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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别人提到西藏提到人權，就说奥运不应与政治挂钩，但这趟火炬来到香港，一看那份在火炬到达前一天才公布的火炬手名单，一百二十人之中，运动员占不及三分之一，一大半的人不是富商巨贾，便是政治圈里的“自己人”，都跟体育八辈子拉不上一点关系，把火炬手的位子分给他们，完全只是政治酬庸，活生生地显示了什么奥运不应牵涉政治，完全是自打嘴巴。 　　香港火炬手的一百二十人名单，其实早在公布前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这张要由中國奥委会批准的名单（可说是国家机密）内容外泄，明显是有人放风，结果舆情大哗，嘲骂之声四起，指责香港政府和香港奥委会把火炬手位子用来作政治交易，特别是“疑似特首候选人”梁振英和连路也走不动的过气人大曾宪梓高调抢位，有人干脆就说是“圣火之耻”。

本来也就一个“奥林匹克火焰”（Olympic Flame）而已，中國人硬是要把它封神封圣，好了，加上一个“圣”字，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象征”，挨不得碰不得更骂不得熄不得抢更不得，把好端端的火炬世界巡游变成了一场抢夺圣火与誓死捍卫圣火的闹剧。

其实就是有人闹事，把火炬抢了灭了，又有啥大不了？要是中國人一笑置之，将抢火炬者当小丑，你灭了我就再点，你抢了吗，我干脆点上一支新的，那支就送给你也可以？风度泱泱，更显得搞事者的无理取闹如几只苍蝇。但如今头筋暴涨，咬牙切齿，把这点小事说成是国际反华大阴谋，大有火在人在火灭人亡之慨，或声色俱厉或偷偷摸摸，反教天下人笑掉大牙。

“人民”一直不是一个有确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只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不那么确定的政治概念，一切随需要而变，今天你是“人民”，可能明天就是“敌人”。从查理一世掉脑袋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人民的神权取代了君主的神权。“人民”这个“同质一致”的概念，具有了与“敌人”相对的内涵。“人民”，还是“敌人”，成为这个“人民民主”世界的二分法。而“中国人民”，则是在“人民”头上盖上“中国”这个大帽。

我父亲只是个平凡的人，他沉默，他从来不敢也不会与“人民”作对，他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不是反革命，不是坏份子，不是右派，他是农奴，是贫农，是革命的支持者，是听话的老好人，是不敢站队的拥护派，毫无疑义，他属于“中国人民”。

我们理解父亲，同情父亲，宽恕父亲。但我们从父亲那里学会的“保持你的尊严”的信念，却无法让我们再如父亲一样默默地接受这一切，一切不请自来的儿子。因此，我们要说，邓小平，请不要再以宣称是他的儿子，侮辱我们父亲。

