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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到国际形象不佳的好战者，美国的形象在短短的七年里大幅下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整个国家在危难关头过于相信自己的“爱国激情”，挤压理性讨论的空间，他们视为国家核心价值的民主制衡暂时失去效用。当然激情退却以后，最终纠偏的还是理性的声音，当时不那么“爱国”的人反而是价值捍卫者，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现在的一大票房号召力就是他从来都反对伊战，这足以证明他的理性，而曾经支持过伊战的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自圆其说。

别看现在喊得凶，但同样的组织手法，今天可以用来抵制法国货，明天就可能用来抵制户籍制、抵制高房价、抵制暂住证、抵制GFW、抵制封杀、抵制广电总局、抵制电影审查、抵制报禁、抵制性交易非法化、抵制城管、抵制新闻联播、抵制国企垄断、抵制强拆、抵制腐败、抵制空话、抵制压迫、抵制愚民、抵制独裁、抵制宗教信仰不自由、抵制一团和气……抵制一切让老百姓觉得尊严或自由受损的东西。（此段主要摘自东东枪的东东）五岳散人在他的博客《抵你妈的逼制》里举了05年反日时的事，说的精妙：“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我要顺便加一句，05年的时候，上海居民汤晔因组织反日游行被判刑5年。那，喊停就是可以预期的了。大概会是什么时候喊停可以猜测一下，我预计会是在后天周五。周末了，不喊停，大家伙想必不等到5月1号就动手了。谁有兴趣打个赌啊？

　　“账其实很好算，与其每年花十多亿元维修，不如干脆炸掉故宫，彻底改造成建筑用地，大大解决北京土地资源匮乏引起的房价暴涨”。近日，一位房地产商通过媒体发出此番“肺腑之言”。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的统计数据和国内牛奶包装有些共同之处，不要相信你在标签上看到的东西。正如一些国有企业听任供应商三聚氰胺（一种工业塑料）来提高婴幼儿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一样，受国家控制的统计学家有时也会在官方数据上动手脚，以迎合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摩根士丹利亚洲(Morgan Stanley Asia)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表示，中国政府的行动好象有些“慌张”，表明经济增长率可能已降至8%以下。8%是中国观察家们确定的控制社会动荡所必需的水平——他们的才智令人质疑。

非官方证据表明，上月的产出有惊人的下降，比任何人几周前所能想象到的都要快得多。这儿有一家大型化学制品公司报告称，10月份订单减少了一半。那儿有一家广东工厂的老板，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省堪称中国出口驱动型经济奇迹的引擎，那里有数千家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

　　如果不是监控录像曝光，这个故事典型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它同时触动了社会的多个敏感点：一个是涉世未深的少女，一个是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一个天真无邪，热情相助，一个心怀歹意，恩将仇报；一方为了人格尊严而抗争，一方却以为钱能收买一切；更重要的是，一方是平民百姓，据理力争，一方是无耻官僚，肆无忌惮。这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可以成为社会舆论的沸点。林书记真是对得起观众，一场戏中全都表演了。

林书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遇到了不好收买的家长，录像视频还流失到网上，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导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他严肃处理，暂停他的工作，并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习惯了飞扬跋扈的林书记们，一定感慨世风日下，舆论失控。假如再搞什么网络实名制，他们一定会坚决支持，以“抢占舆论主导权”。但愿林书记们没有这个机会了，全中国的厕所也可以从此变得更干净一些。

下大雪，你们说是百年不遇大地震，你们说是自然灾害毒奶粉，你们说是个别事件房价高，你们说是市场选择股市崩，你们说是国际气候经济差，你们说是结构调整工作难，你们说是历史遗留

实际上，百姓心中对生活的怨气都很大，物价上涨，生活质量下降，孩子们就业难，到了结婚年龄的孩子买不起房子而结不了婚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被奥运会这件国家的头等大事遮盖了，一旦有个什么时机，这种怨气就会爆发出来，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的诱因。          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是自娱自乐的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呢？还是脚踏实地的改善百姓们的生活呢？

没劲！        奥运会与咱没什么关系。

2008年正逢政府换届之年，以建设投资为中心是大多数政府表现其业绩的常规之策，因此政府的内在动力十分强劲。另外，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上升，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机会更多，将继续加大国内投资，综观国内投资的各种因素，2008年投资热度依旧不减。

