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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个人简历 黄明雨，男，出生日期：1972年9月18日，出生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学历：本科，毕业学校：南京大学数学系 工作经历：1993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职于江西教育出版社，其中从1998年5月开始，常驻北京，任该社北京工作室主任，主持大型科学文化丛书“三思文库”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出版过《陈景润文集》、王元院士著《华罗庚传》，以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领域的近50种译著。 2000年12月至2003年6月，任职于海南出版社北京琼版图书经销部，编辑出版大量社科人文领域的翻译作品。从市场角度重新学习编辑工作，对出版产业有深入研究。 2003年9月至今，创办北京立品图书有限公司，从出版人文类图书到专注于身心灵领域的图书及相关活动，出版过克里希那穆提系列作品、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胡因梦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等图书。 适合当教师的条件： 愿意为孩子和他人服务，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有深入认识，善于学习和自我反省，思考和表达清晰，感受力强，有较强的美术鉴赏力和动手能力。 存在的缺陷：身体的感知力不足（不善舞蹈），音乐素养差，英语的听说能力需要弥补。          虽然这几天我一直和黄明雨共处，到处去找合适的校址，而且一周前就得知他准备担当小学一年级的主班老师，但读到他的这篇文章，我还是深深地被感动，感动于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感动于他的决心和理想。             接受过华德福师资培训或任何一种师资培训，当然很好，有过教学经验会让家长更放心。但这些都不是第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是否具备当老师的热情，是否把老师的职业看作人生的使命，是否敞开心怀努力学习和完善自己，是否能够有勇气直面真理，没有分别心的接纳、爱护所有的孩子，这些品质是一位老师必须具备的。技能、技巧都是可以学习的。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像黄明雨这样敢于站出来担当的勇士。那么多的人都在批评应试教育的弊端，可是具体到行动上，不少人却退缩了。          我很赞同黄明雨的观点，幼儿园、中小学的老师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重要的人，他们在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加人到教育行列，保护我们的孩子，也就是播种未来的希望。           我虽然接受过华德福师资培训，前些年一直在做幼儿教育，现在我把关心的重点转移到小学教育。黄明雨今年五月邀请我参与小书院的教学大纲的设计，每周四上午和家长及热心华德福的朋友一起备课。几年来一批热心的人，坚持不懈地传播华德福教育，办讲座、读书会、工作坊，我们已经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者。           我相信小书院的诞生，不仅来自黄明雨、来自一批又一批热心的家长和朋友，还来自于上天的旨意。时候到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吴蓓

