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1. 个人成长走向全球化，技术为此提供了可能性，剩下的就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准备和实践，以及教育自身的准备。个人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2008年12月2日，凯雷集团旗下三家机构，凯雷亚洲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凯雷亚洲成长基金Ⅲ期以及CAGP III Co-Investment LP（以下统称凯雷投资），在香港高院对红杉中国基金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提起诉讼，索赔2.062亿美元（即15.5亿港元）。

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软肋。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从来就没有被当作重心；相反地，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还是家长，都致力于把学生看作需要“修理”的对象，最好把他们一个个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也是不负责任的。倘若真把学生的成长视为己任，给大学生免费发放避孕套，都比这种“性恐吓”要来得好一些。

在提到白衣行动的时候，你评论说：“但您设想中的动员亲朋好友都穿白衣服、甚至看到一个“被白色覆盖的中国”，我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根据我的认识，在主流人群尤其是我的同龄人里，不知当年事情的是多数，知道的人里选择忘记的是多数，没忘记的人里假装忘记的是多数。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小受的教育、被灌输的“常识”，决定了他们不会像您盼望的那样制造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只会在国家受到所谓外国的欺凌和侮辱时手拉手心连心地站出来，团结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也许我悲观了。”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新闻联播》是个说了算的男人

詹亮：《新闻联播》中间没有广告。

李洋：它不仅是我们沈阳人在看，全国人民在这个时间都在看。

听到他们这么讲，我说，那你们为何不给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呢？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五个班任教，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为30到40，这样加起来就有近200 名的学生。你想想看，我们甚至连给予每位学生一周一个小时的指导都做不到呢！“要想真的这么做，你就得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教师的数量。我于是跟他们细细的 商量这样的事情，此时我想起了我认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编辑、记者、研究生、助理教授等人士，他们大都有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并且对于英语语言本身具有 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一种良好的语言表达对于民主的培育、智慧人生的塑造的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对于语言的兴趣，可是当时在我的社区里却没有一种 良好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和那些亟需指导的学生之间搭起桥梁。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首先，阪神之后，日本政府建立了灾害对策本部，并指定民间组织“社会福祉协议会”（简称社协）担任接待和管理志愿者的任务

其次，加强了沟通和信息公开

灾害发生时，人在精神上容易陷入混乱，而信息的获得则能稳定人的情绪

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但这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这说明中国的城市人口还有可能大大增长。麦肯锡全球学会(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还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

城市规划者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城市的发展，而不是扩大。采用分区法鼓励更集中高效的高层建筑群，并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不但会创造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会缓解土地和资源方面的压力。

汉对政府部门实施了更广泛的绩效措施，对降低能耗的做法以及更具环保性的经济发展方案予以奖励。这些措施逐步到位后，武汉市的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同期全国的平均降幅约为3%），行政手续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GDP增长率也从前些年约13%的增速上升至15.5%。

我们是在蒋匪声中长大，而他们是在共匪声中成长。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一个同事，当她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对于二十多年来灌输给她的教育，和对大陆形成的印象，她亲眼所见的，冲击太大了。

告诉我的台湾朋友，自己曾经对于蒋介石的印象，她说，你知道吗，蒋介石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一个人的故事，可以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版本，那末一段历史，同样也可以因为不同的目的，而以截然不同的描述流传下来。

最近中国与西藏抗议者爆发流血冲突引起舆论批评，估计约有超过100人遭到杀害。一边是人们为争取西藏独立死去，一边则是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奥运，非常讽刺。中国藐视人权的例子不只西藏，中国明知北韩难民一旦遣返回国将遭处死刑，仍执意将其遣返。 我个人认为中国并没有举办奥运的资格，中国对于人权没有任何概念，或许因为中国觉得人口多，所以轻视人的生命，从这次的西藏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但中国政府却坚称，西藏事件不会为奥运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对中国而言，奥运可以证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中国并不瞭解奥运的精神。另外，全世界都不信任中国的农渔产品及食品，近 日，在中 国将报废农产品外销日本的丑闻中，中国否认那是他们的疏失。中国还强行并吞邻国的土地、扭曲史实、东北问题、青少年性交易、滥用童工（不包括青少年）、人 体器官买卖等太多问题无法一一列举，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表现出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企图改正的态度与努力，反而表现出落后的思想，企图隐藏错误，封锁消 息。 好莱坞影星李察吉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态度，改变他们的方针，坦承现况、开放通讯自由，我认为我们该杯葛北京奥运。”部分欧洲政治家将会杯葛奥运，我希望这次运动可以让中国停止强行镇压，反省国家的缺失，如果中国表现出类似的努力，我们可以开心地举办奥运，但我怀疑中国的根本思想是否能有所改变？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如今的中国教育，无论是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仍热衷于要求学生默记和复制知识的纯熟技能，却丝毫也并不打算主动教会学生如何实现自我学习、个性发展的基本方法

【1】用自己的眼睛看，依据事实来判断，用自己的理解来表达

 【2】按事物本身的方式来学习

记得以前有个泛滥的MSN签名叫：思想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其实这话不假，博客出现了以后，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发表观点看法，每个人都养成了倾诉、驳斥和教导别人的欲望。例如这次在东躲问题上发表见解的人多如牛毛，海外游子们的呻吟，国内贱男们的叫春，还有一些人快乐地宣称自己成了丧家犬。在东躲问题上我已经无法表达任何观点，我的底线是：我不愿意做丧家犬。这好比你有了一个孩子，有一天你发现他其实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是先天智障，这确实很不幸，但我想你依然不会抛弃他。一瞬间，我们13亿人就这样成为了孤儿，被地球轻易地抛弃了。醉钢琴的一句话说得凄苦：We just want to love, but we happened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that is unlovable.

例如这次在东躲问题上发表见解的人多如牛毛，海外游子们的呻吟，国内贱男们的叫春，还有一些人快乐地宣称自己成了丧家犬

一瞬间，我们13亿人就这样成为了孤儿，被地球轻易地抛弃了。醉钢琴的一句话说得凄苦：We just want to love, but we happened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that is unlovable.

没有了这种天生的好奇，对于信息和idea的好奇与渴望，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前退休。 因为，他们的劳动与回报将注定不成正比。对于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价值。 只有那些认为经由博客所激发的新鲜的想法和信息，通过发言讨论在网上活得社会资本，本身是对于自己劳动的补偿，是对于个人成长有益的，是会对个人从事的其他事业有整合促进作用的，这些人才能坚持做好本应由职业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即对信息价值判断，评论，流通

可悲的是，这些”教授“们热衷的是一套已经过时的”技术“。 就像匠人只懂得一套已经被大机器取代了的手工工种，他们教育的学生只能是未来的下岗工人。那些带有专业方向的新闻学院项目，大概是唯一还有点出路的。但是，根本上，许多包括美国的新闻学院不鼓励独立思想，带着前互联网时代某些特权新闻媒体的短视，自命不凡，势利与浅薄特征，是致命且令人作呕的。

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记者们对于自己工作的理解和定位的问题。 反应的是传统新闻媒体信息行业工作逻辑与新经济互联网时代工作逻辑的根本不同。 即：创造价值与获取价值，谁先谁后的问题。 问题核心：思维懒惰。缺乏好奇。 关键词是：intellectual curiosity 的缺失. ( 新闻学院教不了这个，不是每家传统新闻媒体都重视这个， 可恰恰这是关键) 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 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