是的，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想、而且相当想。但是我的观点是本质上中国人并不真的想（请注意关键词“本质上”）。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想”，比如，我们都认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是真的想拿金牌，接下来我们把中国学术界和中国体育界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就支持了我的观点。 为了夺金牌，中国体育普遍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运动员、教练、甚至官员的上下都是由运动成绩决定的。成绩不好，教练下课、官员下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那么，中国学术界呢？您听说过哪位大学校长、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丢了官职吗？您也许会说，学术界和体育界不一样， 我承认它们是不一样。 但是，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性研究的，而整体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至今并不是以原创性为基本原则的。连游戏规则都不一样，是真的“想”诺贝尔奖吗？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得诺贝尔奖？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把其他的原因留给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今天我只讨论一个，那就是原创研究其实很不“经济”。

我们确切地知道堰塞湖中有多少水，一旦决堤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在四川救灾过程中，政府果断地将绵阳60万居民转移到高处。多亏军队奋不顾身抢在暴雨之前疏通了堰塞湖，避免了人员伤亡。

现在的中国动画和上美已经完全堕落到想钱想疯了的地步！宝莲灯抄老美的动画风格，投资几亿的莫比乌斯环成了造价最昂贵的垃圾，结果票房还是一塌糊涂，如今他们实在不能也不敢再搞什么原创的作品了，只好做个葫芦兄弟妇科（复刻）版来圈钱，美其名曰葫芦兄弟剧场版序章，搞得像以后还要出葫芦兄弟五岳篇、葫芦兄弟龙王篇、葫芦兄弟玉帝篇一样。著名爱国动漫写手伊谢尔伦的风总结的好：“我们有少年包青天，自然就不需要名侦探柯南。有聚星和GJM，自然就不需要CLAMP。有蓝猫淘气三千问，自然就不需要探索频道。有四大发明和万里长城，当然也不需要洋枪洋炮。太平盛世，如君所愿，煌煌中华，万夷来朝。”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我们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并没有看到任何政府大楼倒塌；却是中小学房屋倒塌的倒是不少。因为同样是财政拨款，学校是精打细算；再遇上回扣之事，那当然只能是比民居还差的建筑了。而我们的政府大楼，全部是财政包干体制；用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豪华的是政府大楼，坚固耐用的还是政府大楼；这好像不是我一个人的疑惑，网络上对此评价的很多。

这次中央电视台全天候的播报，并没有人厌烦；相反大家却感到亲切。所以这次中央电视台全天候地播报地震实况，使我很受感动；然而感动过后却又产生了疑惑，因为全国仅此一家；其它的全部是‘统一口径’。看凤凰台，它们就是用自己的信息而同步播报；使人看到信息更加广。试想全国各电台记者自己的播发，是不是比一家同一口径的更亲切。信息公开也可以百花齐放吗，没有必要一家独揽嘛。

“税收规划是遗产规划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纽约贝西默信托(Bessemer Trust)的信托顾问苏珊•舍恩菲尔德(Susan Schoenfeld)表示，“但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这不应是唯一的诱因。”

如果处理得明智，遗产规划可以帮助父母让子女珍视价值观，对孩子进行财务责任教育。它还能避免父母死后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

负责任的理财行为包括不要让子女被蒙在鼓里。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游泳池边上穿着泳裤接见赫鲁晓夫。你不是以老子党自居吗？我让你牛！到了70年代，毛泽东就更是深居简出，常常让大国政要，如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上书房觐见。最近读回忆文章，读到1975年 10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后受到毛泽东接见，十分兴奋和自豪，因为当时西方大国政要往往攀比的是访华是否受到毛泽东接见，会谈时间多长……而且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未能实现访华见毛泽东的夙愿而成为终生大憾。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范与魅力。

在回京44小时后，温总理2月1日再次赶往湖南灾区。下午4时16分，飞机抵达长沙。总理没有到房间休息，直接来到会场。“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总理说。        那天的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中央各部委和湖南省的负责人先是分组讨论，然后再集中起来，总理和大家一起分析问题，逐个敲定了解决方案。听见有人说，我们明天一早就通知、落实。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要立即行动！连夜行动！”他目光坚定，语气坚决。

闾丘露薇：因为我前两天是跟政协发言人聊，他也谈了刘翔的问题。他说及现在的全国政协委员，有部分是部分的荣誉成分在那里，你必须要承认，有一部分人要承认他的荣誉。 周孝正：那就是全国劳动模范。 主持人曹景行：这就是政协发言人也承认了，他是给了明星一定的荣誉。 闾丘露薇：你知道政协委员怎么当的吗？是给一封信就说恭喜了你是政协委员了。根本是没有选举的过程。 周孝正：这是政治协商，他们动不动就政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