千古伤心是结婚 柏 杨        柏杨先生有位朋友，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宝贝得要命，按说独生女儿一定娇纵过度而不成才，其不流入太妹，或自甘堕落者，几希。偏偏该朋友祖宗有德，女儿虽娇纵得不像话，可是却没有流入太妹，不但没有流入太妹，反而功课奇好，尤其数理奇好。这年头，一个年轻人只要数理奇好，就等于吃了神仙丸，想怎么念就怎么念。她阁下一条鞭上去，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留学；最后在美国啥啥理工学院，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航空女博士。中美同胞，无不惊叹，认为她将来定会在社会上露一手。尤其是她的老娘，兴奋得坐卧不安，东串门西串门，宣传她女儿如何如何，谁要是说三句话还没有夸奖到她女儿，那比杀父之仇还严重，老娘能恨他一辈子。柏杨先生深知她有这种绝症，所以一见面就恭维她好福气，有这么个好女儿，总算不虚此一生也。有一次，我出奇计灌米汤曰：“看你女儿，多有出息，天分高，教养好，她总有一天要得诺贝尔奖金的，到时候，带着妈妈到斯德哥尔摩领奖，你也可见见活国王，报上再那么一登，真光彩呀！”她曰：“你说啥，死得脱？啥叫死得脱？”我曰：“不是死得脱，是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的京城，到那地方领奖呀，听说第一特奖就是美金二十万。”她看我应对称旨，立刻用一种惟恐怕不被说服的声调叫曰：“我可没有那种福气呀，不过我女儿倒满有雄心，前些时还来信说正在研究研究啥呀，好多博士都佩服她哩。”说罢之后，立刻打开手提包，给了我一支她女儿从美国寄回来的洋烟，以励来兹。　　这是四年前春天的事啦，今年春天，偶尔又碰到她，我还是按照着老规矩，没头没脑的称赞她女儿，最初她支支吾吾，后来因我跟在她屁股后赞个没完，她没好气曰：“老头，你歇歇舌头好不好？”这一次连洋烟也没掏，就扬长而去。　　事后才知道，老太婆发那么大的威，不是宝贝女儿死啦，也不是宝贝女儿忘了娘，而是宝贝女儿得了博士学位不久，就结了婚。老太婆当然不反对女儿结婚，可是结了婚之后，跟着就是生子，而且生起来像北平卖的冰糖葫芦一样，“ 大珠小珠落玉盘”，三年就生了三个。如果她身在中国，问题还小，盖中国人工不值钱，请个下女小姐，就可以分忧。无奈身在美利坚，人工贵得可怖，买菜、煮饭、抱娃、喂奶、铺床、叠被、洗衣服、烫衣服、洗盘子、换尿布，大自“电线走火”，小至买根针，都事必躬亲。亘古奇观的女博士，遂成了一个管家黄脸婆。　　我们介绍这个故事，并不是触谁的霉头兼碰谁的疮疤，尤其是毫无轻视家庭主妇之意，盖世界上可以没有女博士，却不能没有家庭主妇也。在对人类贡献的价值上，家庭主妇要超过女博士千百万倍，这可不是拍家庭主妇的马屁，以便将来挨门讨饭；而是没有女博士的世界，世界仍是世界；没有家庭主妇的世界，简直不能想像。不过，问题在于，一个家庭主妇，只要受国民小学堂教育，就可胜任愉快；而一个女博士，恐怕至少也要投下去二十个年华。七岁上小学堂的话，最快的博士也二十七岁矣（有的年已半百，头发都白啦，还在往里钻，那就更是紧张）。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自己也费了那么大劲，不过造成一个管家婆，成本未免太高。这种浪费，恐怕连太行山都得赔进去。如果将来大学堂全体成了女学生，而女学生又全体冲进厨房煮饭抱娃，中国高级知识界，势将成为真空。夫国家培养一个科学家，就有理由、也有权利，要他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如果所有的科学家一齐坚决的蹲到河边捞鱼，那又何必培养这么多科学家，直截了当培养捉鱼的好啦。　　女博士嫁人，当然是应该的，但如果她阁下折腾了半辈子不过只是煮饭抱娃，我们就忍不住要疑心，当初何必那么穷凶极恶，把臭男人从榜上挤到枯井里乎？当她阁下午夜人静，半闭着瞌睡得要命的秋波，从床上爬起来喂孩子奶时，隐隐约约，不知道听没听到枯井里的哭声也。吾友盛紫娟女士，她在香港读大学当时，兼编了好几个刊物，正在日正当中，前途无量，却忽然结了婚。结婚之日，来信描写远景说，她丈夫是个大律师（也可能是个工程师，日子一久，记不清矣），生活不成问题，所以一定要好好写几本小说。我老人家就一百个不信，盖小姐一旦变成了太太，她的朋友圈就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生活方式也会跟着别有天地，而且一有了孩子，更是全盘皆垮。不要说写小说啦，能有心情看小说，已很可贵矣。她对我的看法颇不服气，在信上致训词曰：“你这个老顽固，总自以为是，总用你过去陈腐的经验去判断新的事物，务请拭目以待。”好吧，我就拭目以待，拭到了今天，已整整五年，她不但没有一本小说，而且音讯杳然，像是从地球上失了踪。呜呼，非她不上进也，而是形势比人强也。不过女作家和女博士之间又有不同，女作家二十年之后，儿女渐渐成长，她仍可继续爬她的格纸，起初可能有点生疏，久啦也就可以应付，而且随着年龄见识的增加，作品或许可能更成熟。可是女博士学的是航空工程，二十年之后——不要说二十年之后，纵然三年之后，她学的那一套已落伍了十万八千里，她就不得不成为废料。

