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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玩沙的时候，他很认真的对我说：老师，以后我们不第一次就坐在那里好吗，第五次第六次再坐好吗？我的心跟着软了一下，差点答应他。”呵呵，这是可可丁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最近，她妈妈跟讲，现在他喜欢尝试跟大人们“讨价还价”。根据传统的方法，一般大人应该坚守住自己的规则，不允许孩子们“讨价还价”。不过我跟可可丁妈妈讲，我们应该给孩子这样的权利，因为这是他发展自己头脑思维的一个过程。如果把这个过程打断了，虽然最终他也会去遵守大人的规则了，但是却会丧失自己的创造性动力。所以，大多数“规则”上的“讨价还价”，我还是让可可丁妈妈容许可可丁的创造发挥、互相讨论的。不过还好，妈妈讲，可可丁只要经过讨论，规则最终确定下来后，就确实能够去遵守。在薛涌的博客上，正在连播他的著作“一岁就上常青藤”。摘抄几段，我觉得好的，当然是针对我们这种类似想法的，即不仅允许孩子们在规则下自由的玩闹--爱与自由，也应该允许孩子们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和讨论之中--规则和平等。（呵呵，偷了孙瑞雪的词）。下面引号是摘自薛涌文章，我表示赞同的：“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的、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讲究说理、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

“讨论的习惯” “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这句话说的有点深，其实很简单，就是=制定规则和应用规则因为我是学数学的，所以知道这种习惯和这种能力对现代科研人员的重要性。

另外，我一直对国外幼儿园这种批评小孩的手段“Time out”，即离群，在某个地方坐一下。心里有个嘀咕，觉得其实更残忍（如果我是一个小孩的话）。但是，这种做法，起码比打、骂好吧，对吧。而且，对于幼儿园这种群体活动来说，难道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批评手段吗。在家里，后来我们发展了一套适合家庭的批评方式，不采用国外的那种“Time out 坐板凳”方式。可惜这个方式好像只适合在家里使用。不过，还是把链接放过来，让老师和家长们指教：明确的规则 合适的惩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27f1b01000bdf.html大致意思是，建立了一套分级批评制度，最轻的批评就是“扣鼻子”，再严重就是“挠痒痒”，因为使用这两个，感觉问题也解决了，小孩子也不会留下伤害自尊心的后遗症。其实，批评的目的，不过是让小孩子知道这样做不对，让他服软。既然他承认错了，愿意接受“扣鼻子”、“挠痒痒”的惩罚了，就是服软了。目的已经到达，同时又不让他伤害到自尊。所以，想出这个办法后，发现效果非常好。不过，这个办法好像只适合在家里用，幼儿园人太多了，可能不太适合用上。不过我还是觉得“Time out”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是一种很严重的惩罚，最好放在批评分级制度的最后几级，作为最严重的惩罚手段。在其之前，应该有几种明晰的、较轻的批评手段。不知道，这方面幼儿教育专家们有没有探索出比较成功的方案。老师们和家长们如有知道，请给出参考。另外，说一句，这个花儿朵朵的每周碎碎谈真是好啊，形式好，文笔好，北京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花这些钱，上这样的幼儿园，值。

都说俄国老师的训练“残酷”，看来是百闻不如一见。那一天，我们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女儿刚刚坐定，他自己就连弹了四首巴赫，仿佛是开钢琴演奏会。等弹完了，他问女儿喜欢哪首。女儿点了第三首。他马上说：“这首是最难的。好，你就从这首开始弹。”我和妻子面面相觑：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八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训练，怎么能弹这种音乐会里的独奏曲目？果然，女儿刚上来，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于是他给示范，甚至干脆把女儿的手指摆在某个琴键上。十分钟后，女儿居然开始弹起来。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以前女儿学琴，从来是半小时的课。因为孩子的注意力不可能集中那么长时间。前几天和那位美国老师上课时，她因为注意力不集中，竟从琴凳上掉下来。可是这次。她竟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下课一出门，她就要求要跟这个老师学。回家观察，她象换了一个人，竟能一天练一个小时。看到这种变化，我们当机立断，改投到俄国老师门下。  

孩子对成人而言，永远是个迷。而且孩子越小就越不容易理解。我们的女儿是我们夫妻从小自己带大的，从不离开她一步。但是，这次事情告诉我：即使是这样，我们对她的了解还是有限。她有自己的欲求和意志，但是表达不出来，甚至自己也意识不到。只有这样多试，看她对不同的环境和挑战是什么反应，才能明白她究竟要什么。那位印度裔老师和美国老师，一个严格一个活泼，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她们事先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最终只能把大人的东西强加于孩子身上。这位俄国老师，则先让女儿说要什么，看她怎么弹，然后作出自己的反应。这更接近于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难怪他一下子激发了女儿对钢琴的热情。  

