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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文武都去悼念“国学大师”季羡林，独有我不敬，因为我只是向季羡林鞠了一躬并祝他上天堂，却说他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印度学大师，我以为这只是个常识问题，想不到就把各位国学粉丝们惹得非常激动，最激动的是一帮人以帝国冲锋队的姿态要发克我和同意我观点的人的祖宗。现综合其精髓将“国学冲锋队”的提问归类列举如下，我一一回答：

这道理和你在餐馆里喝汤说这汤不好喝，结果厨子们就操着刀出来站在你身前质问，谁说这汤不好喝了，有本事你来做一个

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