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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首先，工商管理是个体工商户的直接管理机构，让这些人直接上门募捐必然使个体户具有一种"不得不"的感觉，这无疑是一种感情的逼迫。这显然违背捐款自愿原则。 其次，工商部门本身并没有募捐的义务，他们的工作是为个体工商提供服务。当然在民族一些重大事件需要配合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出面帮助做些事的，但这必须明确的是不是工作本身。他们只是协助有捐款组织责任的部门工作，而不能因此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工作，更不能将此视为自己的工作。其实在我国个体工商户有着互相联系的协会，通过他们召开一定的会议，自然就可以让自愿者捐款。 再次，这种捐款也是不利于监督的，万一有人将捐款私自分了，最后也难以查究，同时这种捐款也不安全，两个人抱个箱子，路上随便可能被人抢走，也不利于保护捐献者的钱款。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总理指着北川县城唯一未倒塌的希望工程小学照片，大声说：“我代表人民感谢这位建筑商！”

总理谈到捐款：“有的企业认为捐款是负担，还建议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我正告这位冷血的企业家，法律不能强迫你捐款，但你记着，只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你就千万不要漏税，否则所以的罚款都会用到灾区！还有，你不是在成都有没卖掉的房子吗？紧急状况下国家随时可以征集用作灾民安置！”

总理谈到责任问题：“绝不回避也不包庇，地震当天国家地震总局的主要领导正在欧洲访问，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对全国人民做出真实的述职报告！”

没有募资资格

没有合法帐户

没有赈灾资格

在VIP贵宾的门口摆放着标有壹基金的捐款箱，但现场却没有人给李连杰面子，晚会结束后捐款箱内仍然空空如也。

通过网易在线捐赠系统，网易在方便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起到全程监控作用。而网易合作方“中国红十字总会”则不愿意接受此方式。经协调，网易于2008年5月14日22时整停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过网易在线捐赠平台的合作，同时启动与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合作。截至2008年5月14日22时，网易捐赠平台所接受网友捐赠资金将全额转入“中国红十字总会”。2008年5月14日22时起，网易所接受捐赠资金将全额转入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

1990年，我初识的第一家“六四”难属则是位三十多岁的遗孀。这一天，她身穿丈夫遇难前刚从广州出差给她买来的那身黑色连衣裙来到我家，她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丈夫的骤然离世给她留下了一连串的想不通和一个才五岁大的不谙世事的男孩，孩子毕竟太小，连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都不敢睡觉。然而，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为了维护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她不能接受丈夫单位对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论，毅然决然地退回了那份算额极少的抚恤金，从此独自担起了抚养年幼儿子的重担。

1992年2月，高瑜送来了第一笔人道捐款1400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元）。这对于生活窘迫的母子俩真不啻是雪中送炭呀！在那一年里，她又陆续送来过数次。此时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六四”难属——又是母子俩，两个小男孩竟是同龄。同病相怜，送来的捐款就由这两家平分。

今天，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前夕，可以告慰于“六四”亡灵的是，我们虽然尚未为你们讨回公道，但你们留下的孩子，他（她）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生者尽力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大洋彼岸的学人，他们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默默提供无私的人道帮助，这份人间真情弥足珍贵，恐怕令外界也难以置信的是，参与此项善举的不少人，居然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为此失去了归国探亲与年迈父母相聚的权利。

的确，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本来没有什么，社会本身就会藏污纳垢），同时它还成了某些扭曲的非理性思潮的摇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思潮：狭隘民族主义、经济沙文主义和流氓无产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往往源于自卑，经济沙文主义往往源于盲目的自大，流氓无产主义则往往是因为自卑碰上无耻。