校级科研奖励制度，名正言顺，势在必行 各校本质上已经存在了科研奖励制度，比如发一篇SCI文章，奖励一万不等。不过这个奖额目前似乎逐年下调，因为能发SCI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些老师私下里讲，这个好啊，你们学校也别老搞什么几百万的项目了，直接有多少文章，奖多少钱就行了。要是结合某些现实情况，这个建议还真有些合理性。 本文建议，各大学应该设立本大学教师的优秀论文奖励制度，从而将以往就存在的制度，升高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台阶。 好处是，与科研项目相比： A1. 科研项目申请，原则上不是基于已有成果，讲究未来发展，这个当然是对的，所以科研项目中的待遇提成，应该基于科研人员的人工成本，而非奖励角度。 A2. 科研项目申请，当然会讲究过去的工作积累，但往往会结合“量”的考虑，而优秀论文奖励则不然，以一篇论文的优秀论成败，想评，拿出你最好的那一篇即可。 奖励制度，当然也会需要评审，会牵涉进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在校级层面展开，评审问题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对制度建设是一个好事，从而对学校的科研制度有极大兴奋和推动作用。 譬如，必须要求，参选优秀论文奖者，需做一小时报告，可安排在每一周的固定一个时间，一次一位（不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内，哈佛大学优秀本科生论文评定即是如此），全年大约40周，则大约允许40位竞选者，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也不少了，对于名校、大校，则可以采取学部分类制，每一个学部，还是全年40周，每周一位演讲参评，共40位竞选人。 国内目前科研气氛还不够太好，很多同事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工作，专题报告(Seminar)和大报告(Colloquium)往往来的老师不多。想必，具有评奖性质的学术报告，来的老师会多很多吧，长期下来，自然成为习惯。 校级评选，甚至可以直接结合该学部的每周大报告(Colloquium)，形成“对讲制”，外来大科学家讲一个小时，本校参评科学家讲一个小时，若两人内容相关，可以由他们俩自己调整演讲顺序，外来大科学家可加做此人的评审委员。 这个奖的额度怎么定呢？现在提出一些建议性质的内容，供大家指正。 原则 A. 将年轻人分开评，鉴于国内博士生的平均毕业年龄，可选博士毕业平均年龄6年之后，比如若博士毕业平均年龄是28岁，则加6岁之后是34岁。这个6年，相当于又一个博士期，对于鉴别一个年轻人潜力来说，足够了。     将年轻人分开评，国际大奖最显著的就是Fields奖（40岁），具有极大的好处。不仅避开了论资派队的可能，而且会让公众和当今科学家认识到当今研究的最新方向是什么，不像Nobel奖，大多都是几十年前的工作，因而缺少对年青人的科研方向引导功能。     我们国家的杰青，就采用这个原则，不过把年龄设在45岁，比Fields奖40岁大，再参比欧洲数学会年青科学家奖32岁，就要高很多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会不会因为这个参数的设定值过高，而受到重大影响呢？有可能啊，这种东西可不好证真或证伪，很难用推理达到理性证明的。 原则 B.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特等奖的奖金额度，按二倍法指数递增，即比率为： 1:2:4:8 特等奖和一等奖允许空缺。那特等奖额度定到多少呢，太少了不行，这是校级奖励，反而不能像那些国际大奖一样，钱不够，名来补，得了国际大奖的科学家可以因此在别处得到好处。校级奖励，要讲究实惠。 在我看来，特等奖应该结合青年科学家工资和当地住房价格而设定，应达到5年科学家工资之和或者当地住房的50平米-100平米价格。比如北京地区可选作50万，依此，其他奖的额度都确定下来，三等奖是6万多点。 这个制度，虽然是校级制度，评的是校内人员，促进的是校内评审制度的改善。但其对校际竞争的作用亦是很强： B1. 各校会比奖额，你名校的特等奖奖额和总奖金额度，反而比某些低点的学校差，说不过去吧。 B2. 各校会比得奖人，你名校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比不上某些低点学校的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说不过去吧。 这些奖励，都是公开，大众能够了解和容易注意的，哪个学校想胡搞自己的科研奖励评审制度，不拿出自己最好的人才评奖，只拿领导关系好的出来，那是自掘坟墓，牵扯到这份上，大多数校长都不是傻瓜，允许某些恶势力，搞大范围的胡来。 呵呵，我相信，小学校会先搞起这个制度，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会增光而不会有损。但是名校、大校的行动会有延迟，因为存在着B1、B2的忧虑，但只要科研奖励制度在小学校蔚然成风，名校、大校最终会被裹进来，在人才竞争，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大势所迫，势在必行。

