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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文章列举的一些事实： 1. 是要以高出国内教授平均水平数倍甚至十几倍的价码来引进人才，这似乎是确定了的。 2. “千人计划”的引进对象，如果瞄准姚期智、施一公、饶毅这个量级的话，引进2000人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面对这些事实，博主使用了足够的分析，或者退一步讲，思辩精神吗： 1. 教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2. 只有让一流“人才”做领导，他才可以再招进一流人才。如果让“二流”人才做领导，他只会招三流人才。如果让“三流”人才做领导，他只会找四流人才。既然“千人计划”想招到如姚期智等人那样的一流人才，是极为困难的，那么招进来的必然是国外意义上的“二、三”流人才。赋予这些人过重的责任和权力（想必不少会成为某级领导），对这些人，以及对国家来说，是否是好事情。 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引入西方国家，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历史和现在规范做法，详加讨论。才有利于判断国内现在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才有利于判断国内现在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我的意思是，最好不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将者，带兵，帅者，选将。怕就怕在，这个选帅、选将的过程，在起点上，在制度上已开始就错了。 那就要出比较大的问题了。所以，文科教授，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多讲些历史。 在历史的基础上发言，人方可信。

1. 教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这个，教授之间工资差距到十几倍，好像现在西方国家是没有这种做法的，不知历史上曾有过没。据讲，现在一般在3倍以内。 这种工资结构，顶层和底层差距比例极大的做法，看过报道，是在黑社会团体中比较常见。 那么，我们的质疑，“这种高差异工资结构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因为，你在科研体系的工资结构上，采取一种类似黑社会工资结构的做法，那么你会不会最终搞得，科研体系中的文化气氛，制度建设，等等相关事宜，最终也跟黑社会具有同质性。 最后，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从工资结构开始，最后很多方面跟黑社会具有同质性，对一个国家，是福是祸，这个忧虑，是有相当理由事先提出、事先分析的！！！

黄老师， 姚国华在他的文章里 《温家宝引用的原文：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11fb1010008ye.html 写到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这三个任务看来都跟大学有关系，大学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他将美国崛起的历史归结为：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 将大学建设，归结为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看起来也蛮有道理，以您专家的身份，请点评一下。 美国大学的崛起，确实在美国的崛起之后，但是谈起其建设的历史，即美国开始好好建设它的大学，这个时间不知从何开始。是否应该把开始建设大学，和大学已经建设成一流大学，这两个时间点区分开。 您论及『美国实现那个时代“崛起”的时间大体在1894年左右,或者说在19世纪末,而不是20世纪以来的事，美国许多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20世纪以来的事。』 不知依据是什么，所指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具体是什么。难道，在此之前，美国就不按这些『做法』去做吗？ 感觉如果这样的话，挺奇异的。 所以，还请你详述一下专家意见，倒底什么是『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哪些是美国大学在其国家国力崛起之前，甚至一建校就开始做的，哪些又是它在美国国力崛起之后做的。 至于中国的大学建设，肯定是问题多多，必然会影响到国力，譬如连基本的“大学学分制”GPA成绩，很多大学都并未健全。 述及这些美国历史，您的专业见解，当可为大家提供更深的思考。

