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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面对全球制造这样一个前假后真的孩子假唱工程，据陈其钢在新闻中透露，是“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但让令我非常费解的却是，难道面对全世界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形象，就是要把好看地展示给人家，凡认为不太好看的就都要藏起来吗？

BBC去年12月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令人瞠目。调查者在34个国家询问人们对不同国家所扮演的国际角色持有“总体正面”还是“总体负面”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各国民众对本国国际形象的看法。举例来说，56%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国际角色是正面的，36%的美国人认为是负面的。日本人更悲观，只有36%的人对本国的国际形象持正面态度，15%的人持负面态度。 那麽中国人的看法如何？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国际形象是正面的，只有4%的人持负面态度——这是受访各国中最极端的结果。 在当今世界，中国可能的确发挥着总体正面的作用；但是解读这一数字也必须考虑其他可能性：1)官方控制的媒体掩盖了关于该国国际角色的负面新闻；2)中国人羞于持有与政府或同胞不同的立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形象时；3)被访者们感到，在接受外国人调查时，他们应该展现一个团结、正面的对外形象。 排除所有这些因素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90%这一数字本身就引起了西方人的嘲讽、猜疑甚至是恐惧：有西方博客这样写道：“90%？（这个数字）在1967年还差不多。但是现在是2007年？” 90%的数字是数千名中国人独立接受调查的结果，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共同答案会产生这种效果。如果他们能够预见这一调查在西方引起的反应，中国的受访者会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为帮助各党政机关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测、汇集、分析、引导互联网舆论，适应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决策水平， 2008年12月17—19日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舆情研究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共同举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据悉，此次培训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以案例为题材，分析当前突发事件、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有效控制舆情发展，解决舆情事件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2、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领导决策和政府公共应急事件。

但是8月13日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表示：“这是集体的决定，只是为了达到最好的戏剧效果。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的。”他们把这个典型的造假行为掩饰成“合作”，并且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是合作或者配音，为什么当时不公布声音来自杨沛宜呢？奥运那么强调知识产权，难道这时候忘记了吗？其实这样的掩饰没有意义，说都知道这是在说谎。最让人遗憾的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说谎对于文明世界而言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

中国的形象就是这些人一天到晚面对全世界的镜头恬不知耻地说谎毁掉的。错了就是错了，真诚地道个歉能损失什么？如果他们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还有一点责任心的话，他们应该意识到，少说点谎话要比极尽奢华的开幕式更有利于中国树立国际形象。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中國人，从政府到民众，必须在世界面前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让世界感觉中國是一个正在向民主和自由方向发展的国家，中國人也正在用世界现代文明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在世界面前证明中國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中國人也不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群体。

我们却轻易地丧失了这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不仅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相反我们却在节骨眼上，在世界面前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野蛮和对民主社会游戏规则的无知。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中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北京奥运的不可爱。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果一意孤行，对你，对我，对我们大家，对所有中國人没有好处。

据调查显示，中國的形象通过这次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大幅下降，对中國的友好态度同时普遍下降。我们正在为CNN臭嘴卡弗蒂所说的辱华言论作脚注！据媒体调查，这次首尔的留学生集聚活动背后是中國驻韩大使馆、领事馆的操纵，中國当局应当立即召回驻韩大使和各领事馆领事，重新委任，消除4.27首尔事件的恶劣影响，以一个大国的风范向受伤的韩国民众道歉，获取国际社会的谅解。请不要一错再错，请不要彻底葬送中國的形象，不要一意孤行，弄到最后所有中國人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国家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样岂不太可悲了？

汪洋书记前脚一走，你后脚就极尽歪曲侮辱之能事，口吐脏言，故意曲解、诋毁、侮辱汪洋书记曾经主政过的重庆市的形象，否认汪洋书记曾经辛勤工作过的那片热土，和那里勤劳、智慧、勇敢、耿直、善良的3000多万重庆市民。

你的破笔和脏口在玷污重庆市形象的同时，也影响了广东媒体的声誉，你的臭味和丑态，也败坏了你所藏的城市的形象，也违反了解放思想的大格局，是你这样昧着良心解放思想的？！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提到隋炀帝，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他骄奢淫逸，祸国殃民。殊不知他还有一项特长：善搞“形象工程”。

大业六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酋长和商人，“于（东都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又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檐宇统一，珍货充积，店设帏帐，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客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酒饱而散，不取其值”。还要谎称：“我国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

但是对一般非创意行业的人来说，人们的视角又会有所不同。“中国”究竟需要以什么面目展现给世界？同时你也别忘了， 13亿中国人自己也在看啊，用NBC 的话来说，是”one fifth of humanity”(人类的五分之一)。奥运会表现了中国农村人口这人类的五分之一中的五分之四没有？难道他们就活该住在张艺谋的那些电影里？张艺谋大手笔营造的光鲜和奢华，哪里与这大多数有份？他们只好自己去办火炬接力，反倒赢得国人的赞叹，这又是为什么？

