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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方的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舆论导向”的责任，因此民意往往借助互联网来表达。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上网是比浏览传统媒体更为明智的选择。

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以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的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采访规定，废止了过去境外媒体采访需要有境内单位接待并陪同的限制；开放ＢＢＣ、美国之音、中文维基百科等境外网站。这些政策宣示和法律法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政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胆识和诚意。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你们要我做胡佳的思想工作，让他早日回归社会，我何尝不想他早日回家。但是我没有任何积极的机会，我连和胡佳写信谈谈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信件都要没收，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只剩下半条命在折腾，为了孩子努力活着。如果你们要我的臭皮囊而不要我的独立的精神和意志，那我要这副臭皮囊干什么呢！如果我的精神和意志消失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说我的臭皮囊消失了才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可是只有神才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世间的诸种罪恶，除了一个生命剥夺自己或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还包括一个生命奴役另一个生命的精神和肉体。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Web http://is.gd/93sy Bio 我是在一个不明不白的国家，不明不白被处死的一个年轻人。我会在天堂祝愿这个国家走向公平，人们选择正义。 (别为我悲伤，网络就是我的墓碑，也是生者的希望)

Name 永远的杨佳 Location Heaven Web http://is.gd/93sy Bio 我是在一个不明不白的国家，不明不白被处死的一个年轻人。我会在天堂(或地狱)祝愿这个国家走向公平，人们选择正义。 (别为我悲伤，网络就是我的墓碑，也是生者的希望)

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

今天提倡背《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

在当今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里，要超越目前的强弱之争、寻求持久性的和解，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要摒弃权、术、势、忠、恕的旧思路以及操纵舆论的小聪明，在充分公开信息和自由讨论的前提条件下，重建社会的基本共识，树立某种容许不同价值并存的新体制，并根据革故鼎新的大智慧和一视同仁的公平标准，去审视各种暴力行为、恢复被破坏了的结构性均衡。归根结底一句话，当今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和解，而不是诡道乡愿。

这一文件是由一家名为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全球网络倡议）的实体负责制定的，起草小组人员包括了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以及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等人权组织。非盈利组织the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民主、技术和商业社会责任中心）也参与了制定。三家公司同意由独立专家监控他们对新原则的遵守情况。

该计划含蓄地批评了中国等国家的政策，也尚未得到这些国家互联网公司的支持。互联网巨头eBay Inc.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尚未看到这一计划，但希望进一步了解并获知更多细节。

　　如果不是监控录像曝光，这个故事典型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它同时触动了社会的多个敏感点：一个是涉世未深的少女，一个是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一个天真无邪，热情相助，一个心怀歹意，恩将仇报；一方为了人格尊严而抗争，一方却以为钱能收买一切；更重要的是，一方是平民百姓，据理力争，一方是无耻官僚，肆无忌惮。这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可以成为社会舆论的沸点。林书记真是对得起观众，一场戏中全都表演了。

林书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遇到了不好收买的家长，录像视频还流失到网上，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导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他严肃处理，暂停他的工作，并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习惯了飞扬跋扈的林书记们，一定感慨世风日下，舆论失控。假如再搞什么网络实名制，他们一定会坚决支持，以“抢占舆论主导权”。但愿林书记们没有这个机会了，全中国的厕所也可以从此变得更干净一些。

下大雪，你们说是百年不遇大地震，你们说是自然灾害毒奶粉，你们说是个别事件房价高，你们说是市场选择股市崩，你们说是国际气候经济差，你们说是结构调整工作难，你们说是历史遗留

其次是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分裂！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子加强盗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集合！共产党骗来了国家，又用强盗逻辑去治理国家，把法律当作妓女不断的强奸再轮奸。后果就是整个中国没有法律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说的话就是圣旨，而且超越圣旨！毕竟从前的天子治理国家还要说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说，不仅我们党的主席，野蛮人的老大犯法都还是表率，如毛泽东就直说哪个文人敢写他坏话就要死，鲁迅也不例外！而且连共产党的走卒犯法，法律也管不着！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那都是要中纪委先去查，查好了，共产党内部决定怎么处罚了，才交给法院啊！更别说法院也要唯共产党之命是从！国家没有法律，于是权贵阶级杀人都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了，整个国家都走向也野蛮化了！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描述的那样，分裂为官僚阶层和资本家阶层的复合体与下层穷困的劳动人民对立的社会。富人与官僚阶层紧密结合，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官僚阶层则给他们提供暴力机关的保护，提供司法的开脱。而穷人反抗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现今野蛮化的中国，尤其如此！杨佳案里杨佳的母亲到现在还失踪着，贵州瓮安因为俯卧撑自杀的女孩，各地派出所里不停上演的一幕幕被自杀的情况！

最后，中共把财政发债权交给地方只是一个前奏，一个地方军阀自治的前奏。具体我们慢慢看后果。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要求思想重新担负起重建“宏大历史叙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华民族却有着久远丰富的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学）承载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的三重功能。历史叙事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于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它滋长发育的土地，充其量只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政治批评的一套言说，究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观。

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谷歌在中国愿意做一个守法的企业公民。我们愿意与网民一道努力，与社会各界一道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健康文化而努力。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这段场景让她被“雷”到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印度，如果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哪个上流社会的精英不小心触到了一个bhangi人（专门从事厕所清洁的下等人），people would rush off to take a bath（赶回家洗个澡）。Pallavi Aiyar女士自己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如此反应，让她震惊的是中国的厕所清洁工会如此自信地伸出手来和她握手，毫无印度bhangi的自卑心理。

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国大学生助理Cindy，是个喜欢KFC的时尚女性。有一次她们在SOHO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这个中国女孩突然问Pallavi Aiyar女士能否给自己的妈妈找一份“阿姨”的工作。这个问题又把Pallavi Aiyar女士“雷”到了，她形容自己是处于“失语”状态（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因为这使她再次体会到了中国人骨子里和潜意识中的平等意识。这种平等观念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也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董说村民是熟人社会，律师是生人社会， 北京有1.6万名律师，直选成本很高。我们说，国内选人大代表谁认识谁，几万人几十万人选几个代表都行，1.6万名律师就不能直选律协会长，理论和实践上都讲不通。我们的直选主张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想享受和村民一样的选举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