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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作为51反ZANGDU北京高校联合群的参与人之一，我和我们的群主等人今天晚上一起去北京联 合大学见一个51活动的北京海淀区的总负责人，商讨一下关于51活动的细节问题…… 到了KFC，我们一共8个人……我们开始很开心地在讨论，总负责人说，还会有人来，一起讨 论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约40多岁的男人，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负责人，连这样的人都召集到 了，可是，他们走过来，说，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想和你们聊聊……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僵硬了，一时无语。 后来负责人笑着说，我们也想着要去找你们审批呢…… 两个公安叔叔就坐下来了…… 他说，这个，我知道你们打算有一个活动，我就过来和你们交流交流意见。 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我们就交流了我们的意见。然后 他们开始说话，我们才明白，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他们举了当年中关村海龙的反对日货活 动，当初他们的目的也特别简单，就是去了，拉个横幅，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件 ，包括砸店，烧车，导致发起者怎么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会带来的后果，我 们无法预料，就算出现了，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面看着，没有说话。 他们接着说，我们有爱国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不能影响交 通……我们说，那你支持我们的行动，不过是担心我们的活动的后果么？ 他笑了笑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活动……我们爱国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这 种方式呢 他们说，这种集会活动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治安，我们说，那开奥运会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 会治安啊，我们学校里的一条路都已经被横上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政府举办 的活动，出了后果，政府会负责，你们这个是个人举办的活动，出了事情，谁负责呢？ 我们就问，那正常的集会活动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要有预案、有案底、有负责人，一套 一套的流程，你们这个活动都不能和学校举办的活动比。 突然我们群主说，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么？对方的一个人笑着从兜里掏了证件出来，是竖着 打开的，墨绿色封皮（颜色可能记不太清了），表面上的字是凹进去的，没有任何颜色，所 以我看不太清楚，里面有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样……我们群主笑着还给了他们。我看了看 群主的表情，应该是真的。 然后我们又谈论起来。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不允许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呢，想斡旋，却 是斡旋不了……我们说，我们一不影响家乐福营业，二不针对家乐福和法国，我们只是针对 一切反对奥运的国家，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的言语好象没有什么作用。 公安叔叔还说，本来有205个国家要来，我们出现了什么事情，那可以被他们拿来利用，那 就成为他们运动不来参加比赛的借口……我们只希望能好好的举办活动，之前不要出什么事 情…… 说到穿反ZANGDU衣服的问题，他说不能穿，我说，那我就随便平时穿着在学校里溜达都不可 以？他说，那你们学校的老师会找你的……另一个女生说，我们穿什么衣服都要管呀，他说 ，你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你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啊，这 个影响你能负责么？我们说，我们穿的衣服上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支持奥运，反对分裂啊， 这个也不可以么？这个有问题么……他们笑了，你们穿这种衣服有目的吧，这个目的就和平 时的穿衣服不一样吧，我们何必那么掩耳盗铃呢……我们都笑了，没有再说…… 我们好奇地说，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他们说，网络上有你们的宣传吧……我们说， 那我们聊天的内容你们都能看到？他说，你们聊一些特殊的话题我们要知道呀，不然恐怖分 子怎么抓呀……当然啦，他笑笑说，不侵犯你们的隐私。旁边的我们群的人说，对啊，现在 的网络技术特别发达，做个网络拦截，什么都可以看到……他们笑着，没有说什么。 关于清华原来打算发放衣服的事情，从我们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也是他们去平息下 来的。

连岳老师，接禁令，近期专栏文章请回避“爱国”、家乐福等。给您带来不便，敬希原谅。环境如此，肯请理解。上面是某一家报纸编辑给我的留言。所以一有大事发生，我就特别厌恶自己的时评专栏。将来的人如果仅仅只研究了中国的媒体文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不知道外国记者里有多少有这种小家子气意识--你丫越是不让知道越不让我采访我越是要写，越是要写你怕被我写的东西，而且写得越坏越好。他们在国外没遇到过这种畸瘤，在国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深恶痛绝。 中国政府 曾经号称过在奥运前夕要放开媒体，任何外国媒体到地方采访，只要当事人同意，无需经过外办批准。当然，这个誓言，跟他们很多以前的保证一样，是一股貌似温 馨的屁。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外国记者在华有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出过一篇报告，里面有他们翔实的在各地受到的遭遇。

