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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由之家」發表「二零零八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評估全球一百九十五國家的新聞自由度。香港排名由去年第六十六位，下跌一級到六十七位。報告指香港傳媒近年出現的自我審查，已影響到香港的新聞自由。中國新聞自由度則在榜上排第一百八十一名，是倒數第十五名。報告又批評北京政府去年繼續加強對新聞媒體、特別是對網絡言論自由的控制，因此被自由之家評為新聞不自由的國家。

不過，西部內陸地區地縣級地方廣播電台的服務能力和抗災能力顯然還比較弱小。處在震中區的四川阿壩州人民廣播電台震前每週五天廣播，全天用藏漢雙語只廣播五小時四十分鐘。在地震之後，當地地縣級廣播和電視機構都受到嚴重破壞。 改進廣播應急對策 　　災難提醒人們重視廣播，但事後相關的制度改進安排，應當想得更遠：廣播應當在平時就深入和貼近普通民眾，特別是廣大偏遠地區的地方性廣播。欲達此理想目標，需要認真解決包括地方性公共服務廣播的體制構建、有效收聽覆蓋以及內容吸引力等若干問題。這些都是內地廣播業界改革和發展的重要課題。 　　在應急對策方面，也應該有特殊的安排。例如，有關主管部門曾有規定：廣播播音必須使用普通話。這次地震災民居住在偏遠山區，與外界接觸不多，其中還有許多老年人或少數民族群眾，應該允許地方廣播電台在災險情況下迅速轉用本地方言口語直接播音，提高針對性，盡最大可能擴大傳播實效。

震後迅速捐送收音機的做法，恰巧說明收音機還不是中國居民家庭的救災必備。而在日本以及其他發達國家，這已是實行多年的基本措施。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2008年2月27日，中國國台辦正式批准在大陸成立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並成為首個由非大陸人擔任法定代表人的民間基金會[1]

好在这次有清醒的，有一个朋友目睹日本搜救队为同胞列队默哀，感叹道：“我一贯反日，坚决反日，觉得倭寇和本国当权的流氓对于中國来说基本是一回事，但是这一次，必须向日本救援队致敬，而且怀疑他们被故意引向不可救援地点！”如果这次灾难中的死者有灵，我想他们也会渴望被日本搜救队挖出，因为日本搜救队能给他们一个死者的尊严。

者以以這一次倫敦抗議爲例，學生們一律戴著白色口罩，采用靜默的抗議方式，選擇白色主基調，避免出現過多的紅色國旗，幷選唱《我的中國心》。這一系列選擇可以看出組織者的細緻考慮。一方面，西方社會歷來對紅色非常敏感，習慣于將其與納粹德國等一系列專制强權政體相聯繫。因此，紅色一片不僅無法獲得支持，反而會招致反感。另一方面，無聲抗議比高聲呼籲，更有利于在西方民衆面前樹立國人的理智和克制形象，而非一群“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者。在現場看到留學生們不僅努力地表達自己，而且在學習如何使自己的表達被西方社會理解，如何以合適的方式傳遞出正確的信息。這種高度理性的一小步無論多麽微不足道，比起燙人的愛國熱情更顯得難能可貴。

台北的獨立影展：城市遊牧影展（Urban Nomads Film Festival）「中國人權紀錄片」系列將於 4/28（週一）晚上在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市北平東路7號）播映《自由城的囚徒》與《我雖死去》。影片結束之後，將由王興中（台灣圖博之友會）、李士傑（群智基金會）、蔡季勳（台灣人權促進會）一起與觀眾分享觀影心得。《自由城的囚徒》的影片說明如下：

為了要拍攝此片，西藏流亡人士，塔什德斯巴（Tash Despa）回到他11年前冒著生命危險逃離的家鄉，與得過影片大獎、曾受到Bafta提名的導演傑札紐因曼( Jezza Neumann，曾拍攝過中國失踪小孩的紀錄片 )一起拍攝。工作小組冒著被囚禁、被驅逐出境的危險，並發現了達賴喇嘛所描述的「文化種族屠殺」的證據。

假如你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一定不要錯過此片。（另外，此片的英文非常清楚，是訓練聽力的好機會。）連結在這裏。

要談王千源之前我先說ㄧ下，昨天在清大碰到一件讓我其實還蠻困惑也蠻擔憂的事。昨天下午上完第八節高等計算機結構的課後，我去清大餐廳吃晚餐，清大的餐廳都有架電視給同學邊吃飯邊看新聞，那時候三立新聞正在報導印度藏獨人士抗議北京奧運聖火，畫面上呈現有幾個藏獨人士對於警察的驅逐不停的哭喊、咆哮， 結果就坐在我隔壁桌的三個清大大學生，故意模仿藏獨人士哭喊痛苦的表情，然後互相的嘲笑，當中還有一個同學竟然還說 : 「他們到底要鬧到什麼時候!?」

王其實只是想牽線讓挺西藏與挺中國兩邊的人有機會對話罷了，就被當成最大的女漢奸，要誅九族，下油鍋而後快。

「這反映的是中國政府對於言論的嚴格控制，」她說。「他們不希望我留下這類的紀錄，不希望我以真實的方式談論西藏所發生的事。這種聲音就是政府不想聽的聲音。」

她四歲的時候，她家庭搬到四川省的藏族區。在文化大革命最糟糕的破壞過後，學校重新開學，唯色與她的朋友們都接受漢文的教育。沒有一堂課用藏語。雖然她可以說藏語，唯色，就好像她那一代的許多人，從來未曾學習如何閱讀與寫作她的母語。

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不僅只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    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    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弱者。

中國人對族群政治的看法，只是想著經濟強大，有了「軟實力」，別人便會服，這思想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根本是同一路。不同宗教價值下，人追求目標是不同。華人追求現世的財富，但藏人顯然志不在此，你一味給他們經濟上的好處，但實際是不然的，那用藥不對症，就唔膠到無朋友都幾難。

在中國大陸，有六個詞是「政治體制改革」重要的相關詞。其中「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和「黨內民主」屬官方話語，見諸于領導人講話、黨的檔、黨的媒體。而「憲政」、「公民權利」、「公民社會」則是民間話語，知識份子和追求自由的報紙用得較多。無疑，後者顯示的政改訴求更加切中要害。

這是來自一個維吾爾記者的博客，這是他對新疆暴動導火線─韶關事件的看法。這是我看過的網路片段裡，極少數來自維吾爾人的文章。文章裡的價值判斷正確嗎？我不知道，我認為這不是最重要的。對民主社會來說，更重要的是發言權的問題，任何人〈不論種族、宗教、性別、政治傾向…〉都應該有發言的權利。而在中國大陸浩瀚的網海裡，鄙視、批判、同情維吾爾人的文章皆所在多有，但幾乎都是由漢人寫的。我發現，要找一個新疆在地維吾爾人的文字，竟是如許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