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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真正的问题是生物燃料的不可持续性，”他说到，砍掉树木种庄稼是相当愚蠢的。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对于于幼军，不论是出于弥补没有上过大学的自卑，还是显示自己有过人的才华，其动机如何并不重要，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重要的是，要维护公正，自觉遵守公平的规则，至少要让大家看起来是这样的人。滥用自己的权势，不论牟取的是实利还是虚名，都是要不得的，会让人从心里瞧不起。于幼军是不懂这个道理，还是有掌权者的自负与傲慢？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精到，他说：「对官方意识型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型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绵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当然,侵犯人权的奥运会主办国家应该受到同样毫不含糊的不容忍政策的制约,就像国际奥委会在兴奋剂和受贿问题上所展示的一样。考虑到国际奥委会迅速并且彻底的回应这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自然会期望该组织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避免类似的丑闻再次发生,并应对中国违背有关人权的承诺。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普及工作对他们的研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受众通常看不到科学传播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且他们发现传播形式——正式讲座——太枯燥了。科学传播者必须动员受众参加科普讲座，某些情况甚至会为参加农村科普的农民支付误工费。

近来一起公众反对在厦门建立PX化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公众要求知道该工厂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当地政府在2007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然而由政府委托的科学家们却说了一大堆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技术术语。如果官方不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市民们怎样才能完全参与到协商当中？该工厂的建设最终暂停。 然而，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科普机构在科学传播上投入良多，但是看起来，当出现争议问题，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权利要获取科学知识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转基因作物、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性争论中。科学普及不应对待公众像对待旧式学校中的学生一样，老师念课文，想让学生记住老师说的话而不需要问问题。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不管用。公众有权利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并将其落到实处。而且要做到这些，他们就需要得到帮助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

通过归纳和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总理的工作轨迹和生活习性。首先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比较偏爱西红柿炒鸡蛋，喜欢带馅儿的主食，似乎不爱吃肉

少年天子胡锦涛同志登基之初，一直没能摆脱江酷睿的垂帘听政。后来终于亲政了，马上致力于打造一届亲民的中央政府。

江酷睿不用说是肯定不会跟人民群众吃吃喝喝搞庸俗化的，而且他肚子太大，根本坐不进食堂的标准化餐桌；李大总理自从得罪了学生们就不太敢抛头露面了，连话都少了；朱大总理暨如今的清华院长从来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学院派的酷毙姿态，你让他走地雷阵可以，跳万丈深渊也成，想吃饭？门儿也没有啊。

中国的父母总是用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去激励他们。政府赖以统治的手段是控制、羞耻心，以及政府自身的无所不在

所以，中国人不害怕被惩戒（因为你可以拧弯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而逃避赎罪），而害怕被曝光（这将使你在道德社会中无法安身）。也因此，它为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的方便，比如以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毁掉一个人的信誉，并建立严密的监视系统而获知这些不利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一定马上使用，但却有效地利用了这种耻感而让你服从和屈服。

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今天充斥于世界报端和中国报端的最大新闻是中国收藏家蔡铭超在举世瞩目的巴黎拍卖会上的公然恶意欺诈。他以2800万欧元巨价竞得两件兽首，但是他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不会付款。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站出来，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投标不是为了中标,而是为了爱国.这玩笑可开大了,这是一种公然的恶意欺诈.对于他的这种恶意欺诈行为，中国报纸竞相报导，言称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中国人”。

继续从法律上分析，善意第三人，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名词。它的基本概念是：一个人出卖的东西哪怕是抢来的，但购买者不知它的来源而购买了它，失主发现后不能向购买者追索所有权，它可以向出卖者请求赔偿。兽首持有人贝尔热正是这样一位善意第三人，佳士德拍卖的正是这样一种善意第三人所合法持有物品。

1920年毛泽东先生在《湘江评论》上鼓吹湖南独立，成立“湖南共和国”，这正是魏京生的思想。众所周知，魏京生小时候曾经被江青阿姨抱过（谁认为我造谣的跟我赌钱10000块！），江青阿姨难免灌输一点毛泽东思想给魏京生。所以魏京生的独立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

王昊轩说：“谁把中国的领土弄缺了一块，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话明摆着攻击谁呢？他一定看过1950年的中国地图，也一定看过最近的中国地图，一定知道18万平公里的土地是如何从中国跑到缅甸的，也一定知道黑瞎子岛至今还缺了一块。

王昊轩说：“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适合西方民主。印度民主后分裂了……”

包括毒奶粉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公共安全 问题和公共利益危机，其主要的祸患就在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自身无须受检验的一个王牌“免检产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任何人生活在人类之中，就像任何动物生活在大自然中一样，没有免受约束的权力。如果出现有某人是免检产品，那么他就会为所欲为。

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什么“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是我们的制度允许有“特供”，而美国的制度却不允许。 　　美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看来，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必须学习民主制度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仍然有两亿人，在每天一美元左右的贫困线上挣扎。源源不绝地为奥运输送财力、物力、人力，八年如一日，不能说不是奇迹。用不着向人民报告，用不着请人民批准，只要共产党一拍板，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给多少。这是什么制度？这是有权支配960万平方公里的一党制。就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制度，造出了无与伦比的奇迹。

北京盛会本来可以尽善尽美，最后所以功亏一篑，致命伤就在于“不兑现承诺”，毛病仅仅出在这五个字上面。

各位老爷们别瞎下禁令了，我代表我个人，谨在我的博客里郑重、公开、庄严宣布：2008奥运会与我无关。 1，我不看2008奥运会的任何视频、照片，也不会拍摄与之相关的视频或照片； 2，我不购买任何有2008奥运会有关的商品，比如福娃； 3，我不使用任何有2008奥运标志的产品； 4，我尽量不谈论与2008奥运有关的任何新闻和话题； 5，将含有2008奥运元素的一切事物从我的身边彻底扫除，斩草除根，不留一丝痕迹； 6，本人对以上条款负责，以上条款最终解释权为本人，欢迎各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