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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关于胡嘉（胡佳）案，胡嘉现在监禁中，他的律师说，在提起上诉的有效期内他们不允许和胡嘉见面，他有没有提起上诉？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律师和他见面？”女发言人姜瑜回答：“胡嘉（胡佳）的案件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司法的权力。”这个回答，和以前杨洁篪、温家宝等人的回答差不多，无非是“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佳的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办理”……   不说法治还好，一说法治不知多少人在笑。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家人软禁在家并且切断家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绑架、软禁当事人的亲友，逼迫他们作“证人证言”？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阻止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庭审？如果是法治，为什么不去惩治对公民发出死亡威胁的网民却把批评政府的网民关入大牢？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欺骗、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并阻止当事人上诉？请各位国保警察和法官扪心自问：胡佳的案件，果真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

我要公开强调的是：现在有某种机构的人通知说，要“适当允许愤怒的网友把那些支持长平的人，支持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的人的私人资料公布在网上”，这种卑劣的行径是多么卑鄙无耻，多么目无法纪！这已经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我听说长平和很多人已经不断受到威胁恐吓电话骚扰，并且不堪其扰时，我倒几乎对这种卑劣的做法没有了任何生气，因为我以前经历过电话恐吓与骚扰，也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一手，他们躲在阴暗处，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有意地，却装着无意地放纵违法事件的发生。还有山东籍的一个女留学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被人认为是“不爱国”，有网友则粗暴地赤裸裸地把她的家长身份和住址都公布了，请问，谁给了你这样的超越法律的权力？谁说了爱国可以超越宪法？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样的怪事？该保护的得不到保护？而该公开的却无法公开？各级公务员的收入和领导的财产本该公开，为什么就无法实现？各级党政行政接待的费用应该公开，为什么对人大代表和审计部门都不敢公开？各种正常的新闻事实应该公开报道，为什么总被禁掉？ 

　　老实说，我看到那些仿佛群情激昂的东西，感到非常悲伤，我们这个国家，有着5000年文明，然而至今不会按常识跟人讲话，也完全不懂得按常识听人讲话，这种不会与不懂以及反常识，自1949年以降，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很有些人还以此为荣为政治正确，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权力，乃是一种越来越不自信的权力，而牵扯着我们的政治，当然更是一种越来越不自信的政治。不自信就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就会又反常识又乱搞。长平所承受者，反常识和乱搞也。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她的朋友居然有如此高见：某民族是最坏的种族，应该斩尽杀绝，中国的土地才能纯净。太毛茸茸太毛骨悚然了。我把这类人等和那些乱派“卖国贼”和“反华媒体”帽子的家伙一并称为爱国贼。　　爱国贼比卖国贼可怕多了。因为卖国贼的坏处是显性的，而爱国贼的危害却是隐性的，就像冰山露出的那一角不可怕，大家都看得到，真正可怕的是丫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巨大破坏力。爱国贼到处打棍子派帽子，连累到其他比较正常的人也很没面子，并且跟着蒙受没面子之耻。事实上，没有爱国贼的地方，卖国贼自然也相当罕见，当年美国笼罩在爱国贼们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之下时，投奔苏俄为克格勃效力的国民也大大增加。　　爱国贼们手淫中国意淫世界，试图以口水压倒一切，但现实很无情，时间更无情，上帝睁着眼，天使在人间。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然而，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都得讲点起码的规则：老师的规矩就是教书，叫他去招商就离了谱。打盹副局长、招商不成的部门头头属于公务员，对公务员如何任用、奖惩，有国家《公务员法》说了算，对未犯法的公务员擅自拿下，叫以权废法。 仇和现象说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土壤，给仇和式的官员赋予了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对内可以将权力无限延伸，舆论、民意根本无可敌之力。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我想，2008年年度十大词汇里应该加上“强健周”这个词，做人不能太强健周。作为一所211工程重点大学，做出这种事不丢脸，但时候死不悔改就让人无法接受了。

利字当头。办理一张信用卡代办人最高可以获得30元左右的代理费用，1万多名学生就是30多万。如果不但办理工行，还办理建行、招行的行用卡呢？那就差不多100万了。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这并不多。但假如私自办卡的行为是“极少数人”所为呢？每年都给新生办理信用卡，代理费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南昌市政府在这里的行为有涉及行政垄断的嫌疑。南昌市文化局198964利用自己在对网吧进行日常管理的行政权力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要么被卡死砍死，要么成为瞩目的明星帖。这是一个帖子的成名之路，也是网络信息控制的简单脉络。