狭隘民族主义的经典表现包括：永远觉得别人在算计自己，满腹狐疑；最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只要发生国际争端不分青红皂白一定是别人的错；可以自己骂娘，但不允许别人说自己不好，哪怕那些不好是客观存在；对爱国主义进行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扭曲；喜欢用“汉奸”、“走狗”等已经快被淘汰了的中文词。经典案例：徐工股权转让、娃哈哈-达能之争等。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之后，官方与民间对此事件的评价呈现为极端对立的两极。官方称之为“毫无人性的暴徒”；而网民的称谓则从“英雄”，直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杨大侠”，杀警行为被讴歌成“为民除害”，“是一个人针对国家暴政的抗暴战争”。声援更是多种多样，有发起联署签名呼吁对杨佳实行特赦的，还有号召为杨佳捐款的。2002年曾因反贪饱受迫害最后被迫走上杀人道路的“人民英雄胡文海”的故事，又被张贴于网上，两人成了民间热捧的侠义英雄。

　　目前所谓“依法治国”可说连起码的程序正义都没做到，更不用说实体正义的实现了。惩治杨佳固然实现了“杀人者偿命”的法律正义，但在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这一点上，管理者与民间注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只要管理者不改变制造“杨佳”的政治土壤，这类案子不会是最后一起。

史玉柱的『征途』模式更加坑人，甚至人为的降低价格或者降低物品稀有程度，游戏玩家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完全没保障。迅速的掠夺游戏玩家的金钱，也导 致『征途』这款游戏更迅速的被看衰。2000年以来，有多家游戏商大量发行虚拟物品和虚拟货币后或捐款逃走，或破产，结束游戏，导致玩家损失严重，他们很 少受到制裁，这也是史玉柱的良好法律参照物。

北京奥运会会因为老外要来了，关停河北污染严重的工厂，老外走了，北京居民还会享受重开的工厂的污染。。。。对于消费者的坑骗，史玉柱的游戏永远不会有分 众无线制造这么多负面舆论，不会有这么多消费者诉诸保护，马上要出台的《反垄断法》，一定是先作用在分众这样的不听招呼的企业身上，这个道理被史玉柱早已 经读懂了，所以他非常安全。不出预料，史玉柱很快就可以在团中央谋一个职位，和陈天桥的政治位置接近，有助于进一步的帮助中国青少年 “反沉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壹基金工作人员透露，壹基金只负责筹钱，并不负责管钱，对捐款的使用，必须通过红十字会的财务渠道进行。此次地震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财务人员非常繁忙，加上审核程序严格，资金划拨十分迟缓，影响了救灾物资采购的效率。有时候前线志愿者甚至不得不先自掏腰包购买急需物品，再另行报销。

最后，谷歌是一家说到做到的公司，我们的承诺从没有改变，谷歌欢迎媒体监督，但是，也呼吁媒体认真分析、理性对待，不能对问题简单化处理——用简单买卖的交易关系，取代一个项目管理的整体工程。我们希望谣言止于智者。

谷歌认为，赈灾不是攀比，目前已经进入项目踏实、谨慎落实的阶段，灾后重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持续的关注和投入，我们仍在积极探讨、参与更多有益、有效的志愿者行动，为赈灾作出更多并且长期贡献。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这次地震的意义。他面带喜色的说，这次地震极大的激发了中国人的团结，此处用了一个政府部门捐款的例子，对ay而言是一个好的契机。其间，他又强调了一点，哪个国家没有天灾人祸，谁也不能埋怨，只能说老天爷不长眼。

　红十会人士现在称：“并不是开不出捐助物资抵税发票，只是很困难，我们工作人员是在震余的危房中盖章。”姑且信之吧。 　　　如果红十字会捐物不开发票，企业无法抵税，如何刺激他们的捐款冲动，这只是问题之一。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我觉得客观的说，毕竟红十字还是专业大规模的官方救助渠道，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目前救人要紧，大家还应合作，只是需要民众一起要求它改进。 　　有人要问：既然红十字有如此问题，民间组织为什么不单独做？

　　我想说在上海官方在主席台上敲锣打鼓搞捐助仪式时。民间消无声息地做着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