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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4-10 15:05:59]    -----------这不是硕博招生的翻版吗？ 奇怪，我没理解你的意思。硕博招生还是在其所属专业院系内进行。 这里的住宿学院，相当于在专业院系外，再建个结构。当然除老师和本科生外，也会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入住，但都必须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即使是硕士生博士生扩招，对这种住宿院系也影响不大，住宿学院可以在以前精英成员的主导下，保证新入成员的优秀性。

[2] 标题：住宿学院制也是一个特区解决办法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4-10 14:43:57]    李老师， 除了小特区和大特区的解决办法，类似剑桥大学那种住宿式学院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不妨称为中特区吧。 在目前大学专业院系的系统外，增设一个住宿式学院的系统。此系统，只允许最优秀的师生进入。师，可按您说的海归大教授以及本土精英结合而成，学生，则不仅看其考试成绩，还需这些住院教师的首肯方可进来。 这个做法，一举多得。形成的这个特区，不仅可服务于高级科学家的凝聚，亦可服务于精英学生的凝聚，当然师生之间也有沟通凝聚效应。 这种想法，其实更应该上达天音，其效果在我看来，似乎更大，似乎比大特区和小特区的想法，更容易实现。

商业价值挂帅是影响香港学风的第三大负面因素。在《香港的困境》一文中，郎咸平强调香港是一个商人治理的社会。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的执政精英"一不懂高层次宏观管理，二不懂高新技术，三尤其是不重视研究发展和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以前的成功和这些因素无关。"其实不仅政界如此，商业气息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大学餐厅的饭桌上，你会听到教授们热心于讨论各自申请研究经费的数额，而不是某学者文章的好坏。香港人普遍信奉功利主义，既不热衷于学术研究，也很难理解其长远价值。在商业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学生，很早就学会压抑个性，将自己嵌入整齐划一的白领模式。他们在校园里举办社团活动，不仅西装革履，而且样式颜色都别无二致，活脱在上就职预科班。在这崇商抑文的环境中，很难想像哪个年轻人会狂热地投入到实验室或书堆里。

香港的大学资源很多，但比起美国来相对落后，特别是教授评选的学术标准，非常跟不上趟。老一代学者，在旧制度下养尊处优惯了，抵抗变革。这是学术死气沉沉的重要原因。

各位许多是经过香港的大学来美国求学的。在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生里，已经有香港帮了。大陆人能去香港上学才几年呀！这本身说明香港大学的成就。各位可能觉得香港的大学比美国还落后。我完全同意。所以才主张进一步美国化。不过，香港的大学比起大陆的大学来，领先恐怕越来越大了（清华北大除了在生源上有优势外，哪方面能和香港的学校比？）。这是最近十年美国化的结果。这一过程，一定要走到底才对。不知道各位什么看法。

其中有一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座落在弹丸之地，香港不太可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除非香港已经和中国融为一体

我相信象各位这些在美国大学里的香港帮，如果不经过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大部分恐怕没有这么顺．我倒是觉得，北大人有一股傲气很要不得．就是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目空一切．我和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张旭东有过一场辩论，他嘲笑我＂不过拿了人家几个奖学金＂就感恩戴德．我则确实拿了人家一点钱就非常珍惜．毕竟这是人家的钱．香港的大学，对各位学术事业逐益不小，我对各位对香港学生的蔑视有些不安．人家父母勤奋劳作纳税，创造了这么繁荣稳定的社会，并且给钱请各位去读书．难道人家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们看不到人家身上可以学的地方，是人家一无是处，还是我们有这北大教育培养出来的＂北大眼光＂，看不到人家的任何优点？这是否是因为中了北大的毒而不自知？

　　1982年，束先生通过周志成和幼女束美新一再邀请我去青岛聚谈，说他有很多心理话要向我倾诉。他还建议我要研究社会史，着重研究能让后人深刻接受的历史教训。我准备待书稿《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完成后，于1984年去看望先生。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特别是1957年开始，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这项活动是我于1977年倡议的），会上唱主角的是他并不服气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过对束先生的不满），他心里一定有气，要设法宣泄。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他于1979年3月虚构了1928年的那个神话。

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4 9:56:02]    『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最需要通才，那种数理化崇拜已经过时了。』 文章写得很好，没想到现在的中学老师水平都这么高。不过全文中此句话，需要商榷。 数学语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语言，对这个语言的掌握，就跟对自然语言（汉语、英语）的掌握一样，是衡量“通才”水准的重要标尺。

爱因斯坦说过：“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 “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正是那些大量的奥数训练和考试，让学生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渐渐地熄灭了，连对数学本身都没兴趣了。只要上了大学，他们马上就对数学不感兴趣了，奥数最终只起到让学生讨厌数学的作用。