所谓言论自由是有人可以歌颂共产党，有人可以反对共产党。

所谓言论自由是有人可以赞美自由民主，有人可以诋毁自由民主。

所谓言论自由是有人可以宣扬气功迷信，有人可以嘲笑气功迷信。

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作为51反ZANGDU北京高校联合群的参与人之一，我和我们的群主等人今天晚上一起去北京联 合大学见一个51活动的北京海淀区的总负责人，商讨一下关于51活动的细节问题…… 到了KFC，我们一共8个人……我们开始很开心地在讨论，总负责人说，还会有人来，一起讨 论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约40多岁的男人，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负责人，连这样的人都召集到 了，可是，他们走过来，说，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想和你们聊聊……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僵硬了，一时无语。 后来负责人笑着说，我们也想着要去找你们审批呢…… 两个公安叔叔就坐下来了…… 他说，这个，我知道你们打算有一个活动，我就过来和你们交流交流意见。 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我们就交流了我们的意见。然后 他们开始说话，我们才明白，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他们举了当年中关村海龙的反对日货活 动，当初他们的目的也特别简单，就是去了，拉个横幅，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件 ，包括砸店，烧车，导致发起者怎么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会带来的后果，我 们无法预料，就算出现了，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面看着，没有说话。 他们接着说，我们有爱国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不能影响交 通……我们说，那你支持我们的行动，不过是担心我们的活动的后果么？ 他笑了笑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活动……我们爱国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这 种方式呢 他们说，这种集会活动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治安，我们说，那开奥运会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 会治安啊，我们学校里的一条路都已经被横上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政府举办 的活动，出了后果，政府会负责，你们这个是个人举办的活动，出了事情，谁负责呢？ 我们就问，那正常的集会活动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要有预案、有案底、有负责人，一套 一套的流程，你们这个活动都不能和学校举办的活动比。 突然我们群主说，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么？对方的一个人笑着从兜里掏了证件出来，是竖着 打开的，墨绿色封皮（颜色可能记不太清了），表面上的字是凹进去的，没有任何颜色，所 以我看不太清楚，里面有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样……我们群主笑着还给了他们。我看了看 群主的表情，应该是真的。 然后我们又谈论起来。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不允许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呢，想斡旋，却 是斡旋不了……我们说，我们一不影响家乐福营业，二不针对家乐福和法国，我们只是针对 一切反对奥运的国家，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的言语好象没有什么作用。 公安叔叔还说，本来有205个国家要来，我们出现了什么事情，那可以被他们拿来利用，那 就成为他们运动不来参加比赛的借口……我们只希望能好好的举办活动，之前不要出什么事 情…… 说到穿反ZANGDU衣服的问题，他说不能穿，我说，那我就随便平时穿着在学校里溜达都不可 以？他说，那你们学校的老师会找你的……另一个女生说，我们穿什么衣服都要管呀，他说 ，你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你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啊，这 个影响你能负责么？我们说，我们穿的衣服上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支持奥运，反对分裂啊， 这个也不可以么？这个有问题么……他们笑了，你们穿这种衣服有目的吧，这个目的就和平 时的穿衣服不一样吧，我们何必那么掩耳盗铃呢……我们都笑了，没有再说…… 我们好奇地说，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他们说，网络上有你们的宣传吧……我们说， 那我们聊天的内容你们都能看到？他说，你们聊一些特殊的话题我们要知道呀，不然恐怖分 子怎么抓呀……当然啦，他笑笑说，不侵犯你们的隐私。旁边的我们群的人说，对啊，现在 的网络技术特别发达，做个网络拦截，什么都可以看到……他们笑着，没有说什么。 关于清华原来打算发放衣服的事情，从我们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也是他们去平息下 来的。

昨天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关于胡嘉（胡佳）案，胡嘉现在监禁中，他的律师说，在提起上诉的有效期内他们不允许和胡嘉见面，他有没有提起上诉？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律师和他见面？”女发言人姜瑜回答：“胡嘉（胡佳）的案件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司法的权力。”这个回答，和以前杨洁篪、温家宝等人的回答差不多，无非是“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佳的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办理”……   不说法治还好，一说法治不知多少人在笑。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家人软禁在家并且切断家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绑架、软禁当事人的亲友，逼迫他们作“证人证言”？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阻止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庭审？如果是法治，为什么不去惩治对公民发出死亡威胁的网民却把批评政府的网民关入大牢？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欺骗、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并阻止当事人上诉？请各位国保警察和法官扪心自问：胡佳的案件，果真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

联合国保护人权的办法与程序如下： 报告阶段（三种方式）： 1缔约国可以自己作报告。 2就其它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 3受害人与NGO组织的报告。

上述三种报告均有法律效应，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经常发表的《美国人权白皮书》与《中国人权白皮书》属第一种与第二种，胡佳在国际网络上发表的人权报告属第三种。胡佳有权就所知人权受害者状况向国际社会公布自己的调查，此种行为受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公约保护。 然后递交给国际社会，联合国。 审议与解决阶段：（五种方式） 1， 反馈为国际人权机构人权状况审议 2公开审议构成国际压力 3以一般或特定国家事件各方式的建议 4国际机关及成员会议解决 5国际人权法院。 这些手段都受国际法保护，欧洲议会对胡佳案的抗议决议，欧洲议会主席对胡佳受害的谴责，美国务卿赖斯对胡佳案的关注都属于这个范畴。