ZT.中美两国人当官的过程竟然完全相反       近日接待一位美国朋友，我们一起聊起了中国的两会和美国的选举；说这两者实际都是官的重新就位，所以它是相同的。然而同样是当官，中美两国的当官过程竟然决然不同；因为美国人是自己要官当，所以他们是自己公开竞选而当成的官。而中国人却是组织上要你当官，所以不到公开宣布是不知道谁会当官的。 　　是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火朝天，美国人都知道是谁想当；因为他们是公民投票，只有公开自己的想法才会有人投你的票。再看我们的人大会议也是热火朝天，但却不知道有谁想当什么官；因为我们是组织任免，不到最后一刻是无法知道的。 　　 我曾在一家美国人的单位任职，发现有一位华人很称职；于是我向高层提议提拔此人。谁知负责人是个美国人，他说‘这个人自己都不想当官，你凭什么提拔他；这不仅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不符合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原来美国人首先是你自己想到什么岗位，然后才有人评估你是否胜任。如果你胜任工作，但本人没有意愿；同样也不会有人违背你的意愿而强加于你；这就是美国人的当官过程。 　　而我们是组织提拔，所以组织直接发文；如果你自己想当官，组织上绝对不会提拔你；因为中国人喜欢‘谦虚谨慎’，越是不想当官的人；组织上就会坚决提拔。如我们武汉市有一家残疾人企业，厂长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家一致拥护一位能力与人品都不错的人为厂长；当然他本人也愿意带领残疾人创造财富。然而同时上级领导也任命了一位外来的厂长，结果两个厂长在一个单位同时出现了。按照我们的想法，谁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肯定谁就应该留任。然而那位被群众推举的厂长虽然当时就创造了效益，还是因为‘无法无天’和‘目无法纪’而被强制性罢免和下岗了；而那位被上级领导任命的厂长，虽然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但因为是‘红头文件’任命的，自然坐在办公室里享受他的待遇；这就是我们的当官过程。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美德是‘谦虚谨慎’；在领导面前愈‘谦虚’的人就能愈得到重用。而那些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人，自然是领导入另册的人。而美国人刚好相反，他们是越不谦虚的人越能当官；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位中国研究生到美国某研究所工作；当时因为这里的所长是华人，所以上班的第一天就去拜访一下。而他的实验室主任刚好有份实验计划，就要这位研究生带给所长。当这位所长从这位研究生手中接过实验计划时，问了这位研究生一句‘这个实验计划咋样’；谁知这位刚出校门的学生说‘不咋样’。所长当时就说，‘如果你是实验室主任，你又会如何编制这个实验计划’；这位学生就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 听了一会儿，这位所长要这位学生当天晚上写出一个书面实验计划第二天交给他。当然第二天这位学生的实验计划交上去了，他也没有当一回事；继续干他自己的事。谁知很快所长就通知他，说他成了实验室主任；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成了他的助手，使他好半天都没有明白过来。后来证明这个体系依然和谐，他当实验室主任很称职；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当助手也很全心全意，使他们创造了不少的成果。 这使我想起了当初我的一些事，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某部机关工作；由于我很多知识超前而且我又喜欢外露，竟然在会上纠正领导的事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我们的高层领导很不高兴，我就从高层建筑到了基层工作了。而我在基层依然如故，1989年就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企业质量效益型的内涵与行为’文章；谁知当时的领导很恼火，说我是‘不务正业’；因为这是领导总结的事，我不应该超越领导而擅自发表。于是强制性地把我调出高层管理机关，到一个基层单位去做具体工作。后来某单位效益不行，要我去当全质办主任；于是原来的全质办主任成了科员，结果不仅不配合工作；反而处处充当破坏，使我的很多竞争性的方案全部被别人先偷走了；因而很多招标或竞争总是失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当官之道。　原来美国人是自己能够公开要官当的，只有表面要当官的人才能当官；因为他们当官虽然也要批准，但却是公开的竞争行为。所以美国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当官，但美国人想当官的人却不多；尤其是政客总是极少数人。中国人是不能公开要官的，越想当官就动机不纯；所以组织上就越不考察你。所以中国人是越不想当官，组织上就越要你当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知道‘官’的帽子会降落到谁的头顶。然而中国人当官如此神秘，却人人都想当官；于是大家都装扮成‘不想当官’的样子给领导看，骨子里希望‘官’降临自己身上。所以中国人是人人都是政客，个个都想当官；这就是中美两国人当官的不同过程。

