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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我们中国人，有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熏陶，又成长在无神论的独裁专政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类似，然而到了信仰和政治的时候，交叉点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照平常的思路，和我们固有的信息，得出他们“看不起我们”，“没安好心”的结论，也是相当正常的。

所以那么穷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那么多钱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大订单的法国，为什么要闹腾-- 这些都是让中国人很困惑的

绝大多数西方人会觉得人权与自由是个non-negotiable，因为“天赋人权”，不是我该不该有，而是你决不可夺的问题。

人权也不是吃饭权，所以那些“中国不合适民主自由因为很多人刚能吃饭”的论点，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也就匪夷所思。

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Self- censorship，是集权下的人民最悲哀的体会。“不能说，这不要说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而没有什么可信的，什么都要重新去验证，这样的社会成本，是无形而巨大的。全民撒谎的代价，我们终有一天要付出。

有一个支持藏人的队伍走过，路边举五星红旗的喊“你们懂什么西藏？！”队伍里的一个人就回答“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鸟巢巨蛋大裤衩，工程做的大又快，这不能就证明独裁是好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建筑，都是独裁者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独裁者可以倾一国之力，想干啥就干啥。

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大家才可以昨天同意今天抗议，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错误。这一次的拥中游行也证明了，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允许你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反过来，你试试？

对内，它教会了人民撒谎。因为没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让我们相信，那么只要撒谎不被抓到就可以了

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让独裁发生。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更相信一个比大家更聪明的决策人，久而久之，决策就都高效率地由他做了。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忽视弱小的声音，就容易发生多数人的暴政。

独裁的可怕，在于对外，他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发动战争。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而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如果它赢得了战争，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又要回到独裁，所有重新来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对独裁的天然憎恨和恐惧，也是为什么他们天天指责我们要我们变化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对抗就可以解释了。

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国乱，大家都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间的关系，好比连体的两座townhouse，合用一个墙壁—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

在目前的政治压迫下，谁都没有人权，要喊也得先是free china，您再free 西藏。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

与其接受奴化，不如自做主人，寻求独立，树立价值。今日退党尚且成为大潮，更何况区区退学？退出体制，虽说不一定人人都能如韩寒这般潇洒，但也不妨碍其自身之行为纯属个人抉择之权，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虽然并非如民主人士和维权者那样将眼光看得极其长远，把政治与社会融入得那样深刻，将苦难与热血混合得如此清晰，但他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底线。事实上，他非常单纯而天真，但恰是这单纯与天真，是他可以被各阶层大量接受的理由。他做的事情，一方面在于展示自身价值，一方面在于瓦解荒谬，在根本上其实就是草根性的人物，并不与官方统战同步，乃是有着边缘地带的自我地盘。

在“80后”青年之中，大有人才，我仅属小焉者也，诸如：山东的王德伟、陈宝成、王子明、熊建强，湖北的孔灵犀、姚遥、田禾，湖南的邝海炎、曾慧生、张鹭，河北的李昕艾、丁是卯、杲占强，安徽的郑在天、刘晨光、常坤，浙江的杨吉、沈阳、徐彦，北京的曾金燕、刘荻，山西的萧锐、牛浩江，云南的王玉文、周克成，四川的郑楚、古川，重庆的吴敖祺、杨慧磊，陕西的金非欣、明亮，江西的熊志伟，贵州的吴飞，上海的萧敢，河南的姚伟，福建的郑磊，甘肃的陈夏红……。

我反感“文人相轻”的功利之心，因此无论韩寒有没有在思想上卓有建树，有没有在社会事件中推波助澜，有没有具体为民众带去深刻启蒙或者警醒领悟，这些我都统统不在乎。我只在乎，韩寒，这样一个1982年9月23日出生的人，他那样早地介入社会，介入公众视野，活得那样真实而自由，并同样真实而自由地表达着激情、批判与无奈。这是一个原本出生于农村，后来搬到小镇的普通中国公民，他力所能及地活出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实，炫耀出了一定的才华、一定的立场，那么就凭这一点，不必给他付诸沉重的责任、重大的使命，他就已经够格了。

对子女进行金钱教育应趁早。

死后还能控制子女的诱惑也折磨着激励型信托（有时被称为道德信托）——这是一种最近几年引起了大量关注的遗产规划工具。

“在他们的一生中，父母可能是裁判；父母去世后，裁判也就没有了。如果有机会解释你的理由，孩子们就不必一生都在说‘哎呀，爸爸更喜欢你'。”

热烈祝贺上海公检法战胜杨佳游行申请书 成都市公安局： 2008年11月25日最高法院已顺利通过了杨佳的死刑复核。为祝贺上海公检法历经近五月的艰苦奋战、排出万难险阻终于战胜杨佳，本人陈云飞〔男，汉族，41岁，住址 暂住成都新都区清流镇 身份号110108196708139374〕特提出游行申请，以示庆祝！ 尽管杨佳五分钟之内从一楼横冲直撞上到二十一楼，且杀死六名、杀伤五名我人民警察；尽管杨佳创下七秒杀死四个人民警察的记录；尽管杨佳母亲患精神病，她也坚持委托谢有明律师为杨佳辩护；尽管…… 游行组成人员：本人一名。 游行路线：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高级检 察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口号、标语：真相=希望！ 时间：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10点至12点 申请人 陈云飞 2008年11月26日

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专制者的天敌。

我第一次到北朝鲜。我们一帮外国学者参观完新义州后，当地政府特地安排小学生给我们表演。这应该是当地最高的艺术水平了，无论唱歌、跳舞都非常优秀，但一看孩子们穿的衣服，我就感到很悲哀。这支表演队应该是北朝鲜的面子工程了，可小演员们身上穿的却是中国贫穷地方开会时用的那种最廉价的化纤布。因为颜色不好看，透光、容易散线，在中国比较富裕的农村都不会用这玩意了。

表演的压轴节目是一首歌，整个表演队伍全部上场，用朝语、英文和中文三种语言轮换着唱，题目是“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我对这里的其他宣传，觉得还能忍受，但这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却让我震撼！写歌的人肯定不是孩子，而且可能是发自内心地创作了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题目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东方要学他，西方要学他；大国要学他，小国也要学他。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顶级的黑色幽默，但对那些孩子来说，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蒙昧的真诚。

信息（information），观念（ideas）,别人给你的启发或者灵感（inspirations），学习的样板（models,），别人给你的教训（lessons）等等，所有这些，异常关键。

因此，尽可能准确和真实的信息的自由畅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进步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条件，其他方面的正确与错误，都无法扭转趋势。资讯是前提条件（pre-condition）。我们现在争论中国的这三十年做得好做得坏，预测下一个三十年会怎样，前提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哪些做法具备可持续性。社会政策方面，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环境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具有可持续性？

总结这三十年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刺激中国下一步发展更为先进的想法（ideas）和启发（inspirations），以及更好的创新之源（sources of innovation）。创新源自何方？眼光要瞄准外面的世界，但这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拷贝。

我不赞成国内的一种流行说法，“我们国情决定了”——就好像全球只有中国才有国情一样。其实，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向别人学习。中国必须要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哪些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能产生可持续的好效果。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