再说了，这也不完全是审美，也是我们在感受一个我们要投射的国家形象，和自己印象中的中国形象的出入，这完全是一主观体验。事实上张艺谋表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如四大发明、丝绸之路、文房四宝，还有我们宣传下的中国，如和谐社会等。每个人心中都怀揣一个自己感知的中国，张艺谋不是我们所有人肚子里共同的蛔虫。他可以是个优秀的导演，但也不是碰不得说不得的神圣。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

类似的推理可以有很多，也就是本来这是一次体现法律尊严，维护公安形象，改变公众“错误”舆论，揭露杀手罪恶本质的的大好机会，但是却被不见光的处理了。　如此好的改善形象机会，却没有被考虑，可见这里面的隐情不是一般两般了。既然到了这种地步，就不是草民可以过问的了，涉及到国家机密，国家安全，那可是更见不得光的大事了。　

杨佳一语不发，可以理解，因为他已经对这套系统失去了信心所以才自己去寻找说法了；而律师居然也一语未发，实在是让人感慨，的确公安局这个法律顾问的钱没白付啊，不但可以做顾问，还能帮自己的官司对手当不说话的辩护律师。

　对于类似我过去那样，或者类似杨佳过去那样，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还存在一丝幻想的人，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棒喝　－－该醒醒了。

汶川地震发生约18分钟后，新华网开始发布消息。短短几个小时，新浪、腾讯等中国知名门户网站，已将海量新闻，包括对地震的防护方法等，以板块组合的形式，呈现于首页的显要位置。除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稿，大量的信息来自各主要城市平面媒体们主办的网站，这些有直播色彩文字，不断刷新——在过去，这些内容或要等平面媒体发表后，才会在其网站上公布。

从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到国际形象不佳的好战者，美国的形象在短短的七年里大幅下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整个国家在危难关头过于相信自己的“爱国激情”，挤压理性讨论的空间，他们视为国家核心价值的民主制衡暂时失去效用。当然激情退却以后，最终纠偏的还是理性的声音，当时不那么“爱国”的人反而是价值捍卫者，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现在的一大票房号召力就是他从来都反对伊战，这足以证明他的理性，而曾经支持过伊战的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自圆其说。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我看到一群学生在质问一个白领：“你为什么穿着白衬衣，你不觉得这样很晦气，你不觉得这样破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我们祖国的形象吗？”那个白领也知道自己理亏，涨红了脸，并不作声。“打他，他是专门来搞破坏的。”一群学生响应号召，冲过来把白领围在中间，幸好有两个警察及时冲过来，将差点就和踩得稀烂的绿化带一样的白领架出来，对群情激昂的学生说：“大家放心，我们会处理的。”看到了人民警察做人事，学生们激动得唱起了歌。好和谐啊。我更庆幸自己今天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衣。

想必这些细节你们都知道了。学校草坪临时栽的，马路临时铺的，食堂临时装修的，这些倒还无所谓。关键在于，总理来了，同学们拿着学生证都不能进校门；在学校的被封闭在宿舍，不能上自习，不能去食堂吃饭；而那些教室里的、食堂里的一律是学生中的特权人士，是学生“干部”或党员，是有关领导特意安排的。据说这些“干部演员”之前就说什么话已经接受了不少于三个小时的专门培训。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政法大学学生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就成了政法大学学子的形象，你们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吗？你们在意吗？你们不仅被“代表”了，而且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这和温总理视察农村时见到的“农民”都是干部“扮演”的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简直不敢想象温总理的政法大学之行会如此荒诞。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温总理视察学生宿舍2号楼的时候，在一个楼道口原定计划是向左转，但右边楼道里原本被封闭在宿舍里的同学冲出来大声喊总理过来，温总理于是走过去，但等他到宿舍里，该宿舍的学生已经被挤出去了，围在温总理周围的仍然是学校安排好的人。再比如，原计划总理12点就吃完饭，可是围坐在总理身边的学生“代表”光顾的听总理讲话吃的太慢了，总理于是说等他们吃完再走，这样就比原计划延长了近半小时，于是法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等到快一点钟了才能去食堂吃饭！

对领导干部的丑闻，过度渲染那多不好。丑化领导干部的形象，这岂不让民众对其他领导干部不信任了？领导干部形象受损，那影响多不好啊！可是，在美国，民众就是对官员不信任。所以，人家总是高举法律、新闻监督这些大棒做武器。一个官员犯了事，大棒就径直打过去。你既然要想当官，就得自觉一点，不要犯什么事。而且美国人民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官员犯错。他们不会把某一官员的错牵扯到别人身上去，他们只是就事论事。

会上，诸路神仙踊跃发言，对此次事件感到痛心疾首。认为以孙悟空为首的破坏分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花果山乃至整个花果山地区的形象。破坏了花果山地区良好的旅游经济发展形势，破坏了全山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纷纷要求严厉打击破坏分子，维护花果山地区的稳定和谐。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