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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3年前的一个暑假吧，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在找我借书的时候向我提过一个令我张口结舌的问题：你这些书都是怎么来的啊？我以为她是在怀疑我的书的来路，我当即向她出示我的那些购书发票什么的，她知道我误会了，就说我不是说你偷书，我是说你怎么知道买这些书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想问什么，我随口说，到书店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书店都卖好书的。她说，这些书店都在哪里啊？我当即晕倒！我和她都是86年分配到这个大学教书的，而且她毕业的学校是国内响当当的名牌，到了21世纪了，居然、赫然、竟然不知这个文化区的书店地址！这也太离谱了吧？当然她随后的补充就更把我雷倒了，她说：我从来不逛书店的……这话不是我瞎编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当时那个老师也一脸惊诧。后来，这个同事顺利地当上副教授、硕士导师以及读博、入党等等，借给她的书当然是没有读的，想必她也读不懂，可惜我一腔热血为她推荐的几本书！

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Python 核心编程》第二版总算要出了，这本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毕竟有超过 10 位以上的 Python 爱好者一起合作翻译了这本书，能够翻译完这本长达 1000 页的 Python 巨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早是在 《Core Python Programming》(中文第二版)有奖书评活动 看到这个消息的，里面的链接指向 CPUG 的推广页，打开就能看到清风同学帅气的照片了 :D。不过仔细一看译者却另有其人，封皮上赫然写着“宋吉广”，但这本书可是 CPUG 组织翻译的啊，为什么译者却另有其人了呢？

看一下 China-pub 中此书的序言部分，可以很有意思的看到贡献者列表，但正是这些贡献者们完成了本书超过 90% 以上的翻译任务。

我们正处于一个商业秩序无比混乱的时代，我们有假奶粉、假药，当然也有假书。中国人就不能诚实地工作，诚实地生产点好东西，诚实地赚钱，大家都挖空心思走捷径，偷盗剽窃，无所不用其极，心中已经没有一点道德底线。奶粉事件如果不是吃死了人，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引起重视。假书看不死人，当然解决无望，吃死人的事还都得排队等着呢，我们这点损失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也就释然。

仇恨是廉价的筹码，这从来都是相对偷懒的统治技术，只要一出问题，就虚拟出一个敌人，不过这种方法在文明社会怅然式微了，因为它根本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进步，反而像吸毒一样，快速有效过瘾的同时损害了身体机能，下一次需要更大的剂量，所以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

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反而容易成为权力的私器，巧妙地包装仇恨——对立的国家都采取这种策略，则史实日远，仇恨日炽，一遇煽动就红了眼喊打喊杀。只有不道德的政客才会这样戕害人民的理性。

我们为什么不内疚？因为我们习惯了使用盗版，因为有我们的一些理论家和评论家们在鼓励我们使用盗版，因为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孔乙己老先生“窃书不能算偷”那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孔乙己。

使用微软的Windows和Office盗版有一个很便当的理由，即它们定价太高，微软存在垄断暴利。

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品牌电脑价格并不比国外便宜，有的还偏高不少——但人们很容易接受硬件的价格，不能接受与国外价格相当的软件价格。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