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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國憤青跟台灣網友的說法多半是藉由擷取一部分的事件斷面來型塑有利於自己的論述。例如中國憤青馬上就把這件事牽扯到美帝陰謀或是歷史必然，好像這樣就可以忽視藏民的人權跟吶喊，就可以因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哪次暴亂不死人而決定藏民的死活也只會是未來歷史的一個點；台灣網友分成兩派，一派馬上把選舉跟西藏事件扯在一起，好像西藏人民被開槍射殺的最大價值是可以拿來替支持的候選人助選，另一派就是避不吭聲，完全不在乎這回事，好像自家候選人亟欲在未來努力打交道的國家如今屠殺百姓就可以當作沒看見。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崇高的，這是幾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涉及到「獨立」問題藏族人才那麼信奉他，而是從始至終都非常信奉他。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什麼討論都會失去公允性。

達賴喇嘛自從70年代開始，就放棄了「獨立」這兩個字，而改用「高度自治」來作為他的訴求。當然，作為政治人物來說，任何動作都可能隱藏著其他用意，憤青們當然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之類的，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偉大的人。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災難﹐我們感到很抱歉。 毛澤東：用不著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有了他們﹐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如果沒有日本「皇軍」﹐我們要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繼續說：我們不談過去了。過去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好事情﹐對我們有幫助。你們看﹐中國人民不是奪取了政權嗎？

儘管這段歷史就如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靠種鴉片起家那樣的令數以億計的「毛迷」難堪﹐但歷史始終要尊重的。可惜這書讀過的人應該很少﹐而且似已絕版。

1954 年中共中國默認「雙重會藉」的問題，與民國政府同時各自以「中國」名義，連續四年一起成為國際奧委會成員；到了 1956 墨爾本奧運會，由於准許民國以 Formosa 名義出賽；然而中共中國卻為了政治理由，宣佈杯葛奧運會，甚至於 1958 年，退出國際奧委會！政治和體育不是應該分開的嗎？如果不滿意「兩個會藉」，那麼之前中共中國加入來做甚麼？由一開始就是「兩個中國會藉」，那麼中共中國加入那一刻，豈不是認同了「兩個中國」嗎？同樣在 1956 年，分裂的德國人，卻組織了「東西德聯隊」，一起參加奧運會；別提到最近的南北韓，亦經常同樣聯合組隊參賽了；先有「兩個德國」，可是德國統一了；再有「兩個韓國」，兩個韓國也常談到將來的統一；偏偏就是不准有「兩個中國」，彷彿似是洪水猛獸，結果不但奧運沒有聯合隊，兩岸的關係卻更疏離；統一不但遙遙無期，敵對的形勢卻有增無減！你說「政治和體育」應該分開嗎？那為何默認「兩個中國」會藉的中共中國，卻要杯葛 1956 年的奧運會？中共中國杯葛奧運的歷史甚為嚇人；由 1956 年起，連續為政治理由杯葛了奧運會七次；最後一次亦是最不能原諒的一次，就是 1980 年共產老大哥的莫斯科奧運會；1980 年中共中國不但得到了聯合國的中國議席，也成功和美國建交（同時令民國和美國斷交），在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賽的情況之下，中共居然勾結美國勢力，杯葛共產老大哥主辦的莫斯科奧運會。最詭異的一點，就是英國人沒有杯葛莫斯科奧運會；英國人「最政治」的行為，只不過改以「奧運旗」而不是國旗參賽而已；因此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原本亦打算「政治與體育」分開參加，可是當年的「親中派」，卻指「體育就是政治」，因此香港的中國人，不應該參加奧運會。因此，我們促請外交部立即向七屆被杯葛的奧運主辦城市，立即道歉；亦向當年因而無緣參加奧運會的香港運動員，立即道歉；而香港的聖火傳送，作為多年親中的梁振英這個「政治人物」，是絕對無理由，無權利參加的－－否則，中共中國特區政府豈不是默認了「體育就是政治」的硬道理？