『博主回复：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唱不同的歌！』 当然，你那些具体的话，我都直接拿来引用，然后说明自己跟您那些话很不相同的观念。很可惜，对我这些具体的观念，你未作出具体更进一步的回应。 这种思想上、理念上的碰撞，希望能在科学网这个圈子里传一传，让人知道，科学家、数学家中关于教育理念方面的想法，并不是都跟博主一样的。 也希望，将来我们的领导，能够学习西方大学的规范做法，在制度上设计好，大学生们自然会勤奋学习的。根本不用督导团来拿教师们，尤其是年轻教师们说事。 大学教师们，主业就是科研，不是教学，这从各大学的时间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名校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一个学期只教一门课，那么大量其他时间干什么去，当然从事科研去了。 好，你身处大学，不想多做科研了，想一学期多教些课，没关系，你可以多教点，但即使如此，也绝不可以达到中学教师那种教学工作量。否则，对学生就不公了，毕竟，这是大学。

好，现在说点，年轻人出小差错的例子。 当时，有个年轻人，博士后出站，来到我系，比我晚来一年。其人文采很好，满架子的文史书籍。 但也许因为性格的原因，他在课堂上，只顾自己讲，而未注意主动跟学生们交流。 在他出事前两三个星期，走在路上，我正好问他，在课堂上，你有没有主动问学生问题，从而知道他们倒底学懂没学懂。他答，没有。（我是已经在本校教过一年书，知道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特意提醒他的） 这确实是他的不足，果然，没想到我问这句话之后，他的学生们造反了。由一些班干部发起，将问题反映上去，要求罢这个老师的课。最后，因为此事，这位有文采的年青人，被迫离开我校，去了他处。 我想，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的看，首先这个老师确实有不足之处，我也很诧异，他怎么没有把文采用到他的课堂上呢。 很显然，在评议他的问题时，负责领导们都会去听听他的课，其课程本身讲的，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应该出在他高估了本校学生的水平上面，没有加强沟通，发现学生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上提出实际的、妥协的教学目标。 因此，他同样失去评职称的资格，因此主动调离了本校。 我觉得很可惜，这是本校的遗憾，失去了一位本来很有教学潜力的年轻人。 上次的例子是“督导组”的，这次的例子是源于“学生们”的。他们的一时判则，就可以这么严重地影响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两个例子中的年轻老师，教学真的不好吗？第一个是督导组的判则，而来我校的实际表现，证明了那个名校督导组的荒谬。 第二个例子中的老师，确实在实践中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当一个好老师的潜力的。事实上，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当知道他因此要离开本校，前往他处时，不少学生给他写信，不乏温情之处。 甚至即使是当初挑头闹事的班干部，也直接写信给他，表示对自己行为过火的后悔之情。 学生们其实想的很少，不知道，大学里是存在一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是要拿一些学生们暂时的过激行为说事的，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其实我不是当事人，当事人自己有些解释，也不可全信。 我想，说教学，重视教学，没错，但必须澄清一些理念问题。更别说，不要轻易地拿“教学”做大棒，对年轻人动不动就挥舞：“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如果一个院里，老一辈教师里有一帮这样的人，这个学院的科研搞不上去，教学就真能搞上去吗？ 博主回复：你说的这番话我完全赞同,任何人不可能生来就会教书或做科研,需要个过程,我们学院实际上多次发生过学生状告老师的情况,也有个别的老师学校要严肃处理,我们还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尽量为老师说话.但这与我上篇文章谈的问题实际是两回事.以我所见过的不少学校的督导老师,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很敬业,很多方面值得年轻的老师学习. 看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共识的份上,我就再多说几句,那篇文章想表达的是:教师不做科研肯定不行,不仅要做,而且应该做好,但前提是要重视教学,要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能只想着科研,想着SCI,项目,而教学上只是应付.一个老师,如果对教学不用心,哪怕他科研做得再好,都算不上是一个好老师,他可以去科研院所,但不适合当老师.但如果科研不好,同样很难做一个称职的老师.现实是我们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常常是只要科研出色,可以一俊遮百丑,那些老师甚至可以不上课,这行吗?

