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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BBC去年12月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令人瞠目。调查者在34个国家询问人们对不同国家所扮演的国际角色持有“总体正面”还是“总体负面”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各国民众对本国国际形象的看法。举例来说，56%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国际角色是正面的，36%的美国人认为是负面的。日本人更悲观，只有36%的人对本国的国际形象持正面态度，15%的人持负面态度。 那麽中国人的看法如何？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国际形象是正面的，只有4%的人持负面态度——这是受访各国中最极端的结果。 在当今世界，中国可能的确发挥着总体正面的作用；但是解读这一数字也必须考虑其他可能性：1)官方控制的媒体掩盖了关于该国国际角色的负面新闻；2)中国人羞于持有与政府或同胞不同的立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形象时；3)被访者们感到，在接受外国人调查时，他们应该展现一个团结、正面的对外形象。 排除所有这些因素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90%这一数字本身就引起了西方人的嘲讽、猜疑甚至是恐惧：有西方博客这样写道：“90%？（这个数字）在1967年还差不多。但是现在是2007年？” 90%的数字是数千名中国人独立接受调查的结果，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共同答案会产生这种效果。如果他们能够预见这一调查在西方引起的反应，中国的受访者会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除上述13个部级机构外，美国政府还有其他许多行政机构协助其工作。这些部门不属哪一个部管辖，直属总统；故称为独立机构。这类机构有130多个，主要的机构有：文官委员会、联邦储备系统、美国新闻署、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美国邮政总局、核管制委员会、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联邦贸易委员会、退伍军人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局、小企业管理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艺术和文学基金会等。

   10日上午，我与游精佑妻子陈女士，还有吴华英和范燕琼的律师去了马尾区公安局，找到法制大队副大队长郑警官（负责办理律师会见）。郑警官告诉我们，这起诽谤案因涉及国家秘密，按照《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聘请律师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批准。他让我们填写了涉密案件聘请律师申请表，并说在三天内作出是否同意聘请律师决定。虽然我对这起诽谤案列为涉密案有看法，但也必须按法律规定来办。既来之，则安之，11日和12日是休息日，第三天就是星期一了。

    什么是涉密案件，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中有明确解释。该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要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在中国，事情却倒挂，基本看不到对因私护照的优惠。一方面是其它国家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想不想推进这件事，让越来越多的国民出国见世面，我持极度怀疑态度。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如，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支出相应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到医疗卫生支出中。2008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按老科目编制为2722亿元，按调整后的科目编制为2825亿元。

昨日下午，董正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表面上微软是在维权，但实际上没有经过计算机系统物权所有人同意和司法裁判、行政执法程序，就进入他人计算机系统，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与‘黑客’攻击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侵犯了数千万、甚至数亿计算机用户系统信息安全、隐私权等。”

国家版权局的这位负责人指出，微软过去采取全球统一定价，没有考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差距。微软在价格政策上，要考虑中国用户对价格的承受能力。

基于上述情况，我台认为： 　　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办，北京巨头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制的《安全现场》栏目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和不合适的地点向有关机构推销并出售“安全宝典”光盘的确是不合时宜的。至于该栏目的从业人员是否有“封口”的嫌疑，则应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协同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予以认定。

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

他在《驯化与孵化》里说，“当局其实就应该是物业公司，人民就是业主。如果作家们不用当局费心，甚至很讨当局欢心，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作家们”一定要与“当局”反目成仇，过于和谐就对不起“人民”。可见他的辩证法学得很糟糕，没有真正弄懂矛盾论。如此表述，容易激化人民与政府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扎卡里亚：当我到了中国，住在宾馆，往电脑里键入一些敏感字词时，节能看到防火墙的启动，人们称为防火长城。当人们没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个社会如何能称为一个文明社会呢？               温：中国现在有2亿多因特网用户，并且中国的网络自由已经被许多人、甚至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所认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象世 界上的许多国家那样，也对它做了一些适当的限制。在中国的网络上，您能够获取许多对政府进行相当尖锐评论的记录。正是通过浏览网络上这些尖锐的观点，我们 设法查找问题，并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不应当害怕尖锐的意见或观点。

