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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2月份提到了在中国关押的三名犯人。其中一人是美籍华人邵裘德(Jude Shao)，他因被指控在医疗设备出口业务中偷税393,000美元而被判入狱16年，到今年5月，他已在狱中度过10个年头。邵裘德的支持者表示，上海监狱最近改变了允许他申请假释的承诺。当地有关部门拒绝就邵裘德案发表评论。赖斯提到的另一个人是艾滋病活动家、博客作家胡佳。他利用即将举办的奥运会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今年4月被以颠覆罪和诽谤罪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第三个人是曾任报纸记者的师涛。他因一份有关中国政府政策的电子邮件而在2004年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10年。这起案件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检方用作证据的是师涛电子邮箱所属的雅虎(Yahoo Inc.)旗下一家子公司提供的帐户信息。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学生的数据只不过是广袤的数字信息海洋中的一个泡沫，这个海洋由密集的传感器网络所创造，从手机到GPS设备到标签，它记录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再加上互联网冲浪记录和信用卡等信息来源，数据之海就是所谓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新兴领域的基础。新技术的推动，互联网正稳步的侵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更高效广告传递，到社区组织管理的新方式，集体智慧提供了强大的能力。但是，甚至是从业者也承认，如果被滥用，集体智慧工具会创造连老大哥都梦想不到的奥威尔式的未来。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以往大地震前的前震观测，我们建了很多台站，观测地球物理变化、地球化学变化还有地形变化，这些台站从不间断地记录数据，这次我们观测到了一些信息量，但这些信息量没有以往大地震前那么丰富，现在表现出来的前兆异常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地震表现出来的不一样，不丰富，包括背景也是一样，大震发生前有一些背景，背景表现也不一样。

正如这次地震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平静。

像1976年松潘地震前，宏观异常是非常丰富的，几起几落，而且范围都很大，很惊人，这次基本上没有。另外也不像1975年的海城地震，海城地震前一天小震活动很丰富，这一次没有。7.8级地震前没有记录到小震活动，这些都使我们没有办法决策，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没有办法决策。我们是在背景上感觉到形势很严峻，但在哪个时间会发生，发生在哪个地点，由于地震前信息量很少，所以不好作出判断。

据记录，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就曾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 他甚至表示愿意"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表示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 毛泽东当时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 当谈论到苏联当时有可能对中国发动军事打击的问题时，毛泽东被记录曾埋怨中国女人多数不会打仗。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2008年是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以上解释来自Wordspy ）泛滥的一年。我们见证了Twitter走向主流，生活流（lifestreaming ，指通过博客、微博客、多媒体等记录个人日常活动。以上解释来自Wordspy）占领了整个博客圈。各种社交媒体服务层出不穷，我们爱之、恨之、留之、弃之，2009年又将如何呢？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此事经过网友通过互联网爆料（youtube视频）后，人肉搜索再次发挥威力，林嘉祥的单位、职务等纷纷曝光，网民的声音也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于是我们看到，用户自创内容在web2.0时代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的时代，面对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公众越来越倾向于拿起DV、DC或者笔，将新闻事件记录下来。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普通个人，还是企业，都需要注意自己品牌的维护、声誉的管理，否则自己可能在瞬间面临声誉崩溃、前途完蛋的境地。

提供上网的服务器应有固定网络地址，要如实登记用户有效身份证明、上网时间等，登记记录应当保留60日以上。发现恶意攻击他人的帖子后，应当立即删除违法内容。违者最高罚款5万元。

网民林先生则说：“不会这么严重吧，还要罚款，那我们去哪里发泄啊。”

本年度最佳中文博客授予律师刘晓原。刘晓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2000年通过了国家的律师资格考试。3年来他一直坚持书写博客，帮助人们了解法律知识和程序，参与社会公众活动，帮助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呼吁法律程序的透明化，并且和其他专家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的法制体系。

德国之声和“记者无疆界”组织共同推出本年度两位 特别奖，其中一个授于中国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丈夫被秘密警察带走后，她依然勇敢地撰写博客，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几年来坚持书写博客，让人们了解在监控下的生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100多条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纪录建议。中国拒绝了包括废除死刑、增加媒体自由等建议。

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接受的一些建议令人发笑。例如斯里兰卡要求中国与全世界分享如何把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与区域民族自治相结合的经验；津巴布韦认为北京当局应该增强它在世界各地的传媒影响，因为北京的政策目前被严重误解。

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拒绝接受这些基本人权，显示其没打算改善人权状况。中国的立场现已白纸黑字的记录在联合国，这就是让中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汇报的重大意义。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作为这家合资公司的小股东，Skype随后在官方Blog上发表声明并道歉，而大股东及肇事者Tom在线，至今似乎仍未有任何表示，甚至连国内最先报道此事的网易，也已经删除了相关新闻页面（仍可在百度快照中查看）。

大概人们已经对监控、GFW这些行径已经达到麻木的程度，而无力言说，而且注重隐私权和通信安全的人应该都不会选择Tom版的Skype而是使用标准版Skype，虽然标准版据称依然是安全的，但坏消息是：“来自其它国家Skype用户一旦与用中文版Skype的人进行联系，也会受到监视。”

扎卡里亚：当我到了中国，住在宾馆，往电脑里键入一些敏感字词时，节能看到防火墙的启动，人们称为防火长城。当人们没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个社会如何能称为一个文明社会呢？               温：中国现在有2亿多因特网用户，并且中国的网络自由已经被许多人、甚至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所认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象世 界上的许多国家那样，也对它做了一些适当的限制。在中国的网络上，您能够获取许多对政府进行相当尖锐评论的记录。正是通过浏览网络上这些尖锐的观点，我们 设法查找问题，并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不应当害怕尖锐的意见或观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