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奥运危机将让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第四维（fourth dimension）的存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注意到它。第四维存在于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所产生的国际公众舆论精神空间。在理论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实权。在实际上，它们有实力，因为它们塑造了国际舆论。全球反对中国奥运的示威者在数量上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惊人。这种扩大效应来源于第四维。 　　中国人对第四维缺乏认识，这也表现在他们组织博鳌论坛的方式上。博鳌论坛是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竞争者。出于中国政府巨大的双边影响力，很多政府和商界高层会出席每一次博鳌论坛。但它缺少达沃斯的火花，因为它没能邀请独立知识分子、媒体和小说家及剧作家等文化人士——他们驱动第四维的国际生活。

1990年，我初识的第一家“六四”难属则是位三十多岁的遗孀。这一天，她身穿丈夫遇难前刚从广州出差给她买来的那身黑色连衣裙来到我家，她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丈夫的骤然离世给她留下了一连串的想不通和一个才五岁大的不谙世事的男孩，孩子毕竟太小，连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都不敢睡觉。然而，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为了维护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她不能接受丈夫单位对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论，毅然决然地退回了那份算额极少的抚恤金，从此独自担起了抚养年幼儿子的重担。

1992年2月，高瑜送来了第一笔人道捐款1400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元）。这对于生活窘迫的母子俩真不啻是雪中送炭呀！在那一年里，她又陆续送来过数次。此时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六四”难属——又是母子俩，两个小男孩竟是同龄。同病相怜，送来的捐款就由这两家平分。

今天，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前夕，可以告慰于“六四”亡灵的是，我们虽然尚未为你们讨回公道，但你们留下的孩子，他（她）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生者尽力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大洋彼岸的学人，他们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默默提供无私的人道帮助，这份人间真情弥足珍贵，恐怕令外界也难以置信的是，参与此项善举的不少人，居然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为此失去了归国探亲与年迈父母相聚的权利。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举例来说，人们必须忘记64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又必须记得，那天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双重思想对于统治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自我审查之后再忘了有过审查，让你今天支持东风明天支持西风。在《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利用这个思想不断的改变敌人和盟友的关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双重思想，从这里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这位说国外也有弊端，美国也有弊端。于是他刻意的忘记了，在美国，胡佳不会因为那几篇文章坐牢，我也不会因为那篇文章而被定性为汉奸走狗。他还说因为辩证法，有反对就有支持。他支持奥运会，所以到我这里骂我不该反对。于是他又刻意忘了，有支持所以有反对，为什么我不该反对呢？又有一位直接要求我不要怪他不文明，粗口骂人。于是又马上刻意忘记了自己刚刚骂过人，说以一个文明的姿态去接待所有外国客人。或者是我理解有偏差，文明只是对外国客人的吗？ 这些是个人的双重思想，国家也有双重思想。而且，国家在很多时候甚至打着辩证法的幌子双重思想。共产党曾说社会主义有着更高的民主自由，又说没有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反自由。外交部说：“你自己不参加奥运会，还要借什么政治理由，你自己离开奥林匹克大家庭，损害的是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于是忘记了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外交部又说：“《泰晤士报》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侮辱。”暂且不谈中国外交部如何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受辱，奥运火炬传递是由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目的是宣扬自己的繁荣昌盛。那一年奥运会好大喜功，声称要办成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历史上耗资最高的奥运会为莫斯科运动会，90亿美元。而北京奥运会仅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就可能达到900亿人民币。德国当时反对体育与政治挂钩，反对各国抵制。[来源]人民日报说反对西藏独立，却刻意忘记了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将蒙古替换为西藏，就会发现有多么讽刺。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這個預視畫面上的文字，原來是可以選取的；它並不是靜態圖檔。但真正重要的是這些對話的內容：這是小說「一九八四」中，主角史密斯（Smith）在犯下思想罪、被思想警察逮捕，而且在友愛部中受盡身心折磨之後，與負責對他進行「再教育」的奧勃良（O'Brian）進行的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其實極其苛烈，似乎不像是會被放在一個IM軟體視窗裡的內容。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這個預視畫面上的文字，原來是可以選取的；它並不是靜態圖檔。但真正重要的是這些對話的內容：這是小說「一九八四」中，主角史密斯（Smith）在犯下思想罪、被思想警察逮捕，而且在友愛部中受盡身心折磨之後，與負責對他進行「再教育」的奧勃良（O'Brian）進行的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其實極其苛烈，似乎不像是會被放在一個IM軟體視窗裡的內容。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這個預視畫面上的文字，原來是可以選取的；它並不是靜態圖檔。但真正重要的是這些對話的內容：這是小說「一九八四」中，主角史密斯（Smith）在犯下思想罪、被思想警察逮捕，而且在友愛部中受盡身心折磨之後，與負責對他進行「再教育」的奧勃良（O'Brian）進行的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其實極其苛烈，似乎不像是會被放在一個IM軟體視窗裡的內容。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至于其中的遇难学生人数的情况，目前惟一可查的官方数字来自于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他于2008年5月21日举行的一个内部会议上通报称：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并有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此后，四川省再未公布过地震中学生死伤的人数。