我们都希望教育要以孩子为中心。但是，当我们形成一套关于孩子的成见后，教育就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而成了以家长或老师为中心。那些越是觉得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家长，就越容易掉进这样的陷阱。“常青藤原则”要求家长不停地和孩子对话，观察孩子对各种事务的反应，然后再发展出自己的对策。这一过程，不仅是孩子会学到许多，家长也会学到许多。

“一哭就抱”是常青藤教育的起点。

“一哭就抱”的原则，有父母的感情在，但更是从婴儿的角度建立的。试想：婴儿在掌握基本的语言之前，和父母唯一的交流就是啼哭。她哭你置之不理、让她自己闭嘴、“培养其独立性”，这其实是阻碍了她和父母的交流。“一哭就抱”，则让她感到自己唯一拥有的交流工具非常有效，鼓励她频频使用这一工具，增加了她和大人的互动。婴

她上的第一个日本幼儿园条件不太好，老师人手不够。一位老师在她的日志上写道：“她看着老师忙得不可开交，就躺在自己的床上不作声。一旦她看见老师放下别的孩子、空出手来，她哇地一下就哭起来。老师赶紧就得抱她。”这是她四个月时的行为。十四个月时在机场那一幕，她好象是一下子被陌生人从父母手中抢走，但她竟“决定”不哭！看来，孩子从很小就会审时度势、自觉地使用自己的沟通工具。

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的、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讲究说理、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

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

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几年前深入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进行了实地观察，出版了《不平等的童年》一书，进一步证实了前辈的结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检讨一下美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众所周知，哈佛大学在过去几年，一直给家庭年收入在六万美元以下的孩子免费上哈佛的机会，2007年底又突然宣布：进一步减免中高产阶层的教育费用。从2008年起，年收入在十二万到十八万美元的家庭，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子女上哈佛的费用（包括学费、杂费、和食宿费）。十二万以下的家庭则支付的比例更小。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哈佛彻底实行免费教育（即包了学生的学费、杂费、和食宿费）的话，等于一年放弃了十五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哈佛2006年自己的“小金库”（即所谓的“捐助基金”）在股市中的回报就是将近七十亿美元。这十五亿对哈佛实在是九牛一毫。另一方面，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各种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基金的5%以上才能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但大学的捐助基金不在此列。国会目前正在讨论有关立法，要把大学涵盖在这５％的规矩之内。哈佛的捐助基金达350亿美元，2006年增值23%，但目前每年仅花掉4.3%，离5%的要求还相差甚远，需要想办法把钱花出去。其他常青藤也都大同小异。所以，《华尔街日报》上有人预测，用不了多久，年收入二十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也就是美国95%以上的家庭，送孩子上常青藤这样的一流学府会免费。但是，一般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捐助基金，财政困难，不得不开源节流，雇用临时教师削减费用，同时增加学费填补财政赤字，可能造成教育质量下降、费用提高。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上最好的大学免费，上次好的大学便宜，上差的大学反而最贵。这就好比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国产小排放辆最贵。

另外，我通过一系列颇为权威的经验实证研究，展示了一些流行的智力开发不仅无法提高孩子的智商，反而阻碍了孩子的智力发展，并特别指出了过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坏处，希望家长警觉。

首先，我很奇怪，为什么爸妈会提出“现在不吃，以后就不能吃”的前提。其次，我认为，以饥饿感来衡量人们尤其是孩子的诚信度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即便是成人，对自己的饥饿感也很难把握。

『首先，我很奇怪，为什么爸妈会提出“现在不吃，以后就不能吃”的前提。其次，我认为，以饥饿感来衡量人们尤其是孩子的诚信度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即便是成人，对自己的饥饿感也很难把握。』是啊，我也赞同这位博友的话。实际上，是博主自己把小孩子往这个规则上引过去的，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当然就同意了。对待孩子，不应该使用过于“刚性”的规则。其实，当时饭桌上什么都不说就是了，等她饿了再稍微补充一点就行了。如果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再反思一下原因，如冷饮之类就是了。

博主的“刚性”规则的做法，不见得利于孩子的成长，等她长大了，她是否也会以这种刚性的规则，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博主可看看薛涌博客上的一些探讨，其中涉及“规则”的一些语句如下，我觉得挺好的：“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的、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讲究说理、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因此，博主这种“因事设规”，即时起意的做法，并不是很好。应该跟孩子商量一个基本的规范，他也确实能同意遵守的，只要他未触犯那些规范，就不应该受到大人的强迫以致哭哭闹闹。所以，实际上“规则”更多地是给大人设的，“大人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

