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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

　　这一事件已经几乎引起了所有中國人的愤怒，他们在怒斥无良企业主“坏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一如既往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是“质监局的失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些一直试图用“经济变革”摧毁这个“專制国家”的人，也开始在网上刻意渲染和放大政府的弊端。但也有人在同时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被一些精英所憎恶的毛时代，没有、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并认为，“正是这些改革派导致了今天的恶果，他们用30年时间，把绝大多数中國人变成了一个个金钱至上的‘经济人’，但现在，他们又用这个结果来证明‘政府’的罪恶，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國人有权利知道这一系列恶性事件的真正真相并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特点 　　(1)传媒功能、娱乐功能、民意表达功能突出。主要原因是我国使用互联网跟国外，尤其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用于新闻和娱乐的比较多。中央领导同志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国互联网这两个方面的应用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让互联网在教育科研、文化传承或者弘扬好的文化方面能够起更大的作用。当然这肯定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也与网民的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网民普遍比较年轻，30岁以下的网民占70%多，网民的结构比较年轻，这决定了他们对休闲娱乐、获取新闻比较感兴趣。

国家为了引导网络文化，专门建设了8家中央级重点新闻网站和24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对网上的新闻进行规范。也就是说正规的新闻都是由国家重点的新闻网站提供，商业网站不能自采新闻，只能转载。现在能做到80%、90%都转载于重点新闻网站。目前，政府网站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存在着网上评论员队伍。就是网上出现一种不良舆论导向的时候，有专门的人在网上去引导舆论，把不良的情绪给释放掉。现在各个行业都在形成网络评论员队伍，也叫网言网语，现在评论员队伍已经差不多近万人。

其中的“曹家渡”红灯区则代表了目前上海甚至中国娱乐业的最高领域。它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地方，只有“帝豪”、“天上人间”、“金色大帝”等极少的几家娱乐城，但却是上海政府唯一特批的合法红灯区，档次为国内最高，消费巨大，并不适合于普通收入的老百姓。里面的小姐大多来自中国，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但这么多的红灯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如雨后春笋般随上海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了。

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着力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网站刚开通时，中国大陆的网友可以登录，但是没有过几个小时就被当局封锁了。

网站刚开通时，中国大陆的网友可以登录，但是没有过几个小时就被当局封锁了。 丁子霖说，"我们认为这个网站的建立对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继续抗争以及推动政府与我们对话都是有正面和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不怕中国当局封我们的网站。我们要把我们的经历和诉求留在人间，留给历史，历史是封杀不住的。"

"这次汶川的地震即是天灾，也是人祸。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制度下的一些人祸不是靠你经济发展的素质，也不是靠从国外得到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订单所能解决的。"

我们的文化准备好了吗？曾几何时，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国学解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的一种文化热，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正通过对于传统文化解读孰是孰非的争论来表达各自的文化诉求与取向。而自建国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两个30年跨度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体系的整体变迁和社会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体系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间不断发展和强化，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的任何争论，其背后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同样在重大事件面前也集中暴露出文化相对稚弱的一面。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中国过去十几年里腐败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基本原因乃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因此可供攫取的财富逐年增多；社会处于体制转型的曲折过程中，法规和政策多变且不甚清楚，因此容易让操作者有意无意地越界越轨；实权部门高度集权，关键的日常操作权力又通常集中在“一把手”的手里，因此有滥用职权的机会；同时，即便发现了手握实权的个别官员滥用职权的严重问题，有时也不能及时依法查办，不能依法处理，也不能及时地通过媒体将其蛛丝马迹曝光，难以引起高层机关的重视及追究。

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体制转型的难关方面，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并无天差地别的区别，当然在一些方面有程度的不同。因此，上海的反贪廉政建设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只可能有某些方面和程度的不同，而不可能有实质的巨大区别，不能认为中共中央每年重申的反腐廉政建设的任务，对上海完全不适用。如果近年来别的地方时有中级乃至高级干部的违纪犯法案件被曝光查处，上海多年里却一件都没有，那也许说明，上海的严重违纪犯法问题被掩盖了，少数贪污腐败的中级或高级干部受到的监管太弱、受到的保护太强。

果然，新华社的消息揭示，陈良宇的违纪犯法行为，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

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但这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这说明中国的城市人口还有可能大大增长。麦肯锡全球学会(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还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

城市规划者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城市的发展，而不是扩大。采用分区法鼓励更集中高效的高层建筑群，并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不但会创造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会缓解土地和资源方面的压力。

汉对政府部门实施了更广泛的绩效措施，对降低能耗的做法以及更具环保性的经济发展方案予以奖励。这些措施逐步到位后，武汉市的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同期全国的平均降幅约为3%），行政手续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GDP增长率也从前些年约13%的增速上升至15.5%。