至于“施饶”二位，所提议的一个建设方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快的方法是从国外一流大学引进杰出人才，以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应该重点引进一批在其研究领域领先、世界著名大学的一流正教授，使其全职全时回国服务，让他们在国内一流大学全面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作用。』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用史为鉴，进行研究。网上的发言者，往往代表其所属院校的局部利益，反而不如用历史做镜面，让人看得更清楚些。 也就是想问您，这种从国外引进高阶人才的做法，在美国大学的建设上，是怎么样做的。 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美国吸纳了很多欧洲的顶级和预备顶级的人才，对其助力不小，这应该是美国崛起之后的事了。但是在美国崛起之前，美国大学有没有致力于从欧洲引进人才，又是怎样做的。能否以您的历史专业资源，尽可能地多谈谈。博主回复：我在海归潮再成热门话题(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29424)一文已经谈到自己的看法,真正引进全职的海外一流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是,要有个过程,记得去年前丘成桐和北大的争论就设计这个问题,可惜被教育部抹了稀泥,不了了之。我们需要当年周总理开名单向美国索取人才的劲头,现在有吗？再说,现在武大郎开店的盘踞要职的实在太多,这个环境于引进高素质人才不利。

『好像扫描件，只提到一个做法《选修制》』 对不起，我这个说法不准，扫描件还提到了： 1. 私人捐款/慈善办学，自1636哈佛； 2. 校董制，自1819 3. 校权独立，自1819 以黄老师自己的文章数据，不知，黄老师前博贴中所提『美国许多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20世纪以来的事』，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了。 这些做法有益于大学建设，有些甚至是根本所在，它们都早于美国崛起的时间点，甚至早于美国建国时间。 而且，这些人家实行了几百年的做法，我们目前的中国教育体系基本上仍然没做到的。以此观点，谈做不到，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黄老师，请继续，现在科学网上对您博客的意见关注度还不够，这很不正常，我们就应该听取您这样的美国研究专家的意见和数据才对。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200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都位于203-304名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均属于第三梯队。不过，一位留心观察的学者在两所学校各访问过几个月，就会感受到两地学风的显著差异。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往往一言不发；梅森大学的学生常常抢不到发言机会。科技大学的师生习惯于墨守成规，他们的研究课题很少跃出主流领域之外；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平常总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和同系的老师交流，更不必谈跨系合作了；梅森大学的教授们则走动频繁，他们不仅和本院的学者常常碰头，而且不时发表与其他院系教授合著的论文。 提起香港学者，我们马上会想到张五常、郎咸平和丁学良诸公。这几位先生好发惊世之语，经常受到中文媒体的争议和追捧。其实他们三位只是特例，远远不能代表香港学人的众像。我甚至怀疑，这几位"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在香港憋得发慌，才跑到内地媒体上鼓动唇舌的。香港的大牌学者享有言论自由，却更可能在大陆找到听众。笔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过两年书，对该校学术气氛的印象，只合用"保守规矩，差强人意"八个字来概括。事实上，这种沉闷学风弥漫在整个香港学术界，科技大学只是尤显突出罢了。

尽管香港学者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这座城市的其他氛围并不利于研究事业。由于紧促的城市布局和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条例繁多，管理严格。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规则明晰，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等级秩序，疏远了人际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承袭了父权制的传统，英国人的管治更是变本加厉；两者一同造就了香港人温顺保守的性格。香港人的这种"乘孩子"性格也渗透到了学术界，以至于北京的学者王小东挖苦他们搞的是"管家学术"。在香港的大学里，自由平等的讨论空气很难形成，年轻人参与讨论的劲头还不如中老年人，而讨论会（seminar）的频率和规模也逊于美国的大学。

作为中西文化混杂的城市，香港不乏多元性，却缺少一种整合多种文化的亲和力。笔者在科大即发现，香港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和外籍教授三足鼎立，各自抱团，只在自己小圈子里活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有位洋教授告诉我，他在香港呆了多年，依然有客人的感觉。学者之间如此隔膜，怎么可能促进学术交流？

