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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实名制后，人们就不敢上网批评政府和官员了，瓮安的老百姓不敢说真话就是实例，谁不怕被查处？有些网民虽然在网络上批这批那，其实他们也没什么目的，不外乎就是上网发发牢骚，发完了就睡个安心觉。一旦实行实名制，他们连牢骚都不敢发，怕惹上麻烦。因而，实名制会使老百姓噤若寒蝉，网络上会一片歌舞升平。群众没地方发表意见，官员就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久而久之，老百姓因无处发泄，积怨越来越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瓮安事件正是一个教训。

勃起的不是老百姓。外地老百姓被限制进入北京，北京老百姓被限制出行，不仅汽车，连行人也要减少出行，让道给洋人。老百姓被告知：别来北京看病，血液要为奥运留着。一些企业被勒令停工，据说为了北京的空气。一些感冒药因为含有麻黄素，被禁止销售。 勃起的是中国政府吗？政府也没有勃起。官员们战战兢兢，被提醒奥运会是一个危如累卵的活动。奥运圣火所到之处，商店关门，交通堵塞，花钱如流水。某个朋友私下跟我讲，他们城市为了迎接奥运圣火的总投资超过2亿元，当然不包括市民的间接损失。我们知道每一个官员都是很可怜的，出一点差错就可能丢官。为 了这个岗位，他们付出的可能不止十八年的奋斗，还有难以估计的人格尊严和良心。

国家政权的作用是什么？是威逼老百姓做出丢失国格的事情？威逼老百姓丧失人格衬托洋人的尊严？威逼老百姓集体展示东亚奴国的风采？ 勃起的是是中国人的贱。

杀人者杨佳为什么成了民族英雄？因为支持他的每个人都想杀人。

三鹿奶粉方面与当地政府穿了连裆裤是傻子都看出来的道理。三鹿产方和石家庄政府，甚至是卫生部、国家质检局等相关部门都是极有瓜葛的利益相关单位。这些利益相关单位早都从内部获知消费者投诉或者医院病况，但是为了所谓稳定，为了奥运，为了更多的相关利益链，他们当然可以置人命于不顾。中央政府有稳定的压力，各部门有自己官员的官帽和实际受贿利益，当地政府的税收以及GDP，大批与此相关官员的贪腐，组合在一起成了类似三鹿奶粉这种企业危害民众利益而不受真正惩处的保护伞。商业利益使得这个保护伞的组合不只是政府各部门的贪腐与违法，而且连结到新闻媒体在其间的猫腻。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安，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洋洋（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華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安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我在5月13日的中国新闻网上，看到了《因地震而哭泣，而愤怒！》一文。文章中提到：“在此次地震(指汶川县)发生前，当地民众就发现了种种异常现象，他们根据常识怀疑可能将发生地震，便向当地政府汇报，但当地政府官员却说这是谣言，并公开发表“澄清”，“澄清”的相关内容，直到地震发生后，才从当地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撤掉。”    四川汶川县的地震，我们的地震机构没有预测到，百姓虽然预测到了，却被当地政府官员认为是“谣言”。如今“谣言”成为了事实，使上万人丧失了生命，这完全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我国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权在政府，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发布有关地震预报的消息。

由 于官方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言论控制手法，加上正处“敏感”时期，除新华社简短的定性文字外，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不置一辞，而网络控制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 封锁程序，因此，许多人在消息上网后几个小时才开始留意到这一事件的发生。6月28日夜，按照一般习惯，我登陆百度瓮安吧搜索信息，却见网友正痛骂该贴吧 吧主胡乱删帖，当然，这样的骂帖也会很快被删。这时候，我看到一位网友向吧主发问：“我的帖子只是找人的啊,请帮我恢复好吗？”紧随着一痛对吧主的跟帖乱 骂后，吧主现身了：“楼主， 等过几天你再重新发，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是百度疯狂地‘和谐’，我也找不到你的帖子，在这里向你道歉了。” 这时候，从各地赶到这个偏僻小吧的网友才知道怪错了对象。不久，这位叫作“临望蓝天”的吧主又发帖称：“我没删过谁帖子，甚至连我自己的帖子都被和谐，我 能说什么？”到了29日上午，再次登陆瓮安吧的时候，发现吧主的名单里已经没了这位“临望蓝天”网友，由于不满言论管制，他辞职了。

