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 Coffee

两个不可能错的经济原则。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动，是通过市场引导资源使用的重要法则。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重点，历史的经验说是经济效率不可或缺的，而价格管制——即干预市场的相对价格——是犯了经济运作的大忌。二、市场是为了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而存在，然而，市场的交易还是费用不菲的。物品换物品也是市场，二战时我在广西的农村遇到过，牵涉到的麻烦不难想象。作为计算单位来协助交易的货币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减低交易费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佛利民当年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年率对社会的经济有助，但再高就不应该接受了。我同意通缩不妥，因为会减少消费与投资，而工资是易加不易减的。说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有助，不仅是给需求增加一点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给工资的调整多了一点空间。

二○○七年十月读到新《劳动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骂。懂经济的学者不会支持该法，而我骂个不停，是因为认为如果该法严厉执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约选择的约束，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会毁于一旦。

周恩来5岁时即进入塾馆，而当时在淮安已有12所新式学堂。入塾之前，嗣母陈氏已教周认字念诗。陈氏教育手段很特别，每次周认识一个字后就装进一只小柳斗里，这只柳斗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博主回复：我对你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于：明明我在谈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你不对具体的问题回应，却一再脱离具体问题，纠缠在几个中文词汇上。明明自己在玩抽象，还一再批评别人用词抽象。除了自己外没有人在抽象地谈自由和公平。你再仔细review一下我们的对话，应该不难发现我所说的是否属实。 不说这些 了。当前中国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导致了经济利益的垄断（这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不同之处），学术研究资源的垄断、甚至信息的垄断（或曰不对称）其实包括在广义的经济利益垄断之中。现实地说（即除了政治权利的竞争开放以外），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如何切断政治权利垄断和经济利益垄断之间的联系，使前者不导致后者。作为科学家群体，从学术资源的垄断中突围，打开社会结症的突破口，未尝不是对全体社会的贡献。

可能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所以让你没搞清楚我对你此文的攻击方向，让我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自由”，“公正”都是属于人类社会中最抽象的形容词，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当然，确实有可能在言辞中给这些形容词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但是往往却会因此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定义，即使言辞清晰也毫无意义。那么为了让它起码覆盖到一定范围的现实对应物，如美国科学界的科研评审体制，就必须将其定义适当的模糊化。但是，一经模糊化之后，我们能用一个模糊化的概念，来批评另一个具体的现实吗？即使这个现实可能确实有问题，但这种思维下的批评并不符合科学的思维方法，即要求出发点（基础）一定要足够的清晰明确。再具体来讲，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相应美国大学评审体制而生成的“自由”“公正”定义的适当模糊，能直接拿来用到中国科学体制上吗？答案应为否，应该是既无必然性也无必要性的吧。------------------------------------------------------------关于信息不对称，从这个角度，可以避开那些腐败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削弱信息不对称，就大大地削弱了腐败的根基。世界上总会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我博文中的一个认识是，让行政系统达到完全透明化（或者说最大可能的），而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放到议会。

让大城市中绝大多数旅馆都望尘莫及.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一时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刘道玉先生红极一时。如此气势如虹的宣传手法至今依然 可以看做是经典案例，或者说是宣传炒作的登峰造极之作。是的，没错，就是炒作。翻来 覆去地炒，把刚刚提出来的想法当作已经实现的成就大肆吹嘘，又用媒体的报道来作为向 外界展示改革成功的确证！

对于刘道玉先生，作为武大校友，我一度和芸芸众生一样，被报纸上的校长形象所蒙 蔽，被传说中的校长故事所迷惑，但在阅读武汉大学历史，读遍其著作，搜尽武汉大学有 关资料，对比其他更杰出的大学发展道路之后，我以为，这是一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既 缺乏领导能力，又缺乏领导胸怀的意气书生，是一位只顾个人好恶，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 的自我校长。

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 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 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 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因此，中共的“第三春”也应从干部选拔的换血机制出发。只要让那些会选举、能赢得民众选票的党员有提干的更多机会，我相信，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必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