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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等到2009年各种事件爆发时再去威胁、打压媒体，可能就晚了。

据北京中宣部姓陈的处长介绍，这一次不但是杀鸡儆猴，而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他们在2009年还敢不敢放肆。他说，这次除了新浪网之外，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将有栏目和编辑被整顿，倒不是他们怎么样，而是就是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他补充说，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互联网是有国界的，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互联网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互联网也是党的网，是党的喉舌。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昨天看电视新闻，说重庆某娱乐场所发生一起恶性斗殴事件，当场死了五个，掐死一个，拍死一个，捅死一个，砍死一个，吓死一个，还有二个半死不活。我也吓了一跳，因为前天还有新闻说《重庆90天摧毁92个恶势力团伙，逮捕2.3余万人》。已经抓了2万多流氓，怎么还有那么多流氓？重庆，难道是一座流氓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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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四的时候，北京律师刘晓原的博客 赢得德国之声年度最佳中文博客 这一荣誉。而在周五的时候，他发现他在搜狐网站的镜像博客 被封了。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知名的博客，他可以叫搜狐的编辑帮忙恢复他在搜狐的博客，然而编辑不会向他解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华尔街日报对他的采访 中，刘晓原刚刚还赞扬了搜狐，称跟他使用的其他博客平台来比，搜狐的審查相对而言更为体贴：

如果我公布的图表中，指名道姓地标明谁審查严厉，谁審查松懈的话，当局极有可能找那些審查松懈公司的茬。因此在右边的图表中我把公司的名字统统换成了单个字母。这发布的108篇文章里，内容涉及各个来源（从新华社到持异见的网站都有）的各种公共事件和新闻相关主题，審查最为勤快（censor-happy） 的公司将这些文章删掉一半还多，而審查最为松散的公司只審查了一篇。（请注意，这些文章中我只发了一篇有关“轮子”，一篇有关“八平方”的文章，因为大多数博客作者都清楚这些内容必然会受到審查。——所以观察当下中文博客们感兴趣并且有可能讨论的其他话题是如何遭受審查的更为有趣些。）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Ｘ是个甚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W.G.布莱尔认为，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传播学的创建者威尔伯·施拉姆则说，新闻学院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页17，页22）

翻看他们在学校所办的新闻学院学生内刊，先写对各种精神的学习体会，继之以报道学院的党团活动，表决心，呼口号，俨然一份微型的《人民日报》和断片的《新闻联播》；

他们不读书，可以把任何传播现象都化约为“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来解释（两剂可怜的万金油啊）；他们不看报，把文怀沙叫做文沙怀；不读网，不知草泥馬为何方神兽。

对这起假/唱事件，我们不能怪罪林/妙可小朋友，要怪只能怪造假的大人们。张艺谋作为总导演，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周六拙作《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报后，关心毒奶事件的朋友当中，不只一个来电投诉笔者文章不够「火」，其中一位更道：「你文不对题，题目那么麻辣，文章却温温吞吞，通篇四平八正连一个惊叹号也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也是；这位朋友是「老爱国」，对国家是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真的，古往今来，「秀才」若有半点长处，亦往往不在造反，不过，只要不是「遇？兵」，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还是有作用的；况且，今天信息发达，有关中國问题，很多时看几本书、在网上点击几下国内外网页求证，所得材料，胜过不少人大政协商贾政客年年回国作「实地考察」。这些材料用到文章里，读者阅后，化作心中一个惊叹号，不是比作者在文章里用上十个还强？

10月9日，菲律宾贸工部长法维拉（Peter Favila）表示，已派遣专员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进行谈判，商议如何补偿因禁令颁布而蒙受损失的菲律宾奶品进口商和销售商。菲律宾卫生部部长弗朗西斯科•杜克（Francisco Duque）称，对中国政府会照理支付赔偿深表自信。

　　［宪法］第35条长期被践踏，是中國一切灾难的根源；长期以来，没有民办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人民无法自由充分地批评政府的错误和腐败倾向；受害者(包括潜在的)也无法组织起来追查根源和索取赔偿；不管人民感受到问题多么严重，也很难以举行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民选的议员和法定反对黨为人民专业地清理腐败的疑点，老百姓遭了难只得独自艰难地上告上访受尽煎熬，……于是给腐败分子和黑心厂主创造了为所欲为的乐园般的环境，无论是破坏环境和生态，还是伤害人民的健康都不担心会受到惩罚.

今天，200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7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无数先烈为了推翻封建帝制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今天，全国所有主要媒体居然提都不提，太可耻了！

百度否认了。其他网站没有发表声明。不过网友们却在不断用各种方式探求真相，不断提出质疑。 　　为什么三聚氰胺事件里百度搜索结果比谷歌少？为什么新浪新闻标题的源代码里里“伊利”成了“伊<！>利”……

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集体缺席。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的情况。

那个谣言来自中国大陆，而那个谣言中牵扯到中国大陆最有能力追查真相的国家安全机关，可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动静！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或者澳洲，谣言不但牵扯到个人，而且牵扯到国家的反间谍机构，那么相关部门（那个反间谍机构或者上面的主管）不但会马上出来澄清，而且还会立即着手调查，不但还那个公民一个清白，更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虽然我看到一些机构和一两个不知道产自哪里的小报出来澄清吴敬琏老师涉入的间谍门事件，但大家是不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起间谍门政治谣言不但牵涉到一个普通的公民，而且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机关，也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最高政权，请问，什么样的机构和什么级别的机构应该出来澄清和说明？目前那些出面澄清的人和机构有这个分量吗？谁授权他们的？间谍案涉及到国家最高绝密，目前一些出面澄清的单位甚至都没有权力接触这样的绝密，他们出面澄清又能说明什么？难怪要引起海外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猜测和推测。

纵观这5起洋奶事件，其波及范围均极为有限，而且从记者描述上可以基本认定属于食品意外污染超标，与这次国内发生的大规模地以盈利为目的、不顾消费者健康的有意造假行为，无论是在质、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退一步说，即便老外们也是黑心造假坑人，证明他们外国人也是坏蛋以后，就能反证自己的行为其实可以理解吗？

国内某大报旗下的《生命时报》便发挥其优势，由驻世界各地记者在当地搜索发来消息，声称“其实，奶粉安全是个全球难题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