在某些世俗国家中，有在比例上相当多的人信奉一种宗教（如土耳其）；而某些则有很大的宗教多元性（如印度）。有些国家在建国时已自我定位为世俗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些是经过世俗化才成为世俗国家（如法国），还有不少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历史上，世俗化的进程是由给予市民宗教自由开始、再而废止国教、停止使用公帑资助宗教团体、使法律脱离宗教的控制、开放教育系统（而不强制任何宗教）、接受市民改变信仰、以及是容许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担任政治领袖的。此外，原有的宗教假日不受到影响，而公众机构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宗教团体的影响和控制。

屈原的《天問》也從問自然開始而問社會萬物。從「天命反側，何罰何祐？」（天命從來反覆無常，何者受懲何者得祐？）一句之後，就涉及商周以後的歷史與人物，因此，問天的重點在於追問社會現象為甚麼會如此？

一直宣稱「以民為本」的掌權者，為甚麼會在毒奶粉向所有糖果業蔓延的時刻，能夠不「為祖國羞恥」，不為自己的失職失責羞恥，而反感驕傲，他們的心肺是甚麼做的？

「抑鬱於天空的火燄下大地靜默無說話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百姓瑟縮在惶恐下……」 「縱怨天天不容問嘆眾生生不容問……」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紀錄片教堂的文化批判很刺耳，評論者期待用尖刺戮穿「感動論述」的表皮，觸及 921 歷史的瘀血。正如《生命》不是一部與我們生命無關的紀實電影，批判也不僅僅是一種刻板印象。正因為有網路，我們得以如此迅速地互相援引、相濡以沫，我們也因為這些批判而得以凝視我們自身，延伸在感動論述之外的行動。否則今日的紀錄片熱潮不就是重演昔日的救援災難？善意與關注接續不絕、絡繹於塗，堆積在殘骸之上宛如鮮美的綠草果醬，塗抹九份二山封存了內部真相的現身契機。

在苦勞網的建檔評論裡面，在網路評論者的 blog 與回應中，這些對話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回到那集體的創傷體驗之中，再一次的反思與面對自己。正如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應該要有一種讓《生命》的影像能夠成為世界公民的公共財的授權形式，讓集體的生命體驗回到眾人自身。檔案共享不應該只是拿來傳遞消費取向的文化商品，也應該讓對生命的凝視、深刻的批判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傳遞，就如同這篇文章所選擇的 creative commons（創意共用公共財）授權模式一樣：創傷作為一種文件，應該要能夠被今日的技術環境與網路環境如實地保存下來，能夠讓人們以各種可能去尋找那點亮現在潛能的片刻。

中國的民主之路太遙遠，若是不停止在各方面對思想的監控與箝制，民主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但是，有條件的開放還是有一點機會的，就看當局願意對"有條件的開放"如何規範及定義了。

美國選舉不僅指出願景、並且就特定政策內涵進行公開辯論（但並不平常）。一般而言台灣與美國選舉策略大致同步，但在議題設定以及深入探索等等行為上興趣極低。

在台大附近買到當時仍是禁書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閱讀過程中我哭了很多次，這段血淚歷史國民黨根本提也不提！從此後我開始不再不假思索地信任國民黨的政治宣傳。

也許這就是答案吧。謝長廷先生，請你閉上眼睛，想像對著全台灣的人民說話：如果顏色是衝突的來源，讓顏色就在你的眼中消失；如果族群是衝突的來源，讓族群就在你的眼中消失；如果省籍是仇恨的來源，讓省籍在你的眼中消失。請用普世價值陳述你的理念，用藍綠共同的語言描繪你的理想。如果希望人民選你當總統，請先給我們看，你可以有總統的樣子，有總統的格局。因為，如果當選，你是「人民的總統」，而不是「民進黨的總統」。 一個人民的總統會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綠卡呢？是否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綠卡的歷史背景，唯一堅持的是人民利益，唯一重要的是確保總統候選人已經放棄，而不是無限上綱至人格的攻擊？

据记录，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就曾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 他甚至表示愿意"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表示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 毛泽东当时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 当谈论到苏联当时有可能对中国发动军事打击的问题时，毛泽东被记录曾埋怨中国女人多数不会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