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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六四，我个人的立场是偏温和的。学生比较冲动，不计后果，或许取得的结果也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学生的一腔爱国之情，表现出来一些很纯粹的东西，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最缺乏的东西，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很难不受到感动和激励的。不过另一方面，政府当时那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真如果让学生胜利了，国家可能也就一塌糊涂了。让我感叹的是，两方面都缺少那么一些理性和宽容，而有理性和宽容的人又没有足够的领导力.... anyway, 我相信历史最后是会给这次事件一个公正的评价的。

查证”是要求文章的观点和事实来自有公信力的消息来源如出版物，所要求的并非是真实性，而显然许多出版物并没有去核查事实的真实性。“非原创研究”则导致如下情况：Jaron Lanier无法根据其第一手资料修正自己的维基百科条目，因此Jaron Lanier将维基百科称为“数字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在维基百科，事实就是一致的观点。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 这更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地震一来，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但是，大批记者蜂拥入川，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的图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由此激发的报道冲动，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时值奥运会前夕，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互联网时代了，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谁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在这情形之下，也不会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自陷被动吧？“收”“放”结合，“放”中求“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无论是一个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还是一个短视的、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它们都会竭力缩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科学技能对于维护人权必不可少。例如，对大规模坟墓的法医学发掘可以揭示反人类罪的证据，卫星成像技术可以显示在边远地区的社区破坏，DNA证据可以帮助那些被错误定罪的犯人。

科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人权不是含糊不清的渴望，而是具体的政府的义务。他们必须利用其作为受尊重的社会成员的影响力来确保政府坚持人权。 作者们说，许多科学家相信参与人权太“政治化”了。但是他们也指出，公正、严格的分析以及同行评议这些科学传统都与人权兼容。

作为这家合资公司的小股东，Skype随后在官方Blog上发表声明并道歉，而大股东及肇事者Tom在线，至今似乎仍未有任何表示，甚至连国内最先报道此事的网易，也已经删除了相关新闻页面（仍可在百度快照中查看）。

大概人们已经对监控、GFW这些行径已经达到麻木的程度，而无力言说，而且注重隐私权和通信安全的人应该都不会选择Tom版的Skype而是使用标准版Skype，虽然标准版据称依然是安全的，但坏消息是：“来自其它国家Skype用户一旦与用中文版Skype的人进行联系，也会受到监视。”

这次，五个挪威老头没有满足国人的期盼，这很正常，我们可以说这份期盼里包含着我们的良苦用心，挪威老头们也有理由说他们的选择里也自有其莫大的良苦用心。正像有网友说的，如果单单为了吾国的民主自由进程伸一把援手，那它更有理由颁发给更加需要它的国度。这不是“国际援助基金会”，也不是“人权奖”，所以，还是那句话，记住胡佳为我们做的，记住他依然顶着的“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和处境，记住他的妻子曾金燕的勇敢和坚持，我们或许还可以做得更多。看看咱们的领导和他们豢养的猎狗们的吠叫吧，不去猜测其间有没有“国情公关”，只要看看他们因此暴露出的慌张，你就知道在这个完全封锁信息已变得极其困难的时代，民间舆论能产生的力量。不要忘了，在此之前，可敬的厦门人民已经胜了一仗。

这个世界，什么都有，有了想象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奇思妙想，这辆可以在水面"行走"的自行车在普通自行车底部安装8个密闭的纯净水筒提供浮力，并使用金属框架固定，车后轮安装叶片，骑动时虽然速度不快，但随着水浪左右摇摆，感觉相当惬意，不过我们倒是想说弄个情侣双人的，估计会让不少善男信女们在公园湖中结伴而骑。

中国网络企业家和社会媒体专家毛向辉说：“中共的目标是增大噪音，淹没中国互联网进步和多样性的声音。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另类的封锁系统，利用五毛们来监视公共言说，同时在网络空间降低其他声音的影响力。”

很快，“人肉”搜索引擎开始行动。网民们在互联网上疯狂搜索那个首次提问的幸运网友的信息。不久网络上就充斥了调查结果。网民们说胡锦涛同一个五毛对话已是“铁板钉钉”。调查表明，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大好河山美如画”至少曾三次被选中同中共头目交流。

首先是震中几个县城的银行情况如何，地震时银行和信用社都是开门的，即使是县城，当时流动的现金量也是不小，加上金库，地震中这些纸钞怎么样了？大灾之后，这些钱有可能去向不明，不了了之。其次，是几个县城的县领导及其家属的情况。过去地震预警，如果事先知情，至少要先通知主要领导和家属疏散，公布震中几个县领导及家属的情况，是辟谣最好的方法。再就是军情暴露了多少。这种灾难面前，部队紧急集结，通过卫星和其他渠道，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中国在西南地区的军力部署、地点和装备情况，中国军方对此应该非常了解，但事情紧急，估计还是会暴露一些军事目标。最后，是中国那些制药企业为什么没有捐药的消息，他们赚钱的时候可是决不手软的。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

