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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以及征地拆迁、补助发放，无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无不关系群众的生死安危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发生当天，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门，针对当地群众的疑虑和恐惧，及时发布信息稳人心、辟谣言。

事实上，直到最近的１１月２１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灾后重建的各项数据，包括住房重建、救灾资金到位的情况，特别是过冬棉被的缺口仍有３３万床。

１１月３日，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１１月６日上午１０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四楼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主城区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瓮安事件和四川广元“蛆柑”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或者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或者听任谣言散布，终于尝到了忽视群众知情权的恶果。

典型事例：律师郝劲松要求公布“华南虎照”的相关信息，广东深圳公民吴君亮要求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信息，辽宁沈阳律师温洪祥、安徽合肥章先生要求相关部门公开招待费信息……

正是这些“好事者”点燃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把火”，触动了那些对信息公开神经麻木的人。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就是因为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屡碰“玻璃门”，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公开信息不积极，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而不积极的态度背后是什么？是“不宜”公开的既得利益：公车购置费、公款招待费、征地拆迁费……

他（她）在上海地铁上捡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出国考察的路线图，更有江苏张家港一个“领导太太考察团”的相关信息。

题的关键并不是匿名不匿名，而是法难责众，责众必然丧失法律的合法性。中国当政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必须要与互联网共存亡，这就是命

中国众多的恶性报复社会事件背后往往都有这样的普遍逻辑：个人尊严在权力面前的尊严扫地导致心理扭曲和对权力的仇恨，在压抑与扭曲达到了变态的临界点后以变态和疯狂的方式把破坏的能量释放给社会。

与其接受奴化，不如自做主人，寻求独立，树立价值。今日退党尚且成为大潮，更何况区区退学？退出体制，虽说不一定人人都能如韩寒这般潇洒，但也不妨碍其自身之行为纯属个人抉择之权，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虽然并非如民主人士和维权者那样将眼光看得极其长远，把政治与社会融入得那样深刻，将苦难与热血混合得如此清晰，但他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底线。事实上，他非常单纯而天真，但恰是这单纯与天真，是他可以被各阶层大量接受的理由。他做的事情，一方面在于展示自身价值，一方面在于瓦解荒谬，在根本上其实就是草根性的人物，并不与官方统战同步，乃是有着边缘地带的自我地盘。

在“80后”青年之中，大有人才，我仅属小焉者也，诸如：山东的王德伟、陈宝成、王子明、熊建强，湖北的孔灵犀、姚遥、田禾，湖南的邝海炎、曾慧生、张鹭，河北的李昕艾、丁是卯、杲占强，安徽的郑在天、刘晨光、常坤，浙江的杨吉、沈阳、徐彦，北京的曾金燕、刘荻，山西的萧锐、牛浩江，云南的王玉文、周克成，四川的郑楚、古川，重庆的吴敖祺、杨慧磊，陕西的金非欣、明亮，江西的熊志伟，贵州的吴飞，上海的萧敢，河南的姚伟，福建的郑磊，甘肃的陈夏红……。

我反感“文人相轻”的功利之心，因此无论韩寒有没有在思想上卓有建树，有没有在社会事件中推波助澜，有没有具体为民众带去深刻启蒙或者警醒领悟，这些我都统统不在乎。我只在乎，韩寒，这样一个1982年9月23日出生的人，他那样早地介入社会，介入公众视野，活得那样真实而自由，并同样真实而自由地表达着激情、批判与无奈。这是一个原本出生于农村，后来搬到小镇的普通中国公民，他力所能及地活出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实，炫耀出了一定的才华、一定的立场，那么就凭这一点，不必给他付诸沉重的责任、重大的使命，他就已经够格了。

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 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 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 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党内的民主元老杜光老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关于促进社会全面和解的建议》，呼吁和解。他写道：“解除对某些公民的监视，盯梢，跟踪，如维权律师，上访代表，天安门母亲，家庭教会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撤销对他们自由权利的剥夺，把警力，财力用到真正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上。应当肯定，这些人都是守法公民，有的是真正的爱国者，是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有些人仅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要求讨回公道，而公安部门却总是把他们看成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是非黑白，如此颠倒。既破坏了社会和谐，也进一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应当从根本上扭转指导思想上以友为敌的错误观念以理解代替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对造成不良影响的某些官吏进行适当的合理处置，以息民怨，以平民愤。”

再说到台湾的问题，马英九上台了，如果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除了经济上三通之外，走得更远一点，向中共提出新三通，先通媒体，资讯通，胡锦涛的讲话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可以全文发，我马英九的讲话可不可以在你中央电视台播，一两家媒体播也可以，只要是中国言论自由能够有突破，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如果敢于继续跟大陆打民主牌，提出“民主统一”你中共接不接这个球，反对陈水扁还有民族主义的基础，你反民主你有什么基础？马英九5•20就职之后半个月就是“六四”了，台湾还会搞纪念活动，看马英九去不去，如果马英九作为总统去了，他提出我还要纪念“六四”，胡锦涛怎么回应，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这是我国政府签约同意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第十四条规定了国家必须公开广泛传播人权公约。第十五条：“国家有责任在其教育的各个阶段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教学，同时在培训律师，法律执行官员，军队成员和公共官员时应当开设人权课程。”

中国历来统治者历来都有一个忌讳，怕国民“挟洋以自重”。因此北京公安对胡佳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而恼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中国已不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我们必须依照国际通行的准则来行事。

狭隘民族主义的经典表现包括：永远觉得别人在算计自己，满腹狐疑；最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只要发生国际争端不分青红皂白一定是别人的错；可以自己骂娘，但不允许别人说自己不好，哪怕那些不好是客观存在；对爱国主义进行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扭曲；喜欢用“汉奸”、“走狗”等已经快被淘汰了的中文词。经典案例：徐工股权转让、娃哈哈-达能之争等。

流氓无产主义的经典表现包括：整天骂骂咧咧、斜着眼看世界；不是用大脑支配语言，而是通过语言达到高潮；凡事都喜欢从消极的方面去想；宁肯自己不爽也不能让别人爽；具有强烈的仇富心理，喜欢看名人、成功人士出事，喜欢看热闹。经典案例：王石地震捐款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