935年，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这样赞扬她：“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细节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变化。”

《2061计划》将每个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13年教育中应该获得的基本科学知识浓缩为12大类课题：科学、数学、技术的本质、自然界的构成、生态环境、人体机能、人类社会、技术世界、数学世界、科学史观、共同主题、思维习惯。

[7]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2:30:13]    『学习一变成研究，有关学习的一切方面都变了！从此，学校、教师、教材、教室、管理方法、评价方法、上课方法、自学方法、培训方法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核心就是把“考”的文化变成“研究”的文化。』 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其核心就是把“考”的文化变成“研究”的文化』，实际上那样说说可以，没有真正的操作性。 我的博客上有另外一套解决方案，即是在“水平考试体系”之外，再建设一个『精深传授体系』，让二者在资金流和人才流上形成良性循环。

[8]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2:33:33]    『我们却把大量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奥数尖子上培养畸形人，完全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危言耸听。 』 同意此句，这并不跟我先前说的“水平考试体系”矛盾，因为奥数实际上不是“水平考试”，而是竞赛型的，确实是耗费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年轻学生们的人力资源。国外中学的做法，是将其引导到AP课程上，即超前学习大学的基础课程，我们是引导到只有少数成功者的奥数上面。

[9]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2:43:04]    『国外学生参加奥赛都不做特别的训练，临时报名，像参加一场游戏一样去玩玩』 这句话不是对否，但是美国大学生数学竞赛Putnam数学竞赛，国外名校是给予特别训练的，如Stanford，每年有一个学期是开设针对此竞赛的讨论班课程的，课程中间发比萨饼给学生们吃。 美国各名校，还都是很注重Putnam成绩的，因为其竞赛不仅给学生排名，还给大学按其参加学生的成绩排名。 所以，竞赛本身的存在，从思维角度上是很难进行批判的，国外数个Fields奖获得者，国外名校的好些数学系教授，都曾获过奥数奖牌。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前奥数金牌获得者，也开始在数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很好的工作，只不过目前还只是数学圈内研究人员知道而已，还未传到大众耳朵里。

[6]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2:19:45]    『他说基本没有帮助，因为现在稍微复杂一些的分析计算都是电脑代劳了，电脑专家系统一秒钟的运算超过一百名奥数尖子的运算。』 这句话也是不对的。博主从心理学方面批判奥数的说法，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是从思维角度进行的批判，我基本都不同意。而且，其理论的依据本身，如此楼和5楼所举，都是错的。 比如本楼中银行行长所言，『现在稍微复杂一些的分析计算都是电脑代劳了』，那么多问一句，那些分析计算的算法，是谁编出来的呢？ 金融和网络，这两个行业成为了当今世界利润最高的行业，因为其天然的垄断性，即“胜者通吃”规律所然。这两个行业涉及到的大量算法，都必须依靠数学知识方能完成，如Google的Pagerank算法，马志明老师做过演讲，大家可在中国数学会通讯上找到其科普文章。

后来，剑桥的一位朋友和我谈起，从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剑桥学者说过一句很聪明的话：“All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蚀人，绝对的权力腐蚀起人来也是绝对地！）

Batchelor教授也就再次强调说，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这样的工作而言，我们的办法就是：“Maximum freedom in hands of good people!（选择好优秀的人才，并给他以最大的自由！）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虚心向内行人请教，并在相互切磋中抓住新问题以开展一项新工作，是他们推动科研工作的主要方法。回国后，当我继续开展在剑桥还没有作完的碰并工作时，Batchelor还在伦敦组织过一次碰并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仍然是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方法与我以前在中国科学院经历过的不同。那时，我们每当要开展一项新工作时，导师总要组织大家（包括导师自己）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学习。但在剑桥，我没有看到Batchelor学云物理，也没有看到他学碰并文献；他也没有要我学悬浮体力学及碰并文献。当然在开始时，他曾要我学他的1967年发表的《流体力学导论》并给了我两篇他在沉降和传质上的文献。他和我的交谈，以及他在伦敦组织的碰并会议，实际上，就是他学习碰并以推动碰并研究的方法。他们的图书资料室里经常很少见到人，而同事之间的讨论问题，却时时处处都在。

Maximum freedom in hands of good people!（要选好优秀的人才，然后给他以最大的自由）。

。Batchelor教授的领导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建立起并组织好制度性的高频率高水平的学术活动，这是一个学术单位领导者调动下属人员思考学术问题积极性的一个基本方法。