美国家庭吃饭，桌上摆几样菜，孩子说吃哪样，就吃哪样，说不吃哪样，就不吃哪样。几乎所有美国孩子都不喜欢吃青菜，有的美国家长会要求孩子吃一些，孩子坚持不吃，也就可以不吃。美国父母尽管也知晓青菜的营养价值，但绝对不会强迫孩子吃。美国孩子吃饭，一说吃饱了，就可以放下刀叉，甚至离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美国家长，孩子说过吃饱了之后，还会连哄带骗，硬逼孩子多吃几口才许离桌，好像孩子永远不会自己吃饱。

美国孩子因为不吃青菜，营养要靠维他命补充(这话值得推敲。美国的孩子们，在小学时就会学习什么是健康食物，什么是垃圾食物。有些孩子偏食不吃青菜是可能的，但不能说，美国孩子不吃青菜。美国家长给孩子们补维生素，以补钙为主)。

不论哪个国家，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三顿饭。所以大人在饭桌上的行为，每天至少重复三次，在孩子身心所产生的烙印，自然比学校的功课还要深刻。

　贝尔是美国重要的数学史家。他的这部《数学大师》是介绍数学史和数学艺术的经典著作。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学发展的历程，从古希腊的几何学，历经牛顿的微积分学，再到概率论、符号逻辑等等，都有详略合宜的叙述。同时，本书又告诉我们，数学家并不是一群躲在象牙塔内冥思苦想、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他们除了智力过人以外，也和我们一样，有着世俗的欲望和追求，经历着常人的喜悦和苦恼。全书以历史上30多位数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分章讲述了他们的杰出贡献、性情喜好和生活轶事。 　　　　最后，《数学大师》也是一部思想史，追述了从古代到20世纪数学思想的伟大发展。它以清晰的笔触、幽默的手法，对复杂的数学思想作了巧妙的分析和论述。无论是数学专业人士，还是一般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许多有关数学和数学发展史的知识，而对那些久闻其名的大数学家，也会有更真切的了解。

　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188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早年就学于英格兰。1902年到美国，进斯坦福大学学习，l904年取得文学士学位。1908年在华盛顿大学做研究生，兼事教学，1909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1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华盛顿大学任数学讲师，1921年成为教授。1924年夏～1928年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26年上半年任教于哈佛大学，随之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贝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数学协会主席，美国数学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副主席，《美国数学学会会报》、《美国数学学报》和《科学哲学》编委。他曾获美国数学学会的博歇(Bocher)奖。其著作除本书外，还包括《紫色的蓝宝石》(1924)、《代数的算术》(1927)、《揭穿科学之谜》和((科学的皇后》(1931)、《命理学》(1933)以及《探索真理》(1934)等。 贝尔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最后的问题》出版之前，于1960年12月逝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一下，那就是尽快突破2000常用词的瓶颈制约，尽快把英语变成工具。这2000词是指按使用频率统计出来的最常用的2000词，是英美人士日常生活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常用词汇，也是美国之音慢速英语节目Special English使用的词汇，该节目包括新闻、科技报道、农业报道、环境报道、美国词语掌故、美国万花筒、美国人物志、美国短篇小说、美国概况、美国的成长历史、科学新闻和太空与人等。播报速度每分钟80 – 90词，只使用8种最常用的时态。建议大家多听多练。这2000词还是改写成简写本英文小说的用词，同时又是听力的瓶颈制约因素。这2000词是某些同学阅读速度提高不上去的重要原因，是不能开口说英语的一个关键性原因，还是不能写出实用性文章的极重要的原因。对于这2000常用词，要做到用英语思维，意思反映敏捷，应用滚瓜烂熟。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做到学以致用，才能尽快把英语从学习对象转变成应用工具。掌握2000常用词，建议听说领先。