每天我们收到的长的要命的邮件里，凡是新华社啊China Daily的新闻，基本上是唱颂歌的英文版，反过来只要是外国记者写的文章，除了极少数，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环境污染啊，强制拆迁啊，土地纠纷啊，官员腐败啊，西臧新江啊，这些CPC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压之藏之而后快的东西上。

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知道他们所居住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果然，在30天之内有了回音。昨天(2008.12.19)成都海关李姓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说收到了海关总署监察局转来的信。问我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复议流程解决。我觉得，目前我已经不怎么试图追述对我的处罚决定是否正确，而是集中在成都海关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上，所以我也没什么行政复议的理由和必要。就拒绝了。我还是想看看，一个依法实名举报，有证据，有法律保护的举报行为，最终能答到什么效果。

既然不肯开具相关单据，我无法认定海关人员是依法办事，还是非法将我的物品据为己有，因此我要求当场对刀具进行毁坏。该海关人员说："如果你再纠缠，就将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这令我非常震惊，一个公民，纳税人的合法诉求，怎么能用"纠缠"来形容。这句话在后来与成都海关人员电话沟通的时候再次出现。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愤怒和极大的侮辱。

2008年11月13日13：20分，我再次致电成都海关法规处，询问举报进展。被告知，对方认为我是自愿放弃物品。我再次对法规处的同志声明，我没有自愿放弃，而是在对方的威胁之下不得已而离开的。另外，即使我自愿放弃，也应该为海关签字确认放弃，以免发生纠纷。并请法规处的同志再次进行调查，协调。

传媒的攻击，确实苛刻了点，但很有效果。从那以后全国各地都建了灾害信息收集系统，用直升飞机也行，无人驾驶飞机也行，远程摄像头加无线网络也行，反正一条，再出了事的话，用“信息不全”是混不过去了，信息不全就是行政长官的罪过。再有就是有事没事有用没用先把自卫队喊来再说，起码壮个胆，现在你看日本碰到灾害自卫队出动奇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大家都在拼命，所以不应该胡说八道，有什么话等安定下来再说”，老冰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人是最健忘的动物，事过了就忘了，在大家还记得的时候就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防灾是比救灾更加重要的事情，要知道灾害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平时就想定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言论自由的意义在于批评不在于马屁。 我觉得老百姓在感激涕淋下跪磕头吾皇万岁之后还是有义务提出意见。舆论也不一定要都是和谐音。

央视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媒体上有一些报道，民间在地震发生之前有一些反常的现象，比如说有些地方因为溪水和河水变浑浊没有水喝，还有蟾蜍集体过街的现象。请问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是怎么样反应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后我们在信息渠道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网上盛传中国有非主流的专家用传统思维，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西方的一种地震预报方法，并且在地震之前做出过预报，请问两位对此做何评论？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地震预报有什么特色？

第二，我想说明，因为地震预测意见有一个管理，需要填地震预测意见卡片，预测地震震级范围、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有了之后，就填一个预报的卡片。这个预报卡片由专人管理，并且这个意见在我们会商会上，都要通报给从事整个地震会商的科研人员进行参考，这套程序是很完备的。如果你做出了预报以后，最后中国地震局还有一定的奖励。但是在汶川地震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预测意见。因此，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探索地震预报，提出预测意见。

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由 于官方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言论控制手法，加上正处“敏感”时期，除新华社简短的定性文字外，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不置一辞，而网络控制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 封锁程序，因此，许多人在消息上网后几个小时才开始留意到这一事件的发生。6月28日夜，按照一般习惯，我登陆百度瓮安吧搜索信息，却见网友正痛骂该贴吧 吧主胡乱删帖，当然，这样的骂帖也会很快被删。这时候，我看到一位网友向吧主发问：“我的帖子只是找人的啊,请帮我恢复好吗？”紧随着一痛对吧主的跟帖乱 骂后，吧主现身了：“楼主， 等过几天你再重新发，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是百度疯狂地‘和谐’，我也找不到你的帖子，在这里向你道歉了。” 这时候，从各地赶到这个偏僻小吧的网友才知道怪错了对象。不久，这位叫作“临望蓝天”的吧主又发帖称：“我没删过谁帖子，甚至连我自己的帖子都被和谐，我 能说什么？”到了29日上午，再次登陆瓮安吧的时候，发现吧主的名单里已经没了这位“临望蓝天”网友，由于不满言论管制，他辞职了。