“在版主以外，西祠还设有监控整个网站的部门，”River说：“他们直接与政府接触，根据指令删帖。这个指令是版主层面无法直接接触的。”一般来说，遭受监控部门暗算命运的小T往往是对一些政府失职的现象进行捕风捉影的曝光，而当时的确实情况其实尚未调查清楚，还不便宣扬。这类小T其实有被推荐的潜质，无奈生不逢时。

　　2008年7月，网友“米兰血液”在天涯上发帖称：部分河南领导以20万元的建筑成本价购得实际价值200万元的别墅。而后，信阳市国土资源局一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领导好像已经知道了帖子的事，正在做工作删帖（援引自《东方今报》相关报道）。”

1、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喝酒后可以大义凛然地开着公车撞正常执勤的女交警。2、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公费出国看钢管肚皮舞用公款付按摩费。3、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漠视法律不经申请燃放A类烟花一下子燎掉几个亿。 4、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予取予求今天指斥这个明天毙掉另一个而我们只能看和听你们认为可以看和听的那个。 5、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以一个借口关掉一个正当行使法律权力维护法律公正的律师事务所。 6、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在阳光下公然行一已之私。 7、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开枪杀人只需说那是个人行为。 8、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我们愿意天天看着你们表演，你们个个都在演出变态。  

人们也许奇怪新闻出版部门为什么不以发表“虚假新闻”为理由对《财经时报》进行行政处罚。这是因为在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中并没有对“虚假新闻”进行行 政处罚的规定。90年代新闻出版署曾经发布过一个处理虚假新闻的部门规章，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授权，部门规章只能规定处以少量的罚款，远远不能达到 停刊整顿的力度。　　行政处罚必须依法实施。法律总是约束双方的，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处罚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它必须 证明对方有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就是证明新闻确实虚假。这对于一家边远的省级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来说，成本浩大，可能无法做到。再说，农行是否允许它插手调查 本行内部事务，也是一个未知事项。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言论自由乃是民众把自己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以后保留的主要权利，政府不能任意限制，或者按照人权公约的提法，政府的限制必须限制在民主社会所必须（necessary）的范围之内。所以对政府提出任何规管言论的措施，都本能地会“提高警惕”：会不会压缩言论空间？

还有人质疑互联网供应商删去或禁止用户浏览某些网页的权力，并且指出有事先审查的意味。而按照西方言论自由原则，任何对言论的事先审查（censorship）都是不允许的。

网络监管问题影响深远而且敏感，具争议性和容易极化立场，政府不应该太多管，管也帮不上忙，这才是先进自由国家的经验。期望法例适应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只会徒令法例显得过时而且扰民。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虽然还保留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经更像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众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但是这两本书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1984年》里的极权社会主要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控制和严厉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是建立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娱乐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认为，从1989年之后，中共认真吸取了东欧共产国家垮台的教训，得出结论，要确保政权稳固，就必须发展更有活力的经济，给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娱乐。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时表现得很灵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灵活性也是来自六四。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到暴力的转变。

中国对民主的理解是,政府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这是父母官的态度。这是所谓中国式的民主。西方社会的民主意味着选举领导人,要竞选,执政党能够被代替。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式的民主。人权也是一样。人权被中国领导层理解为政府关怀人民,政府给人民各种各样的爱护。而不是说,你有权力来挑战政府,来批评政府。

行，我不和你计较。加上那人的 QQ 号码，有意思的是，那人的 QQ 签名很有意思：“有事直奔主题，忙！”。于是我留言说明来意，对方效率还不错，一会就发来一个表格，然后抛下一句话：“处理好了留言给我。”

下午 17 点 56 分，易先生告诉我服务器上网通 IP 依然不通。于是我再一次接通机房电话，值班人员说这次清理未备案网站工作本身就是“相关部门”下达的“旨意”，我服务器的网通 IP 要等“相关部门”统一解封了。好吧，我继续忍。

社论表示，现在的台湾，根本不是存不存在、或可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的问题；而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为了政治权力，自私到不肯去找交集的问题。看马英九一批高官围着“国旗”围巾去元旦升旗，而挥舞着“国旗”夹道“欢迎”陈云林的却是绿营人士，就可知何其一出政治荒谬剧！清廉加本土，本该是台湾政治的核心价值，为何沦落到“第三”？施明德的感慨，应是国、民两党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