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事实上，这封举报信并没有因为部分网站的删除而淹没，继续在网上传播，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呈报给了中央领导。后来有新闻报道，正是在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进行核查。

此人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本报讯（特派北京记者 王莹）“同样都是2008年执行的医疗卫生方面支出，前面是2722亿，后面就是2825亿，前后相差了103亿，我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昨日下午，在对财政部提交的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进行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永忠对财政预算报告中的两栏数字纳闷质疑：财政部报告是不是错了？不过对于这一问题，其他的代表和财政专家也表示无法回答。

我虽然从来没有给《南方都市报》写过东西，但是我一直在他们供稿人的邮件列表上。每天我的中午时分，国内的午夜时分，会收到第二天评论版的清样。今天破例的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清样，另一封是值班的编辑简单的说了一下最近一些网站和论坛说《南方都市报》是卖国媒体的事情。我很敬佩南都的编辑们，他们一方面要经过官方的审查，另外一方面还要面对民间的各种声音，可是他们很镇静，很从容，很坦然，他们值得尊敬。

本文版权归《人民日报》所有，同时向政治觉悟、爱国情怀极其强烈的《北京晚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为彰显《北京晚报》落落大方的工作作风，现将其4月11日发表的奇文贴出，一并鸣谢！另外，建议《北京晚报》的编辑们，以后再写文章，是不是先拜读一下前辈的大作。再怎么说也不能给首都新闻界丢人不是。

我回家都听说了这些事，不止杀三个人，而是被杀害了几百人，事情根本就没那么简单，杀人卖尸偷龙转凤，官方医院都有勾结，那些没良心的人，迟早会有报应的。政府都不重视，看来是要等他们的家人都被害了才会重视的。

本届社管委班子产生于南都案的风风雨雨稍稍平息之后，而任期届满于南都二次创业元年完成之时，三年来，这个班子做得怎样，班子的每个成员做得怎样，是不辱使命，还是有负重望？今天，由你们由南都系的每一个员工来评判！虽然今天并不是“普选”南都新班子，而只是一次满意度测评，但这丝毫不会减低其意义与价值，丝毫不会减低其重要性，可信度及有效性。这不是一场例行公事的作秀，不是一次形式主义的走过场，更不是一次引蛇出洞的黑箱操作，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南都的每一名员工，你所投下的一票，你对每一名社管委评价栏里打的每一个“勾”，你提的每一条意见建议都能够代表你自己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必然能够完整地传达到社管委及集团党委管委会，这种意愿，也必然能够得到集团领导与报系决策层充分的尊重与重视。至于可能有员工担心投的票得罪了领导以后可能要给穿小鞋，首先，选票设计及投票程序设计就已确保这是“不记名投票”，投票者身份绝对不可能被“锁定”或“指认”，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退一万步说，如果这次真有任何人因本次测评结果而对任何员工个人、任何部门作任何歧视压制，打击报复的，必将受到集团、报系的严厉查处。 是的，我相信每一个社管委委员都会像我一样很在乎这次测评，都很在乎大家所给出的评价，看看今天全体社管委成员均正装出席就可见一斑；就我个人来说（我想也能代表社管委大家的态度），我也很关注自己最终的统计数字“好看不好看”，比如会不会连五成支持率都达不到？能不能达到七成，还是八成？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百的支持？呵呵，估计那也就萨达姆金正日做得到，但比起在乎这个数字，我更在乎每个员工对这次测评的态度，在乎你的评价是不是认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在此我倒是想说：

记者采访跳楼事件被深圳警察反铐双手近两小时。16日，深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向南方都市報及被铐记者道歉，称二名当事民警已经停职，将按警队内部管理程序处理。 记者双臂被手铐铐在身后

本报负责人对个别民警粗暴对待记者正当采访深感震惊并表示谴责。事件发生后，本报职业道德规范监察委员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的初步调查表明，本报记者马小六和王子荣在现场所从事的采访活动是正当的，也不存在"妨碍警察执法"等不当行为，特别是在个别民警粗暴抓扯过程中，本报记者保持了高度克制。

看来南都也在发表有害时政类玩意，也该关了，全国只留一人民网该多好啊

有专家给出过惊人的数字:有网瘾的和有网瘾倾向的青少年加起来差不多达到2000万人。如此吓人的数字,使得杨永信在他的博客上称,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网瘾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后果,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会让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叫嚣的“不战而胜”变成现实,会让中国文化在网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消失!　　事情到了这样的高度,全党全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了。遗憾的是,这些专家们至今连什么是网瘾都说不清。2008年11月8日,全球第一部《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我国通过专家论证,网瘾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其界定中一项量化的指标是每天连续使用网络达到或超过6小时,且这种症状达到或超过3个月。我们很容易估算,现在上网时间能达到一天6小时的,基本都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群。专家们又说了,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面对电脑10小时以上的不算,再减去20岁以上有工作的———结论出来了:这个所谓的“诊断标准”主要针对的是还在读书的学生。

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关注，但也惹来特定人士对其进行有组织的攻击，有愤青在《中华网》军事论坛发表批评帖子并得到许多跟帖，其中有不少是针对南方都市报的。北京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表示：“在网上的批评是免不了的，因为现在网民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而且像这种帖子也不会被删。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人士也在跟帖，就是使这种批评汉奸的声音更加强大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但却明显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否则那模多的网络警察为何不将这些帖子给删掉？”

“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失去理智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种文革遗风。其实这种情绪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只不过藉这种时机爆发出来而已。”

我经常说和谐社会就是，和就是庄稼旁边一个口，就是大家要吃饱饭；谐就是言皆也，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也就是多种声音，言论自由，这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关于西藏，自从314之后，官方和民间的评论铺天盖地，有旗帜鲜明痛批藏独分子的；有反感北京大动作平暴的；有狂热爱国的；有理性思辨的，不一而足。唯独当外媒从拉萨被“请”出去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下子中国内政变成西方妄图颠覆红色政权了，依据着达兰萨拉和亲近达赖的境外团体的提供的信息来源，秉持既定的仇共传统，拉高了西藏事件在奥运年的政治分量，并有机地与抵制奥运联系起来。

全都忘了到底德新社记者问了什么：“我是德新社记者，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

所以回到长平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只是发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用倾听、了解的持平态度对待异见，这种态度决非认同、赞许，更谈不上助纣为虐，而是对国人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华中的警惕。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的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1978年12月份,广州的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当然农村有些地方也开始了包产到户的突破,但都是偷偷摸摸的。

本文作者长平，来源《南方都市报》。zousuper推荐发这篇文章，他在短信里说，评判南都哪篇文章好，只要看被骂程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