有数 据说2007年中国用于网络控制的费用是1000亿元，今年的数据肯定会大大增加，其中也少不了瓮安事件的贡献。

事实上，瓮安事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不特别恶劣，此前的汉源事件、大竹事件、汕尾事件等，同样都是由官员侵权引起民变，民变引起弹压，尔后是大量的网络 谴责与抗议。不过，瓮安事件却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排名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由瓮安事件中的网络抗议得以体现，另一方面，网民表现出的愤怒超乎寻 常，过去那种“中央是好的，地方官员乱来”的批评基本没了市场，

这两起孤立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积怨酝酿的可怕危机潜能，反映出现行制度化解与处理社会危机能力的薄弱

在个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中国，互联网这样一个虚拟空间意外地被时势造成英雄，承担起主持正义的社会公器，承担起它本来所不能承受的重量

这更见证了中共地方官员在社会危机管理上的不合格，失去了起码的现实感。可以预见，只要地方官员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冲突，中国式墨菲定律(能有变糟的可能就一定要变糟)就会一直演绎下去，而瓮安事件只不过是这一普遍逻辑下的一个特殊变异结果

　红十会人士现在称：“并不是开不出捐助物资抵税发票，只是很困难，我们工作人员是在震余的危房中盖章。”姑且信之吧。 　　　如果红十字会捐物不开发票，企业无法抵税，如何刺激他们的捐款冲动，这只是问题之一。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我觉得客观的说，毕竟红十字还是专业大规模的官方救助渠道，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目前救人要紧，大家还应合作，只是需要民众一起要求它改进。 　　有人要问：既然红十字有如此问题，民间组织为什么不单独做？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称，十五日晚北川小学中止了搜寻工作，营救人员全部撤走。结果十六日，一位老太太独独没有放弃，一遍遍走，用昏花的眼睛还发现了五名一息尚存的小学生在钢筋水泥深处。大人们立刻吼了起来……不知有没有得到救助，记者与灾区失去联系。我们都不应当放弃啊。

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四川各个地方的官员表现并不一样，有许多官员还是比较老套的思路，灾难一下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捂，少报或者不报灾情，以便不影响他的政绩和官位的升迁。

公务员法及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公务员任职前都必须进行公示，并且，曾受到撤职处分的公务员两年内不得晋升职务。 此次随着段春霞的重新启用，去年因黑砖窑事件被处分的数十名党政干部，是否 都会在集体“蛰伏”之后，“带病”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记性好的朋友们也还没忘记因为“非典”而免职的孟学农后来也是异地而官，基本上木有受到影响。凌晨任命黑砖窑涉案官员意欲何为 ，血泪铺成的黑工路，是否仍会继续？ 在民间依然对寻找黑砖窑失踪孩子锲而不舍的情况下，有些官员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有些人没有良心也就罢了，但他们还要往我们流血的良心上撒盐，这就是我们愤怒的原因。

正如一位中国官员前些天所讲，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十分复杂，中国的银行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犯这种错误的程度。

一位投资者上周五在热门股票聊天室东方财富网(eastmoney.com)上写道：“美国政府极其活跃，但中国政府眼看着我们的钱蒸发掉，却无动于衷。”

鉴于许多政府官员参与了去年席卷中国的炒股热潮，此次大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私下交流机会。

我不知道外国记者里有多少有这种小家子气意识--你丫越是不让知道越不让我采访我越是要写，越是要写你怕被我写的东西，而且写得越坏越好。他们在国外没遇到过这种畸瘤，在国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深恶痛绝。 中国政府 曾经号称过在奥运前夕要放开媒体，任何外国媒体到地方采访，只要当事人同意，无需经过外办批准。当然，这个誓言，跟他们很多以前的保证一样，是一股貌似温 馨的屁。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外国记者在华有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出过一篇报告，里面有他们翔实的在各地受到的遭遇。