什么面子？发达国家国宴之简单，大陆一个小小的暴发户都会看不上眼；美国政要出访还会受到臭鸡蛋、烂番茄的欢迎，这些都无损大国的面子。一个过度敏感的人或群体往往意味着极度的自卑。大国的面子只能是自由、自信的公民集合，而不是慷纳税人之慨，挥霍民脂民膏，如那拉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奴颜婢膝，和以万民为刍狗的狼心狗肺。

熊培云认为，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暴力、流血的“先破坏后建设”，而最为可取（也是唯一可取）的就是对局部的改良，是以开放来促进改革，宏观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化为具体的细微举措来促进其发展，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和对其营养的吸收也会发展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今日之中国，需要一步一步地、一点一滴地、渐进地进步。

具体到个人，就要求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社会不能丧失信心，个人要做的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一点点地争取自由，在不宽容的社会里先让自己拥有宽容之心，在集体绝望的处境中先进行自救——就像他时常引用胡适引自易卜生的那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个体的幸福不可能指望全由社会给予，而更多的需要自救，像是所有被投入集中营的人们不能指望辛格勒这样的天使的救助；而更需要像《美丽人生》的主人公圭多一样，在绝望的环境中和儿子做“游戏”。

*最新一期的编者话<请不要为我们的记者买机票>,直击行业软肋,敢于把一些台面下的事情诚恳的说出来,说的有理有据有力,却让人感受到满腹的真诚.媒体职业道德风头正劲~,他却毅然把"比所有人更信仰,更期待一个明亮的商业世界的到来"说给所有读者听一个企业的管理风格往往能折射企业家的个人性格,而一本杂志亦然,主编的style往往有主导性意义..原来以为elle这种时尚杂志可能这点更突出些,没想到伊险峰竟然也能让这本中国第一本以公司为报道对象的商业杂志变得如此风格鲜明!

美国人感受到了通胀，但通胀的冲击并不强烈。2008年1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了4.3%,但主要体现在能源上涨19.6%,其次是和能源相关的交通上涨了9.4%,食品价格上涨为4.9%。通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衣食住中的反应并不显著，美国人也并不因此忧心忡忡。

而同样面对通胀的中国，1月CPI同比上涨7.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猪肉等必须品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已严重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通胀一起爬坡的是中国人的通胀恐慌。这是中国通胀阻击战中的大难题：民众预期。仅就此一端，中国这场通胀之战的艰巨性，非美国“同侪”可比。

2005年，美林的房地产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提出，当房地产市值超过GDP的140%时，当地就进入“警惕区”。经济学者谢国忠搜集的数据，美国家庭与非盈利组织持有的房产价值，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了GDP的168％，而历史平均水平约为100％。在之前的房产泡沫中，这一比例从未超过140％。那么如果需要三年时间使市场正常化，而每年名义GDP增长6％（包括2％的实际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房产价格仍 需下降30％，才能使其价值回复到100％GDP的水平。4％的通胀率是无法挽救美国抵押贷款者的。因此美联储完全可能得容忍更高的，甚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两会”就要召开了，想来你就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代表我们这个选区的选民（自然其中也包括我）行使庄严的国家主人的权力。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被你代表了，但你是何方人士？你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姓甚名谁？这些我一概不知。唉，你看，我都被你代表了，你总得让知道是你是谁吧？我相信，对我们这些选民来说，是谁在代表我们，这不可能是什么“国家机密”。

让你所代表的选区的选民知道你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虽然你不是我们直接选出来的），最好公布你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可以时常与你联系，这样有利于你了解你所代表的选民的想法，以便你更好地代表我们嘛。而且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你所代表的选民来说，你是谁不应当是什么“国家机密”。

虽然我们的人民代表制度无比优越，但人家有一点还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老美的议员们，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他们对自己所代表的选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极其关注的，他们得不断地到自己的选区的选民中走动，了解选民的想法；自己在国会投票的情况及其它活动都要不断地向自己选区的选民如实汇报。

由于当事人是留学生，没有法律上的经验，在从一开始到今天为止，都一直认为自己是受害方，并且非常相信法国警方的办事和公正能力，以至于此事演变成一场冤案。

1990年，我初识的第一家“六四”难属则是位三十多岁的遗孀。这一天，她身穿丈夫遇难前刚从广州出差给她买来的那身黑色连衣裙来到我家，她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丈夫的骤然离世给她留下了一连串的想不通和一个才五岁大的不谙世事的男孩，孩子毕竟太小，连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都不敢睡觉。然而，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为了维护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她不能接受丈夫单位对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论，毅然决然地退回了那份算额极少的抚恤金，从此独自担起了抚养年幼儿子的重担。

1992年2月，高瑜送来了第一笔人道捐款1400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元）。这对于生活窘迫的母子俩真不啻是雪中送炭呀！在那一年里，她又陆续送来过数次。此时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六四”难属——又是母子俩，两个小男孩竟是同龄。同病相怜，送来的捐款就由这两家平分。

今天，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前夕，可以告慰于“六四”亡灵的是，我们虽然尚未为你们讨回公道，但你们留下的孩子，他（她）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生者尽力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大洋彼岸的学人，他们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默默提供无私的人道帮助，这份人间真情弥足珍贵，恐怕令外界也难以置信的是，参与此项善举的不少人，居然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为此失去了归国探亲与年迈父母相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