有的证据证明这个组织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chinesenewsnet.com)

事件发生后，包括杜克保守联盟、学术自由学生、杜克人权联盟、杜克学生伦理与杜克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几个杜克大学学生社团，均要求调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并废除此学生团体。(chinesenewsnet.com) 但王千源认为解散联谊会不合适。“这团体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只是在有些处事上做得不合适，一定要道歉是肯定的，但其他都依法律程序，我不想做过，也不想受太多冤枉。”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昨天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关于胡嘉（胡佳）案，胡嘉现在监禁中，他的律师说，在提起上诉的有效期内他们不允许和胡嘉见面，他有没有提起上诉？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律师和他见面？”女发言人姜瑜回答：“胡嘉（胡佳）的案件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司法的权力。”这个回答，和以前杨洁篪、温家宝等人的回答差不多，无非是“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佳的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办理”……   不说法治还好，一说法治不知多少人在笑。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家人软禁在家并且切断家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绑架、软禁当事人的亲友，逼迫他们作“证人证言”？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阻止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庭审？如果是法治，为什么不去惩治对公民发出死亡威胁的网民却把批评政府的网民关入大牢？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欺骗、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并阻止当事人上诉？请各位国保警察和法官扪心自问：胡佳的案件，果真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

具可靠消息已经有  20万人的各国特务和国内叛徒渗透到了全国各地散发和挑拨群众，进行打砸抢等活动，甚至还会伤人杀人， 到时候这些账都会扣到中国身上，都会扣到中华民族身上。

那些拉条幅，喊打喊杀的都是特务和叛徒。你们要是也跟着，给中国的账扣定了

现在，30多人的华南虎考察队还在镇坪“找虎不止”，真不知他们是为了找虎，还是在为“面子”而战？我们只是知道，这样的“考察”，肯定要花费不少纳税人的钱。为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要迅速叫停林业局华南虎考察队在镇坪的所谓“科学考察”，进而追究有关人员的决策失误。（来源：南方都市报 周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