每天我们收到的长的要命的邮件里，凡是新华社啊China Daily的新闻，基本上是唱颂歌的英文版，反过来只要是外国记者写的文章，除了极少数，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环境污染啊，强制拆迁啊，土地纠纷啊，官员腐败啊，西臧新江啊，这些CPC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压之藏之而后快的东西上。

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知道他们所居住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中国政府官员们表示，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不能保证不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也不能完全确保杜绝奥运品牌商品的盗版行为。

“我尚未获得明确消息哪些网站将被关闭或者被屏蔽。但是为了保护年轻人，一切不健康网站将被关闭。”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自从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网络非常谨慎。”

联合国保护人权的办法与程序如下： 报告阶段（三种方式）： 1缔约国可以自己作报告。 2就其它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 3受害人与NGO组织的报告。

上述三种报告均有法律效应，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经常发表的《美国人权白皮书》与《中国人权白皮书》属第一种与第二种，胡佳在国际网络上发表的人权报告属第三种。胡佳有权就所知人权受害者状况向国际社会公布自己的调查，此种行为受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公约保护。 然后递交给国际社会，联合国。 审议与解决阶段：（五种方式） 1， 反馈为国际人权机构人权状况审议 2公开审议构成国际压力 3以一般或特定国家事件各方式的建议 4国际机关及成员会议解决 5国际人权法院。 这些手段都受国际法保护，欧洲议会对胡佳案的抗议决议，欧洲议会主席对胡佳受害的谴责，美国务卿赖斯对胡佳案的关注都属于这个范畴。

全世界都在管闲事，干涉我国内政吗？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怕他乱说，但是要警惕他乱做。要反对他的言论，更要反对他真的把言论付诸实施。现阶段，百姓要完全制止官员乱说话、乱做事尚缺乏有效制度手段和实现途径，但至少可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这些言论，可以起到到”信号弹”的作用，但要注意到不仅是这个信号，更是其背后的含义和行动。

然而，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都得讲点起码的规则：老师的规矩就是教书，叫他去招商就离了谱。打盹副局长、招商不成的部门头头属于公务员，对公务员如何任用、奖惩，有国家《公务员法》说了算，对未犯法的公务员擅自拿下，叫以权废法。 仇和现象说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土壤，给仇和式的官员赋予了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对内可以将权力无限延伸，舆论、民意根本无可敌之力。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的神经已经疲惫，手指和脚趾都冻麻了。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特别是在有可能因一场冲突而丢脸的官员们面前，但我还是发火了：“我需要把这事办完！”我用中文喊叫道。“可以！可以！我一整天没干别的事。我赔了很多钱。我很快就要回美国了，我今天必须把这辆车卖掉。我再抽不出一天时间了，你们可以把这件事办完！”这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对我说只有他们的领导能决定是否让我给车过户。我们走进办公室。这位身穿制服的警察看上去不是善茬，他不像是个可以通融或吃我这套的人。在高森向这位警官作解释时我选择了默不作声。高森说我是个重要的外国人，要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而更多的大学生选择考公务员，因为权力从未像如今这样值钱过，“权力寻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台湾陈水扁因为“洗钱”等罪被抓起来了。中国有没有类似陈水扁的腐败官员？腐败金额有没有超过陈水扁的？他们都被抓起来了吗？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行贿，被美国绳之以法。行贿人受到惩处了，而接受贿赂的有关人员居然稳坐钓鱼台。水波不兴，因为“水深”得很；反腐败“出口转内销”而“内销”不动……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做官跟做生意一样，不是看你文凭有多高，党校文凭比北大、清华的文凭还要值钱。这个社会的资源源源不断地向权力集中。权力受不到应有的监督，读再多的书有用吗？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文化部下属的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一位官员发出信号，要求本地发行商不要去订购枪炮与玫瑰的新专辑，任何名字中有“民主”的东西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