有数 据说2007年中国用于网络控制的费用是1000亿元，今年的数据肯定会大大增加，其中也少不了瓮安事件的贡献。

事实上，瓮安事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不特别恶劣，此前的汉源事件、大竹事件、汕尾事件等，同样都是由官员侵权引起民变，民变引起弹压，尔后是大量的网络 谴责与抗议。不过，瓮安事件却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排名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由瓮安事件中的网络抗议得以体现，另一方面，网民表现出的愤怒超乎寻 常，过去那种“中央是好的，地方官员乱来”的批评基本没了市场，

王千源：我可以后面补一下。现在先把心态平和下来。如果治根不治本的话，我人心慌慌地去上课，也不会学好。当我回过神来，能够理智地思考、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自我调整的状态之后，我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回到比较正常的学习。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写。他们很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支持我的做法，他们知道我绝对不会做出有辱国家的事情。他们在沉默中等待春天的回暖。

其实中国有一大批的人是不说话，是沉默的群众。他们有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现在正在观察思考的有深度的人，目前还没有发出一句话来，而浮在表面上的那层一直比较激动地在说一些话。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我很纳闷，之前有报道说记者采访其苏州的家属，说法是张在成都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通知他们张可能出事的，还是通过两地派出所联系通过DNA才确认死了的，如果收到遗书为什么还等到别人通知才知道？

    　请问成都警方，62岁的老人什么职业才是正当职业？

又是死人干的

我们无法接受这一判决，因为胡佳发表的这些和平言论，内容都没有涉及国家政权层面，处以三年零六个月徒刑是不合适的。 ”

“很失望，本来应该没罪的，现在弄了三年半还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就觉得太委屈了。实际胡佳做的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事后法官让家属留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你让老百姓说话天塌不下来，不给人民言论自由，说什么就给扣帽子，我说胡佳就是做了政治祭坛上的羔羊，社会前进的牺牲品。

“很多行人看到这么多人就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在审判谁？访民就告诉他们法院在判一个帮助政府、为中国好的人。宣判结果令大家都很失望，心情很沉重，中国政府又犯了一个错误。　”

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大学没毕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为什么他能捐出所有财产？我想这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这样的事情既不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会发生在新加坡。在中国和新加坡，没有钱或创业失败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唾弃，以及饿死病死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异常深刻的。所以我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冒险。 至少比尔盖茨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以及恐惧，也不怕孩子可能会为下顿饭没着落而发愁。在美国创业失败并不会招人白眼，身无分文也并不会陷入生死困境。很多人打打零工，到麦当劳干干活，都过的也挺舒服开心。我想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中国新加坡等地无法大量产生创业家的原因之一。

我要公开强调的是：现在有某种机构的人通知说，要“适当允许愤怒的网友把那些支持长平的人，支持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的人的私人资料公布在网上”，这种卑劣的行径是多么卑鄙无耻，多么目无法纪！这已经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我听说长平和很多人已经不断受到威胁恐吓电话骚扰，并且不堪其扰时，我倒几乎对这种卑劣的做法没有了任何生气，因为我以前经历过电话恐吓与骚扰，也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一手，他们躲在阴暗处，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有意地，却装着无意地放纵违法事件的发生。还有山东籍的一个女留学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被人认为是“不爱国”，有网友则粗暴地赤裸裸地把她的家长身份和住址都公布了，请问，谁给了你这样的超越法律的权力？谁说了爱国可以超越宪法？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样的怪事？该保护的得不到保护？而该公开的却无法公开？各级公务员的收入和领导的财产本该公开，为什么就无法实现？各级党政行政接待的费用应该公开，为什么对人大代表和审计部门都不敢公开？各种正常的新闻事实应该公开报道，为什么总被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