中国，从上到下在捉迷藏，不宣布自己的目标，成了一个战略方向上不确定的国家，既得利益者在得过且过，根本不能从道德上感召人民前进。普通大众则昏昏噩噩，一心想着赚钱，赚钱已经超过生活的需要，而是冀希望以金钱来对冲将对未来的恐惧，我们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没有心灵的归宿，官员贪了千万亿万仍不松手，小民为了丁点利益不惜坑人害人，知识分子已经主动放弃批评和指引社会前进的天然责任，投靠权力或者金钱，生怕自己不能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把金钱看成最后的寄托和自我的最终安全的时候，我们对往牛奶里加化肥，做假药，对一切匪夷所思的获利手段都能从根本上予以理解。

污蔑不是一个好品性，我决定在自己还没有一个好记忆之前，拒绝回答类似问题。不过我心里很清楚：倘使我的生命中还有些美好的记忆，那决不是因为国家对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国家对我没做什么。

如果是在会场上，我会“含笑”劝告国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让我把接下来的话讲完。

看了陈的视频后真心凉。有位网友留言：“我们要说，对不起，孩子，你是生在中国。沛宜，为了国家，你还是别要脸了吧；妙可，国家只是要你这张脸。”

借用奥运，国际商业巨头无耻的垄断市场，媒体和行销渠道。这时国家（尤其是专制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商业集团绑在一起，从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溢。这就是为什么大的企业一定要挂上奥运这班快车。不为别的，只要上了这车，才有资格才能享用媒体资源和市场平台这杯香羹。否则，在一定时间，稀缺的媒体将封闭，资讯渠道将断裂，品牌和产品的信息将不见天日。不信？到了08年看看电视，报纸就知道了。

首先，奥运会就是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就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而不是什么口号。如果是口号，那铁板订钉的说明，竞技体育肯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的。就像马路上到处贴的温泉市民须知一样，“请不要随地吐痰”，就因为人民群众喜欢满地淬吐沫，才成为了标语口号的。不是么？回顾第十届全国运动会，除了丑闻就是丑闻。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药瓶”风波、“中指事件”、孙福明“假摔”、拳击和跆拳道“弃权”自行车“摔倒”事件……丑事、怪事、荒唐事，接连不断。当无声被认定是无知的时候，一切的愤慨已经无法保持沉默。我不沉默！

本来举办奥运会是好事情，不过现在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当局维护统治，粉饰太平的工具了，也不看看国内都和谐成什么样了，环境污染，人身安全，强制拆迁，贪污腐败，连我玩个游戏都要被和谐，这样的国家不爱也罢。

因工程纠纷，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民法院一名职工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实施殴打，导致该男子受伤住院。这名法院职工打人的时候还大声喊道：“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

呼吁国家领导人，责成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杨佳案起因、审判内幕等违法作为的调查，整顿上海市公、检、法，扫清与国家对立、无视国法的地方势力，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地位。

杨佳案并没有结束，对杨佳的宣判，表达了舞弊者蔑视法律尊严的愿望。污浊的灵魂决定了猥亵的命运，他们最终没有逃出背叛人民的逻辑，对权力的滥用和对法律的蔑视。应该提醒他们，这一次，他们依然会因为愚蠢而付出代价。

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特点 　　(1)传媒功能、娱乐功能、民意表达功能突出。主要原因是我国使用互联网跟国外，尤其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用于新闻和娱乐的比较多。中央领导同志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国互联网这两个方面的应用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让互联网在教育科研、文化传承或者弘扬好的文化方面能够起更大的作用。当然这肯定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也与网民的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网民普遍比较年轻，30岁以下的网民占70%多，网民的结构比较年轻，这决定了他们对休闲娱乐、获取新闻比较感兴趣。

国家为了引导网络文化，专门建设了8家中央级重点新闻网站和24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对网上的新闻进行规范。也就是说正规的新闻都是由国家重点的新闻网站提供，商业网站不能自采新闻，只能转载。现在能做到80%、90%都转载于重点新闻网站。目前，政府网站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存在着网上评论员队伍。就是网上出现一种不良舆论导向的时候，有专门的人在网上去引导舆论，把不良的情绪给释放掉。现在各个行业都在形成网络评论员队伍，也叫网言网语，现在评论员队伍已经差不多近万人。

而现在，看着一些评论家们的意思，是不是面对老巴冰茅他们这些作家，我等必须觉得全部都很好？有异议就是我人格和涵养出了问题？也不用管个人的文学喜好如何，必须抛弃所有阅读口味，无条件臣服于他们？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官员，不能说制度，不能说腐败，难道连个写书的都说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