感谢博主给我们年轻一代一个说话的机会，专门把我的评论新置一帖进行评论。 比如我们可以逐条讨论我所讲的，第一条“还多亏有科研因素这个硬杠杠了，否则年轻教师还真不容易在“督导组”和“学生们”手下讨生活。” 不知是否有老师，年轻的或年纪大的跟我有同感。 对博主的话提出不同的想法，只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实的复杂性。我有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某著名大学的“督导组”，在该人博士后出站，作为年轻教师试讲的时候犯难，剥夺了他的教课权力。由此，他是无权评职称的。 他后来正好晚上有事路过我校，到我办公室玩，我直接带他找我们系主任，两个月之内就调到我系。他因为科研业绩，一进来直接评为教授（注：这个过程当然要靠我们系主任的慧眼和远见卓识）。 那么他的教书就真的不好吗？只是科研做的好？ 实际上，他来我校之后，一直给研究生上基础课，深受研究生们的爱戴。他刚准备调我系的时候，要做试讲，我也去听了，大家都觉得中规中矩，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晓得那个名校的教学“督导组”，何以做出停人家课的决定。 这就是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正像博主也不是很容易就下断语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所以，现实是复杂的。督导组就那么神圣，起码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告诉我不是那个样子。很有些人，要借所谓“教学”这根棒子，完成他们的“敲打”欲望。别人做的中规中矩的时候，都要停别人的课，更别说出点小差错的时候了。 博主回复：你说的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督导组成员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不排除你说的那种可能性,但不能以个别说明一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至于我所下的断语是有前提的.不仔细读别人的文章或断章取义不应该是科学工作者的态度. 关于你说的那个年轻教师的问题,我不知是个别督导员的问题还是整个督导组的问题,有些东西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对你说的事情不清楚,不好多做评价,但你因为这件事而否定督导与学生的评价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外,给研究生上课与给本科生上课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课方式都可能不同，好与不好往往因对象与角度而异，不过不想再展开谈了!

五四年春，我在一间叫永安小学的乡村小学受顽童和教师所威吓，患病达半年之久，

高校班主任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他们不似小学、高中的班主任，能手把手地言传身教。一些高年级的学生甚至抱怨，读了几年大学，跟班主任说话没超过三句。而高校班主任多为任课老师，且兼有学校各类事务，他们对此也很无奈：“没那么多精力兼顾。再说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没必要管得太严。

王定福认为，这还是一种“榜样教育法”，是高校管理的有效补充。“另外对这些小斑竹而言，给了他们一个锻炼的平台，是学校培养高素质应用人才的一种创新。”王定福认为此举可取得双赢局面。(记者胡建国 通讯员孙亚男)