我认为，和美国的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的两大阙失，一是轻体育，一是轻表演。

目前在我的大学里教书的一个同事嘲笑说：“有些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给孩子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人生计划。至于孩子喜欢不喜欢这种被家长设计出来的人生，他们才不在乎呢。仿佛孩子的一生都是属于父母的。”她教育孩子的哲学则正好相反：只要孩子幸福，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首先，在常青藤乃至美国的绝大部分大学里，专业可以任意选，甚至选了以后还可以随便换（只要你能完成新专业的课程要求）。学生从来都是被鼓励追逐自己的兴趣的。我曾和同事一起给学生作选专业的咨询。一位学生来到我们这里，说她喜欢历史，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选历史作自己的专业。我的系主任对她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基本素质教育。以后你的雇主，也要看你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未必是具体技能。因为现在的技术发展这么快，具体技能往往要在岗位上现学。人家要看你是不是这块材料。你在大学选择自己的兴趣作为专业，一般表现会好得多，成绩也容易出众。这样，未来的雇主就会把你看作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比如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应聘，说好自己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但等雇主问她能不能扫地时，她勃然大怒，说对方侮辱她的人格、不尊重人才。她就是不能想想：企业要创业，就得招开创型人才，不能请一个坐享其成的“姑奶奶”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白领的工资。开创性人才，应该懂得创业艰难，扫地、拉车可能都要自己来。

不过，实行“常青藤原则”，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大人和老师如何从孩子的眼光中看世界；第二，孩子如何从大人的立场想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师生、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无法对话，“讨论班”也开不起来，最终还会产生代沟。许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拒绝和父母交流思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他看来，使用成语过多是思想懒惰、缺乏原创的标志。

薛涌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了体罚的负面影响：第一，孩子 接受暴力原则，长大了会欺负人。第二，从体罚中，孩子知道大个子可以欺负小个子，以后在外面碰到大个子，就会有恐惧感，觉得人家可以合理地欺负自己，影响 其自信心。

，这个幼儿园执行了非常严格的规矩：坚决不教孩子语文算术。我们开始时还就此提出异议，院长则特地解释了他们的教育哲学：在学前阶段，孩子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发展感情和社会技能，即怎么和别人相处、怎么在陌生人的环境中保持情绪的稳定，而非读写算术的能力。当一、两岁的孩子离开父母到了幼儿园时，这个孩子就等于走向了社会。从大人的眼光看，她不过是要对付另外五个小朋友、两个老师。但对一个幼小的孩子而言，这几个人构成了一个“大世界”；要理解和适应这个“大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孩子在这一阶段的生活经验不需要读写、算术等技能。从理论化的语言来表述，读算这种学术性技能是理解超出我们的直接经验范围的世界的工具。在孩子连身边的世界还不能充分理解时，当然不需要这种技能，大人也不应该把孩子不需要的技能强制塞到她手里。当感情和社会技能还发展不充分、不稳定时，让孩子学读写算数，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在挫折感中学习明明和自己生活不相关的东西，自然导致了厌倦。最后，孩子不仅读写算术没学多少，感情和社会能力也发育不成熟。感情上不稳定，社会技巧的缺乏，则使孩子对付不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上学后成为影响其学业的最大因素。我在后面讨论早期教育和智商问题时将进一步指出，现代一系列新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在五岁以前开始阅读的孩子，日后的阅读发展反而比较慢。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智力开发型的幼儿园常常是最有害的。许多家长温文尔雅，家教很好，但孩子在集体中则脾气暴戾反叛，很难管教。这里的一大原因，就是孩子太小，语言也有限，有了挫折感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就用行动来表达。幼儿园如果不照顾孩子这种感情发育的特殊需要，一味强调智力开发，孩子的挫折感就可能更强，乃至上了学后感情不稳定，不知道如何和别人合作，最后触犯许多同伴，陷于孤立，性格变得更加焦躁。

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

这些孩子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

女儿最让我骄傲的地方，是她不管对钱财如何有兴趣，最后总能超越自己，想到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是界定成功的更高面向。我在大学里教历史，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一心想做生意，对历史烦得不行，觉得和他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我常常这样对他们讲：“如果你一生只关心你的下一张工资单，你这一辈子就很可能在为自己下一张工资单的忧虑中度过。你很难成功。如果你的兴趣和关注的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和经验，多想想别人、多想想世界，你就可能成为你们这一代中的领袖。显而易见：人们不可能选择一个只关心自己工资单的人当领袖。你必须通过关心别人、给别人谋福利，进而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拥戴，成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也获得个人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