在1980年平安夜的晚上，我从大街上走进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院子里看系办公楼，大楼是一片黑暗，大家都早已回家和家人团聚过节去了。然而还有一间办公室的灯光通明，那就是他的办公室，Batchelor还在工作，这真感人！他那时已年过六十，但还是这样拼搏不已，

但其中拥有英国自然科学领域中最高荣誉称号F.R.S.(Fellow of Royal Sociaty,直译是皇家学会会员，意译可译为皇家学会院士)的学者当时竟然多到7位。此外，该系当时还有14位成员在12种国际学术刊物中担任国际编委。该系的成员还经常被各种国际会议请去作特邀报告。

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要创新，最重要的是要能做出原始创新的成果。所以，到底候选人在我们所感兴趣的领域有没有原创性，即原始创新的精神，就成为他这个系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

。他继续说，实际上考察一个人应该是历史地全面地来考察。在剑桥大学，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能够从他的大学生时代，研究生时代，博士后时代各方面的表现全面地加以考察。这样就比较准确客观。这正是把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西方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之一。

虽然他们系中的成员有好多是本系自己培养出来的，但是Batchelor教授说：一般而言他们在我们这里都不能在毕业后马上就留校工作，而是在外面工作一段时期后看他们在外面的表现，然后再回来竞争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样可以避免近亲繁殖的缺点。

Batchelor教授这个系的科研成果是非常惊人的，然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每年在忙于制定研究规划，选择研究课题，检查研究进程，总结研究经验。不像我们那时的科学院情况。那时我们每年年初都要开会讨论研究方向，大家一起来讨论研究规划，然后年中领导还要组织各种检查，到了年底还要再开会总结评比。大家要开的这类会议很多，实际上都是些行政性质的会议，似乎忙得很，但效果却很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成果，对比Batchelor教授这个系差距就太大了。因此，借此机会大家就请Batchelor教授谈一下作为一个系主任他是如何领导这个系的科研工作？如何安排全系的科研方向，科研规划和科研课题的？

“理论工作是一个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因此这里需要的是人们的高度自觉，如果他没有自觉，你就是整天在他的身边讲：“Thinking!Thinking!Thinking!(思考！思考！思考！)”那仍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他指着那里的墙上挂着的大布告牌对我们说：“这上面写满了本系各大组在本周的重要的Seminar活动。”

他接着说道：“如果在上课期间，有哪一周这个布告牌是空白，该周没有重要的学术活动，那就是我的失职。”

以流体力学大组为例，每一个成员每周至少要参加本课题组的Seminar一次，然后是周五下午参加流体力学大组的Seminar一次。这个系的老师们实际上就始终处在不断的高水平的学术思想交锋之中，难怪他们出优秀的学术成果效率有这么高。

按照Batchelor教授的思想，一个学术单位的领导同时还应该组织经常的，高频率高水平的Seminar活动，通过搞这种类型的学术活动的办法来推动基础研究学术工作向前发展）。

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

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4-25 11:01:30]    其实你的文章，是把自己的立论越描越黑。逻辑上过不去了，就找形容词和借喻乱用。现在跳出你那些比喻，我只点这句实在的，可以引发一些有意义的思考的话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父母的责任。国家的责任是..." 你这不是废话吗，现在在中国，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这一点，谁敢把希望放在国家上面。 挤破头皮进名校，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文明世界也都差不多是如此。没什么值不值的，不能说你孩子考进清华，去了美国，上重点校就值，别家孩子虽然上了重点校，但是大多数上不了清华，去不了美国名校就不值。这种奋斗过程，是家长的一种努力，不管其是用自己的智力去帮助，还是用自己的资金去帮助，对孩子的心意都是真的。 倒是，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机制，不能任由家长的这种智力/财力帮助，加剧造成下一代人的竞争机会不均等。不能任由乡村里的天赋学生，因为或无院士父母的智力帮助，或无大款父母的财力帮助，再加上高考的地域性歧视，而丧失成才的机会，对国家亦是巨大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强调国家的责任，是有道理的，国家不仅仅提供的是服务，国家应该比单个的家长个体，看得更长远，做得更深入，这样才能形成人才流的良性循环。从家长个体角度来讲，当然要对孩子负责，这是不用说的废话，中国文化决不缺少这个要素。但是从国家教育政策角度来讲，则要致力于超出家长，不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院士，儿子就能上清华。最近的统计数据，好像正朝这种不好的方向发展，清华、北大等顶级高校学生比例中，家庭优越条件的同学比例，比偏远乡村同学的比例，变态的很厉害。即使没有精确数据发布，大家作为老师，也经常接触学生，感觉是不是这样的。 薛涌博客上，有一篇文章与此有关，说明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加剧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大学的弱智化”。 从这个角度讲，国家负有家长不可替代的责任，不仅仅是服务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