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

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

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国将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历史性标志。西方国家终于在满足中国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了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梦想。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们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先后次序的约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不知格老怎样想，我认为搞起楼价会替毒资产减「毒」，此关一过，经济复苏可以预期。以通胀搞起楼价不是实质性的，但对重要的减毒会见效。我认为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是不可以先搞起经济然后让经济推动楼价。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纵观上述，余下来的办法就是先搞起通胀。后患当然有，善后不易，但博得过。既然没有其它选择，非博不可。

这就带来我最后要谈的Kenneth E. Scott与John B. 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约七月二十发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史坦福的经济教授。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毒资产那么难清理？》。两位大师双管齐下，他们的论点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复杂无比，要清理必须大幅增加其透明度。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但细读该文我还是感到天旋地转。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我的猜测没有错：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太高，衍生工具与保险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是以为难。

读者不妨找该文细读，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这里要说的，是美国的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应该保留。然而，拆除然后重建会损害很多金融专才的利益，而在这大事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少麻烦。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我恐怕将来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要为之而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敢说，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法律学者与一个经济学者联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 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 罗尼亚大学。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 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 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 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 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 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 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

夏志宏 1962年9月出生于江苏东台，1978－1982年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1988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数学系。他26岁的博士论文解决了早在1897年提出悬而未决的Paul Painleve猜想。他是1993年美国总统奖（青年研究者奖）1993年布拉门塞尔纯数学奖1995年马里兰州大学应用数学Monroe Martin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终身教授研究方向：哈密尔顿动力系统，天体力学夏志宏在上大学时就对N体问题产生了深厚兴趣。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美国西北大学跟随萨瑞从事N体问题的研究。等到198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他宣称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五体问题的解，这个解会在有限时间内产生一个非碰撞的奇点。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学生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惊喜而是怀疑。事实上夏志宏证明的初稿中确实存在表述上的缺陷,某些关键的证明也有值得推敲之处。在这篇几乎长达百页的文章被投稿到最著名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两年后，夏志宏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审稿的人无法判断他的证明是否正确，但确实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夏志宏并不气馁，他继续改进补充他的证明，又把修改稿投了上去。这时的数学年刊这篇稿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瑟尔。在1991年秋季学期，马瑟尔在普林斯顿组织了一个讨论班专门讨论夏志宏的论文。在学期结束，马瑟尔得出结论：证明是正确的。论文发表在1992年的数学年刊上。庞勒维猜想终于被彻底解决了。夏志宏在毕业后曾在哈佛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大学先后任教，1994年起他又回到了母校西北大学任数学系的正教授，2001年起任潘克讲座教授(Arthur and Gladys Panco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在解决庞勒维猜想后，夏志宏又在动力系统领域做出了许多其他的重要贡献。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美国教授的工资取决于工作年限,专业, 公立或私立大学. 一种统计说,美国教授11个月的平均工资是: 正教授 $13万, 副教授 $9万, 助教授 $7.7万.我所申请的大学的系主任告诉我, 他们系的教授工资范围 (12个月)是$7万到 $17万.因为是工程系,所以,工资较高.

我已经发现中国有些大学在这样作 –全球招聘教授.尤其是招聘助理教授,然后培养成教授(当然是按国际/美国的惯例, 从助理教授到终身教授).这种美国的培养教授的惯例与中国很不同,但是中国可以采用双轨制-只对全球招聘的助理教授实行.香港的教授制是大陆的最好例子