看了报道，我有些痛苦的感觉，没有痛快的感觉，    1：  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是在解决基本生存的水平上。 2：不管所谓的恩格尔系数是多少，中国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吃饭。 3：执政党最关心的也是最得意的就是把中国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4：只要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吃饱了的外国人就不该对中国政府说三道四。 5：  既然吃饱了的外国人都不该对中国说三道四，吃饱了的中国人就更不该对自己的政府说三道四。 最后，能不能请习主席阐述一下吃饱了的中国人的下一个奋斗目标应该是什么？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但是对一般非创意行业的人来说，人们的视角又会有所不同。“中国”究竟需要以什么面目展现给世界？同时你也别忘了， 13亿中国人自己也在看啊，用NBC 的话来说，是”one fifth of humanity”(人类的五分之一)。奥运会表现了中国农村人口这人类的五分之一中的五分之四没有？难道他们就活该住在张艺谋的那些电影里？张艺谋大手笔营造的光鲜和奢华，哪里与这大多数有份？他们只好自己去办火炬接力，反倒赢得国人的赞叹，这又是为什么？

再说了，这也不完全是审美，也是我们在感受一个我们要投射的国家形象，和自己印象中的中国形象的出入，这完全是一主观体验。事实上张艺谋表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如四大发明、丝绸之路、文房四宝，还有我们宣传下的中国，如和谐社会等。每个人心中都怀揣一个自己感知的中国，张艺谋不是我们所有人肚子里共同的蛔虫。他可以是个优秀的导演，但也不是碰不得说不得的神圣。

　　 （综合讯）昨日是四川省地震孤儿收养工作启动后的第二天，来自中国各地申请收养地震孤儿的咨询电话，在四川省民政厅婚姻收养登记管理处不断地响起。尽管咨询非常火爆，而目前这88名地震孤儿却尚无一人被成功收养。

北京《新京報》昨日在刊登對前美聯社駐京記者劉香成的專訪中，登出了一張劉香成在1989年「六四」事件時拍攝的市民遭戒嚴部隊槍傷，被群眾用三輪板車運往醫院的相片。據悉，當局昨日發現後，隨即在市面上全面收回《新京報》，而原本在該報電子版刊登出的有關版面和內容也被撤回。

四川省地震局今晚第六次新闻发布会披露，截至二十二时二十分，四川地震已造成八千五百三十三人死亡，其中绵阳市北川县死亡人数达到七千多人。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堆着那么多尸体，到处都是血

政府所谓的供应食物就是一人一碗白粥，那些惊魂未定的小孩，连一点有营养的东西都吃不上。

镇子几乎不是移平就是陷落，政府部门的楼却好好的，最先倒的都是中小学教学楼，这些基本是因贪污而产生的豆腐渣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