全世界都在管闲事，干涉我国内政吗？

知道依据你们的智商很难相信，再看看下面的数字：新疆气象局一千多个员工,维吾尔人只有30多个,新疆自治区疾控中心一千多个员工,也只有50几个维吾尔 族员工，就连新疆阿克苏粮食局有300多员工, 维吾尔族员工只有20几个。中共对维吾尔人集中的种族歧视政策，已经使维吾尔人成为高失业的贫困群体，我去过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 亲眼看到不少城镇和村庄街道,到处是维吾尔族青年因失业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成群而居闲聊或是打闹，内心很是为维吾尔人的将来悲怜，也不得不产生一种恐 惧。

1. YouTube上的汉族残 杀 维 吾 尔的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aBoFdFC9EI&feature=related， 你看到过吗？这可是现场的汉族人用手机拍的现场，包括发帖的也是汉族人（发帖的动机是在炫耀暴力屠杀）。如果你吃些脑白金智力提高后，建议你用翻墙软件看 看，总共有5段视频，每一段视频都残忍愚昧血腥的令人发指，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没有任何区别，不同的是屠杀工具，一个是毒气或子弹，现今用的 是铁棍和砍刀。如果你看完这些视频还说老子在这里乱讲，那么你绝对是个畜牲（原谅我糟蹋畜牲两字形容你）

善良、弱势的维吾尔人不应成为当今社会矛盾的出气筒。如果我们不为现在的暴行深刻反思道歉，不远的将来，新疆会…. 血流成河…有我的血、他的血还有你的血。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声音一：黄万里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声音二：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便被广泛质疑是L鹏等领导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声音三：美国探索频道（ Discovery Channel）的一则报道：一直被外界视为「世纪豪赌」的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是继长城后第二个可以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人造工程。工程完成后，整个水库宛如中国内陆的内海。专家预计，蓄水量可高达393亿立方米，由于大坝重量惊人，会压迫到地壳，只要每日增加一点，就可能会引发地震，几百万年前地壳挤压造就群山的地震，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甚至可以轻微扭转地轴。而且，水库区横跨断层，大坝地基未必如预期中的稳定，如果大坝崩塌，巨浪沿长江而下，估计会造成沿岸数万生命丧生，更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萎靡不振。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希望中國實行以民為本制度 這些人受到無理和違法的對待，但主流媒體一面倒為北京奧運唱好，彷彿歌舞昇平能蓋過一切，好像為了北京奧運彰顯中國的大能，只得無奈地犧牲這些人，報道這些人的狀被視為沒有新聞價值，不值一提，甚至有人認為既然北京舉辦奧運已成事實，我們還提這些幹什麼。 北京申辦奧運以改善人權的承諾是中國官員自己許下的，北京官員絕不能每次被外國政要、外國媒體和關注中國人權的組織與人士問及中國人權問題時，便橫蠻無理的指他人把奧運政治化。自己許下的承諾沒有兌現卻含血噴人指控他人藉人權問題把奧運政治化，這是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應有的態度嗎？這是依法治國應有的做法嗎？

胡佳，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勇气，即他所坚持的”利他不利己”精神，使自己失去自由，成为一名囚徒。因为他在被囚禁之前，中国正准备举行奥运会，他也被称为”奥运会的囚徒”。

    胡佳若能获奖，却不应该是他一个人的荣誉，也不仅仅是他的妻子曾金燕与新生女儿一家人的荣誉，这个荣誉还应该属于所有为争取人权、平等、自由而利他不利己的人权活动者，无论他是否有知名度，是否有很大成绩，只要坚持”利他不利己”，坚持爱的价值观，坚持生命权利平等自由，言行如一，都是可贵的，都是世界上真正的勇士，都是正义之国的公民。

今年正好是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机构负责人滕内森周三与外国媒体见面时透露，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能会授予一位中国异议人士；滕内森还说，他本人倾向于推举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外界也普遍报道说，今年4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罪判三年半徒刑、目前被关在监狱里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获奖的呼声很高。

所以绿色奥运的第一步，是告诉你咱北京就没垃圾。

第二步是装出北京的交通也很好的模样。汽车也单双号运行了，到处交通管制。啥，怎么上班？那咱管不着。

过去听说，但凡有人申请游行，多半会以妨碍交通为由不让上街，这说明我们政府还是特关心老百姓交通权的。现在为了奥运，倒不在乎了，这说明奥运这东西规格蛮高的，有多高呢，怎么也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吧，至少是在宪法之上的。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