 我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粉笔生产厂家，座落于湖北应城。应城素有中国膏都之称，其石膏以纤维度长而位居世界第一，储量居世界第二，其丰富的石膏资源和优久的粉笔制作历史，使应城成为全国闻名的粉笔生产销售第一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公司已成为拥有膏粉厂，粉笔厂，石膏工艺品厂和包装厂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为国内外大型的贸易公司提供贴牌生产。我公司主营产品有石膏粉、石膏枕头、粉笔、石膏/树脂工艺品等。    公司占地面积8000余平方米，现有员工1000余人，为出口加工贸易型企业，产品60%以上出口。工厂拥有法国进口全自动模具和各种规格手工模具近400台套，拥有自动化烘干设备和一体化晾干棚，最大生产能力每天1个20尺柜，最小月供货量约36,000,000PCS。目前是应城最大的粉笔生产厂家。    主营产品有：    1、CaCO3高档无尘粉笔，圆柱型，80MM长，10MM直径，重10G/PCS，主要出口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德国、；    2、CaSO4高档无尘粉笔，圆柱型，80MM长，10MM直径，重5G/PCS，主要出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德国、；    3、SIDEWALK CHALK（标记粉笔），圆锥型，桶装，大头25MM，小头22MM，长105MM，重35G/PCS主要出口香港、美国；    4、长方体粉笔（截面正方形），直径10MM，长90MM，重8G/PCS，主要出口美国，加拿大；    5、普通粉笔，圆锥型，大头10MM，小头8MM，长74MM、80MM、83MM三种，主要出口南非、利比亚、巴西、坦桑尼亚、埃及、中东、俄罗斯等国。    6、六角粉笔（截面为正六边形的棱柱），大头直径12MM，小头直径9MM，长74MM；重5G/PCS，主要出口南非、俄罗斯等；    7、神奇药笔（截面为椭圆形,对蟑螂蚂蚁有特效,对人畜五毒）大头直径２０ＭＭ，小头直径１８ＭＭ，长７４ＭＭ；主要出口南非，中东等国；    8、三角粉笔（截面为正三角形的棱柱），长95MM,高15MM，主要出口美国，加拿大；    9、各形各异型粉笔来样研发、加工、生产。    10、供应石膏枕头。

[9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1:06:46]    另外，作为大学聘人来说，确实是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系主任确实应该可以有100%的否决权，但是不可以有100%的最终进人权，进人权还需系学术委员会的讨论方可。饶先生这里的错误有二, a. 将自己的否决权建立在一个非常滑稽的基础上，附SCI信息，成为了行使否决权的重要参考，而不是文章内容本身，这让人想到的是政治，而不是学术，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b. 饶先生文章通篇讲的人才聘任，但看不见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在哪里，只看到他自己（加上他的朋友）的权力选裁，如果一个美国大学系主任，在这样的文章中，突出自己的好恶和权力，不知他在同事眼里会被如何看待。希望，饶先生在北大生科院的具体操作中，不是这样的。 前一阵，武夷山写出博文，将“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快速建设，作为当前科技发展首要的事情，并寄相当的希望与海外教授们身上。他在看了饶毅先生这几篇文章的表现后，不知对自己的建言是否还有相当的自信。 总之，不管是“千人计划”--目的直接提升人才水准，还是“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目的间接提升人才水准。都应该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不可能一朝而就，不是先有蛋再有鸡，也不是先有鸡再有蛋，需要二者（高阶人才+评价体系）共同进步，形成良性循环才好。 现在的担心是，“文革阴影”这一代，如果去不掉自己的童年阴影，少年阴影的话，却不掉那些“强迫症”，“急躁症”的病根，也许中国科技体制，在他们这一代手上，仍将会继续恶化，那样的话，中国又要在历史进步轨道上走相当长的一段弯路。

[93]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1:06:36]    『这个提醒，对年轻人申请美国大多数中等以上的机构适用，在中国有些单位适用。』不知美国那个中等以上机构，就敢在聘人要求中写出这样的威胁性话语，这是要打官司的，ISI不会让你这么欺负它的。『中国有些单位适用』当然就是饶毅和他代言的朋友们的机构，不知饶的朋友们是否授权饶毅这样代言。 要反对一个事物，就要一棍子把它打死，如SCI,不惜以威胁年轻人进职作为代价。实际上，如果饶毅作为美国大学的系主任的话，我很难想象他会对应聘者白纸黑字写下这些“威胁性”语言，为什么他在中国就敢呢，回到了自己的土壤了。 其实国内也在发展，并不是饶毅刚出国时候的状态。即使是“文革阴影”一代，其中也还是有很多领导采取善意的、柔和的作风，不会随便去威胁应聘者，评职称者，应该如何如何。另外，SCI毕竟是客观数据产生出来的信息，以自己的喜好，来打死一个客观信息，实际上，可能最终受辱的会是自己，因为这里，博主要打击的已经不是国内使用SCI的领导者了，而是SCI信息本身。

