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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秋风：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但是，优良的制度可以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人类源远流长的信仰与观念体系可以给那些幸存者带来慰藉，让死难者享有安宁。这次大地震测验了当今中国的制度与精神体系之健全程度，如果我们足够明智，这次地震也可以成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气象。但愿这次大灾难能够成为中国从根本上改进其制度、重建其心灵生活的起点。

朱学勤：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灾区位于中国龙门断裂带的岷江上游，已修建水库多座，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令人深忧。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

希望中国能认真考虑一下，对互联网如此严格的控制是否真有好处。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反之。至少，给世界的印象是坏的，也不利于取信于人。

西方媒体的襟怀坦荡也是值得学习的。法新社为艾滋村事情道歉，中国立即大报特报。现在，新华社也超高速地报导了德国电视台网站道歉的事。但是，中国媒体政策的制订者们和媒体的同仁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否也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襟怀坦荡，有错就承认中学点什么呢？真能学一点，也有助于自己媒体的可信度。

再来说巴斯夏，他说的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是不做家奴的自由，是挑战某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他要维护个体尊严，做能表达自由的意志的个体，捍卫一个独立的人自由。

“我们自己就能有感受，比方说，你电脑用了三五年，我问你，你电脑里都存了什么东西，你可能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从网上下载东西，下载一遍，下载两遍，下载三遍，你存的过程中就可能不知道存哪儿去了？”周汉华认为，有的时候，政府可能真的不知道信息“应该到哪儿去找”，当然也不想信息“不存在”的事情闹到法院。 “当然，有些情况下，也不排除政府就是为了掩盖，为了拖延，故意不给你。”周汉华说。

“从广义上解释，33条第一款并没有说不能起诉，第二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自然也可以起诉。”许志永说。

8月25日，公盟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对《条例》第33条作出司法解释。

“据我所知，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拟定司法解释。”许志永告诉记者。而另据媒体报道，《条例》施行两个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该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透露：“最高法院已经委托上海高院在作调研，《条例》司法解释第一稿已经出炉。”

《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汝城县5位市民，向县政府申请公开“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 ”的信息，遭当场拒绝，理由是：“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几个月前，四季青镇居民朱福祥也曾就拆迁之事申请过信息公开，未果。之后，朱满怀信心地向海淀法院起诉，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受理”。

“为什么不受理？”朱福祥一脸疑惑，他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第33条第二款写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发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许多法院对第33条的理解，还局限在字面上。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产生歧义。”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公盟研究员许志永告诉记者。

区别只在于，数个月后，类似的诉讼，海淀法院已经开始受理。 “该案是一个极好的开端。”许志永表示，过去海淀法院驳回过多起类似案件，在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公盟，记录在案的就有好几起，都是“不予受理”。“不过现在开始受理了”，尽管诉讼结果还得等待，“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民权团体公盟认为《条例》第33条存在“非常关键的歧义”，理解上的偏差将绝大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的调查，截至8月底，某直辖市两级政府收到的申请信息公开的数量为1080 条，其中，得到满意答复的占到50.8%；有17%的申请被告知信息不存在；21.3%的申请被告知为“非本行政机关掌握的信息”；另外5.7%的申请被要求“补正手续”；明确告知申请人信息不予公开的占到4.5%。

根据马怀德提供的数据，自《条例》施行后5个月内，该市因申请政府信息引发的复议案件只有7起，而因为对复议不服，或者直接对政府的处理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有3起。

崔凤燕足够幸运，该案一经提交，法院即予以受理。

兰靖远、朱福祥、崔凤燕等人已经能将这部只有38条的《条例》许多条款倒背如流。在7月份由公盟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许志永介绍朱福祥时，称他“自学法律成才”。

兴奋地发现，《条例》出台后，似乎为征地、拆迁纠纷找到了一个进入法院解决的突破口。按照相关规定，之前这两种纠纷只能在政府解决，法院一律不管，“现在依据《条例》，也能进法院了”。

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认为遇到这样的境况“并不奇怪”。在7月份那次研讨会上，周汉华将美国与英国的信息自由法拿来与中国作对比，“美国1966年就制定了信息自由法，但是，直到1974年，这个法基本上没多大用处，带来的冲击太大，官员观念、制度的准备跟不上。而英国2000年信息自由法刚通过时，也暂时只局限在‘主动公开’这一块，‘依申请公开’是在5年之后才实施，他们觉得，一开始就搞依申请公开，困难太大。”

四季青镇政府给他的不公开信息理由，“涉及第三方利益”，一度令兰靖远哭笑不得：“我的土地，怎么就牵涉到了第三方利益？”

原本绝大部分应当受理的“信息公开”案，实践中情形却是多数“诉讼不立案”。这些，在许志永看来，是因为有《条例》第33条的存在，才使得是否受理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暂不论该种理解正确与否，仅是存在的现状，就从侧面反应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对“信息公开”诉诸法院的审慎态度。

对此，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则表示不太认可，他认为政府完全具有“信息公开”的能力，不仅有这个能力，“有些政府还有能力将信息卖给商家，我们经常收到的垃圾短信，可能就是相关部门泄露用户资料牟利”。 通过政府卖信息给商家这件事，郭玉闪觉得政府的信息收集工作“并非无章可循”。而在这种思维下，对第33条的理解，则会与之前的理解截然相反。

热烈祝贺上海公检法战胜杨佳游行申请书 成都市公安局： 2008年11月25日最高法院已顺利通过了杨佳的死刑复核。为祝贺上海公检法历经近五月的艰苦奋战、排出万难险阻终于战胜杨佳，本人陈云飞〔男，汉族，41岁，住址 暂住成都新都区清流镇 身份号110108196708139374〕特提出游行申请，以示庆祝！ 尽管杨佳五分钟之内从一楼横冲直撞上到二十一楼，且杀死六名、杀伤五名我人民警察；尽管杨佳创下七秒杀死四个人民警察的记录；尽管杨佳母亲患精神病，她也坚持委托谢有明律师为杨佳辩护；尽管…… 游行组成人员：本人一名。 游行路线：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高级检 察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口号、标语：真相=希望！ 时间：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10点至12点 申请人 陈云飞 2008年11月26日

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专制者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