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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玛尔提丝2002年至2003年在CCTV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她在比较中西媒体时说：如果美国官员要求CNN停止报导这个事情，CNN马上就会报导：今天有人打电话要求我们停止这个报导。许多美国政府的官员经常抱怨媒体的报导不真实。很明显，美国的媒体不受政府控制。 CNN当然也会犯错误，但归根结底它代表的是自由和公众的利益，不是美国政府。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不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杰作吗？ 瞧瞧，什么是独立媒体？什么是新闻记者？那些谩骂CNN的网民是多么丑陋、愚昧和可悲！

“一名美国记者在战争时期有义务竭其所能地帮助他的国家打赢战争吗？”CNN著名的战地记者阿内特回答：“我认为他们（记者）的职责首先不是为美国效力，而在于告知公众（真相）。” 布坎南咄咄逼人：“如果你在战争中得到消息，伊拉克人的一次反攻即将发动，你会努力示意美国人吗？” 阿内特骄傲地回答：“不。我不是间谍，我是记者。我在以色列、美国或科威特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巴格达是因为我是CNN记者，它与美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谢天谢地。”

谩骂CNN的网民很丑陋、愚昧和可悲，因为，他们被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毒害太深。同时，他们的愚昧和可悲就在于真的以为CNN是高尚的独立媒体，真的应该很新闻自由和公正，所以忿忿不平要讨得公道地给予批判。 他们与推崇CNN的某些人犯了同样的判断错误。

　　年底来了，照例要评选点什么吧，这也跟“伟光正”学的。他们评选他们的，我们民间评选我们的，在信息海洋时代，看谁淹死谁吧。说淹死谁，当然言重了，重要的是，不怕与他们的评选公开竞争。他们的评选当然很搞笑，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而我们的评选则要尽量公正点，所谓尽量当然不是因为关涉利益而存心不公正，而是因为技术上比较难把握。比如“好黨员”太多，不胜枚举，而光荣榜有限，所以只苦了那些一时半会儿没被发现的“好黨员”。我是比较赞成对官员进行人肉搜索的人，因为我们的“好黨员”、“好官员”太多，不搞人肉搜索，无法发现淹没在人民汪洋大海之中的“好黨员”、“好官员”。人肉搜索是一个发现“好黨员”、“好官员”的有效措施。谁都知道制度重要，但用人肉搜索发现“好黨员”，宣传黨是如何“伟光正”的也很重要啊。

对领导干部的丑闻，过度渲染那多不好。丑化领导干部的形象，这岂不让民众对其他领导干部不信任了？领导干部形象受损，那影响多不好啊！可是，在美国，民众就是对官员不信任。所以，人家总是高举法律、新闻监督这些大棒做武器。一个官员犯了事，大棒就径直打过去。你既然要想当官，就得自觉一点，不要犯什么事。而且美国人民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官员犯错。他们不会把某一官员的错牵扯到别人身上去，他们只是就事论事。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还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当然，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

前几天，新华网做了一个统计，说在网民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反腐败。我深深思考了一下，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

　　“我认为最接近中南海的是网络，最接近网络的是百姓，中南海高层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原汁原味的民意”，杨平在其帖子《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中写道。他的志向是，通过借助这张无形而又无边的网，构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网络反腐平台。

　　然而，10月中旬，当记者在办公室采访杨平时，他由当初的愤怒转为谨慎和敏感，语气判若两人，“在接到举报信后，纪委专门调查过，这件事，公安部门绝对是正确的，”他说，“调查结论不对外公布，媒体也不要报道了，这件事很敏感。”

　　因为警方至今还没有归还电脑主机，邓海平仍在等待杨平的消息，只是再也不敢用网名登录论坛，害怕“一发帖又被抓起来。”他以为，只要等到纪委的消息，一切都会结束。

    监控录像成了关键证据后，为何会莫明其妙出“毛病”？答案很简单，这些摄像头是为执法者而设立的。咋能让它成为指控执法者和官员违法犯罪的证据呢？

第六，可以防止官员出逃。法国最近成为了中国外出考察团的官员们最喜欢失踪的地方，一旦中法交恶，那出国考察势必也难以选择法国，在欧盟国家内也考察的可能性也减小，中国官员们的出国考察团势必要选择其他购物和娱乐的天堂，这样一举可以摧毁他们出逃欧洲的多年人脉和关系的准备。