某职业介绍所说待选的工人，都是工头们从四川凉山地区带来打黑工的，其中的60%是童工。大约只要2.5元-3.8元/小时，而且不需要任何福利保障，很受当地老板欢迎。饱经诟病的东莞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再次遭遇挑战。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如今的中国教育，无论是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仍热衷于要求学生默记和复制知识的纯熟技能，却丝毫也并不打算主动教会学生如何实现自我学习、个性发展的基本方法

【1】用自己的眼睛看，依据事实来判断，用自己的理解来表达

 【2】按事物本身的方式来学习

一段经过良好编辑的超文本新闻，由于没有了版面的字数限制，再加上超链接的跳跃特性，在信息的广泛性上似乎已经可以与传统媒体相媲美。单从《草莓周刊》对“钉子户事件”的报道篇幅上看，可以说是相当短——仅700字；然而经过统计，除去已经失效的四条链接，将其余6条链接中的有效文字内容加起来，字数达到13,000字，这几乎相当于一份大报的三个整版！而这些超链接指向的内容，既有对于钉子户本身的议论，又有从“最牛钉子户”衍生的其他话题：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其他地区的“钉子户”；法律和执法过程的公平性；网友对事件的恶搞；还有因为在网上发布对公安体制的议论而遭解职的民警吴幼明的相关新闻。《草莓周刊》目前仅采用博客作为信息源。我猜测这与它的目标读者群主要为Blogger有关，Blogger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草莓周刊了解新的资讯，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阅读中寻找写作质量较高或者兴趣相投的Blogger，将其加入自己的RSS订阅列表，还有可能进一步因共同爱好发展出固定的朋友圈子。这是《草莓周刊》将博客作为信息源的一大好处。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选择的局限性。仔细分析《草莓周刊》的文本，还是可以发现其立场的偏向性，目前仍然有效的6条链接中基本上都是在表达对于“钉子户”行为的支持和对政府、开发商的质疑。这与目前中国Blogger的人群构成有关，虽然时有传出某市长开出博客与市民交流心声的新闻，但既然这件事还能作为“新闻”，那么乐于利用网络、博客等互联网媒介工具表明立场、进行公共关系传播的政府、商业机构就还不是太多。因此，尽管博客群体人数众多，但是其结构组成并不与社会完全相同，因此也内在地造成了各方意见无法平衡地呈现。当然，这或许也可能是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可以解决的。

据法新社报道,本周四,美国政府警告中国不要冒科技孤立主义风险,发展独有的技术标准来隔离国外公司的竞争。 美国商务部长Padilla说,尽管已有广泛被接受的国际标准,中国政府依然制定了自有的标准,且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对于中国的标准创新,他 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为本土企业提供一些必备条件,使他们具备不公平的优势条件,但对中国来说这是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中国这么做可以在短期可以赢得一些竞争优势,但长期来看,它限制了产品的发展,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也阻碍了中国竞争力的增长。

作为一个阜阳人，近几天来我们看到的却是，很多对情况不了解的人和媒体，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来攻击阜阳，妖魔化阜阳，就如同一些不名真相的人和媒体借奥运会来攻击中国一样。

由于阜阳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等条件有限，病因没有确诊，能盲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吗？

这是一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阜阳市是无权单独向社会发布这一信息的

熊培云认为，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暴力、流血的“先破坏后建设”，而最为可取（也是唯一可取）的就是对局部的改良，是以开放来促进改革，宏观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化为具体的细微举措来促进其发展，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和对其营养的吸收也会发展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今日之中国，需要一步一步地、一点一滴地、渐进地进步。

具体到个人，就要求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社会不能丧失信心，个人要做的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一点点地争取自由，在不宽容的社会里先让自己拥有宽容之心，在集体绝望的处境中先进行自救——就像他时常引用胡适引自易卜生的那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个体的幸福不可能指望全由社会给予，而更多的需要自救，像是所有被投入集中营的人们不能指望辛格勒这样的天使的救助；而更需要像《美丽人生》的主人公圭多一样，在绝望的环境中和儿子做“游戏”。

最近北京搞人权论坛，摘录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的讲话，中国的“人权”概念有三层基本意思：　　1、权力与义务结合。大家高中政治课背得很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2、人权不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论述：没有这个的发展，就没有那个的发展。　　3、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应包括集体人权。两者那关系叫“相辅相成”，论述：没有这个不行，没有那个不行。

那些只是经由网络“暴露了”“表面化了”而已，实际上是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

网络的另一个侧面是像扬声器那样深刻了现实问题，但我认为，如果理解其特性熟练运用踏实呼吁的话，这一问题将会改变。

即便是将网络实名化，也只不过是又将社会问题潜在化而已。也许表面上的确是平淡了。但却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那就变成了和平的“面具夫妇”一样的状态了。还有，我认为好容易才加入的网络用户中的很多人，很有可能会停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那是因为发布信息的门槛一下子提高了。剩下的用户也只能写一些不疼不痒的琐事的话，我认为网络就成了非常无聊的世界，它的创造力也将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