[9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1:05:31]    饶先生此处，作为北大的一个院系领导，博文是有不当之处的，也许他自己会奇怪，怎么好好的题目，也引来这么多人骂，自丑而不知,即使加上补充版，跟上次那篇“年轻人”一样，反而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写文章不能采用这么居高临下的态度，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面对年轻人和后进者，更不能使用威胁的口吻---如果你申请时，附加SCI信息，则“只会徒增笑料，降低被面试和录用的可能性”。 不知这个威胁，又有何科学性的地方，是从这个做法中，看出该研究人员人品不好呢，还是科研水平不好呢。这都不是，唯一的地方是，这样做，不符合饶毅这样几位领导的口味，不符合他们的“政治态度”。 2.作为领导，可以不要求申请者在申请材料上附加SCI信息，但是如果申请材料上有，其实也完全不必采用拒绝的态度，看一眼又何妨，了解一下又何妨。关键是采用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取其所长即可。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饶毅作为“文革阴影”一代，虽然在国外历练过多年，但回国做事时，言行上还是采用他们那一代的常规思路，具有相当的“革命性”习惯，以“政治（而且还是偏激型的）”代替学术。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488-489页。）

不过，正是对安然的长期调查和跟踪使得皮大卫认识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扩张的增长神话是靠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的，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则耗费了安然巨大的开销，导致了大量的隐形财政支出，这使得安然的财务体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账假账一大堆，难得一见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长期向民主、共和两党支付政治献金，同时更要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就需要供养研究所、提供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支持包括“达沃斯论坛”这种资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间机构”包括美国企业家协会、美国政策创新协会、美国“结构融资实体”，这些智库既是安然和美国政府开拓世界市场的软力量战车，而随着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其花销和支出也日益庞大。——用皮大卫的话来说，随着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来越多，它为了保护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他断言：安然的财务报告必定不实，无论它怎么遮掩，总会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检讨一下美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众所周知，哈佛大学在过去几年，一直给家庭年收入在六万美元以下的孩子免费上哈佛的机会，2007年底又突然宣布：进一步减免中高产阶层的教育费用。从2008年起，年收入在十二万到十八万美元的家庭，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子女上哈佛的费用（包括学费、杂费、和食宿费）。十二万以下的家庭则支付的比例更小。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哈佛彻底实行免费教育（即包了学生的学费、杂费、和食宿费）的话，等于一年放弃了十五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哈佛2006年自己的“小金库”（即所谓的“捐助基金”）在股市中的回报就是将近七十亿美元。这十五亿对哈佛实在是九牛一毫。另一方面，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各种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基金的5%以上才能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但大学的捐助基金不在此列。国会目前正在讨论有关立法，要把大学涵盖在这５％的规矩之内。哈佛的捐助基金达350亿美元，2006年增值23%，但目前每年仅花掉4.3%，离5%的要求还相差甚远，需要想办法把钱花出去。其他常青藤也都大同小异。所以，《华尔街日报》上有人预测，用不了多久，年收入二十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也就是美国95%以上的家庭，送孩子上常青藤这样的一流学府会免费。但是，一般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捐助基金，财政困难，不得不开源节流，雇用临时教师削减费用，同时增加学费填补财政赤字，可能造成教育质量下降、费用提高。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上最好的大学免费，上次好的大学便宜，上差的大学反而最贵。这就好比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国产小排放辆最贵。

另外，我通过一系列颇为权威的经验实证研究，展示了一些流行的智力开发不仅无法提高孩子的智商，反而阻碍了孩子的智力发展，并特别指出了过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坏处，希望家长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