第三，可以保全我们的政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当局是当年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们亲自选出来的，所以说，他代表了我们，他正确就代表我们正确，他有面子就代表我们有面子。在互相的经济政治博弈中，如果我们获得了胜利，那就是当局胜利了，也就等于我们胜利了，但万一我们失手了，那这就是我们的错，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了一小撮人的煽动，引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因为我们的不顾大局导致了外交受阻经济受损，给政府台阶，胜造七级浮屠。

而现在，看着一些评论家们的意思，是不是面对老巴冰茅他们这些作家，我等必须觉得全部都很好？有异议就是我人格和涵养出了问题？也不用管个人的文学喜好如何，必须抛弃所有阅读口味，无条件臣服于他们？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官员，不能说制度，不能说腐败，难道连个写书的都说不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告诉记者：“这些护跑手是志愿者，他们不是执法人员，但是他们的职责是非常明确和神圣的，那就是要保护奥运火炬的安全、神圣和尊严。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对此能够予以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

昨日仍不清楚日本是否将向中国“护跑手”发放入境签证。日本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其它国家允许中国安保人员入境，让日方感到诧异。

这一危机昨日有所加深，原计划在日本长野市举办的一场庆祝奥运火炬到访的活动被取消，尽管官员们表示，火炬传递路线本身没有变化。“我们希望专注于奥运火炬传递本身，”传递委员会表示。

　“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详细解读如何突破结构性矛盾\确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调整主攻方向。“广东为什么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看得早、想得早、干得早、开放得早。但你不创造条件，不优化环境，别人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把总部经济都挖走了。”朱小丹此时说到了“网易将离开广东”的传言。他接着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集聚高层次人才都没以前好了。创业者要考虑他在这能不能大展身手，能不能实现抱负，能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网易如果真的离开了广东，我相信会产生一种联动反应。所以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这里发表的将是壹报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官方媒体与公开的媒体上开始了一股热腾腾的大合唱：地震不可预测。腾讯等网站还开设“脸厚可以预测地震”等专辑。各级官员与专家纷纷出来声称地震不可预测也没有预测。中宣部则规定了校舍建筑质量与地震预报是两大禁区。壹报主人认为这两大禁令是对民族生机的扼杀也是对民族智商的蔑视。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其中，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近日带队至法国考察“失踪”一事，已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其所任职的卢湾区为上海市中心主要城区之一。忻伟明“失踪”事件在上海市卢湾区政府内部被统一口径为“逾期未归”。

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是的，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想、而且相当想。但是我的观点是本质上中国人并不真的想（请注意关键词“本质上”）。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想”，比如，我们都认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是真的想拿金牌，接下来我们把中国学术界和中国体育界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就支持了我的观点。 为了夺金牌，中国体育普遍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运动员、教练、甚至官员的上下都是由运动成绩决定的。成绩不好，教练下课、官员下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那么，中国学术界呢？您听说过哪位大学校长、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丢了官职吗？您也许会说，学术界和体育界不一样， 我承认它们是不一样。 但是，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性研究的，而整体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至今并不是以原创性为基本原则的。连游戏规则都不一样，是真的“想”诺贝尔奖吗？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得诺贝尔奖？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把其他的原因留给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今天我只讨论一个，那就是原创研究其实很不“经济”。

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把这看作找替罪羊，也不认为是在为三鹿开脱，而是立刻就断定，这是身处危机中的河北省当局在寻找脱困的方法。具体而言，一把扣住问题出在奶源和收购环节，等于是点燃了一把烧向全行业的火，这是在通过扩大事态而求自己生存的法术。

事隔几天，果然不出砍柴所料，高到离谱的三聚氰胺2565毫克/千克奶粉的真相尚未公诸于众，李长江已辞职下台，而河北省仅石家庄市委书记等免职而去，一场大危机，行将以如此处理收场，不能不让人叹服中国官员处变不惊、力挽狂澜之水准， 而在一个一向自诩中央领导一切的国度里，地方官员如今可以摆中央一道，也可以看出经过30年来的地方分权后，中国政治的一种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