例如，文章列举的一些事实： 1. 是要以高出国内教授平均水平数倍甚至十几倍的价码来引进人才，这似乎是确定了的。 2. “千人计划”的引进对象，如果瞄准姚期智、施一公、饶毅这个量级的话，引进2000人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面对这些事实，博主使用了足够的分析，或者退一步讲，思辩精神吗： 1. 教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2. 只有让一流“人才”做领导，他才可以再招进一流人才。如果让“二流”人才做领导，他只会招三流人才。如果让“三流”人才做领导，他只会找四流人才。既然“千人计划”想招到如姚期智等人那样的一流人才，是极为困难的，那么招进来的必然是国外意义上的“二、三”流人才。赋予这些人过重的责任和权力（想必不少会成为某级领导），对这些人，以及对国家来说，是否是好事情。 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引入西方国家，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历史和现在规范做法，详加讨论。才有利于判断国内现在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才有利于判断国内现在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我的意思是，最好不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将者，带兵，帅者，选将。怕就怕在，这个选帅、选将的过程，在起点上，在制度上已开始就错了。 那就要出比较大的问题了。所以，文科教授，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多讲些历史。 在历史的基础上发言，人方可信。

1. 教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这个，教授之间工资差距到十几倍，好像现在西方国家是没有这种做法的，不知历史上曾有过没。据讲，现在一般在3倍以内。 这种工资结构，顶层和底层差距比例极大的做法，看过报道，是在黑社会团体中比较常见。 那么，我们的质疑，“这种高差异工资结构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因为，你在科研体系的工资结构上，采取一种类似黑社会工资结构的做法，那么你会不会最终搞得，科研体系中的文化气氛，制度建设，等等相关事宜，最终也跟黑社会具有同质性。 最后，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从工资结构开始，最后很多方面跟黑社会具有同质性，对一个国家，是福是祸，这个忧虑，是有相当理由事先提出、事先分析的！！！

　上小学时，作业太多，妈妈认为儿子已经学会的，干脆替他写。结果，作业本上的两种字体常被老师识破。

超过50%的预算将被用于全县的公立学校 – 主要是中、小学运行经费。

美国家庭吃饭，桌上摆几样菜，孩子说吃哪样，就吃哪样，说不吃哪样，就不吃哪样。几乎所有美国孩子都不喜欢吃青菜，有的美国家长会要求孩子吃一些，孩子坚持不吃，也就可以不吃。美国父母尽管也知晓青菜的营养价值，但绝对不会强迫孩子吃。美国孩子吃饭，一说吃饱了，就可以放下刀叉，甚至离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美国家长，孩子说过吃饱了之后，还会连哄带骗，硬逼孩子多吃几口才许离桌，好像孩子永远不会自己吃饱。

美国孩子因为不吃青菜，营养要靠维他命补充(这话值得推敲。美国的孩子们，在小学时就会学习什么是健康食物，什么是垃圾食物。有些孩子偏食不吃青菜是可能的，但不能说，美国孩子不吃青菜。美国家长给孩子们补维生素，以补钙为主)。

不论哪个国家，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三顿饭。所以大人在饭桌上的行为，每天至少重复三次，在孩子身心所产生的烙印，自然比学校的功课还要深刻。

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

这些孩子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

比如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应聘，说好自己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但等雇主问她能不能扫地时，她勃然大怒，说对方侮辱她的人格、不尊重人才。她就是不能想想：企业要创业，就得招开创型人才，不能请一个坐享其成的“姑奶奶”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白领的工资。开创性人才，应该懂得创业艰难，扫地、拉车可能都要自己来。

不过，实行“常青藤原则”，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大人和老师如何从孩子的眼光中看世界；第二，孩子如何从大人的立场想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师生、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无法对话，“讨论班”也开不起来，最终还会产生代沟。许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拒绝和父母交流思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他看来，使用成语过多是思想懒惰、缺乏原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