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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是当前各国政府同样面临的政策挑战，而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为数极少的核心高等教育机构，即对以央属院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进行重点资助的公共财政倾斜性投入机制。同时地方高校的资金筹措机制相对单一化，也出现潜在风险。

在这里，专项资金是个谜。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央财政即增加了对高教的专项资金投入，其大大强化了高等教育的倾斜性投入机制，由此进一步拉大了央属高校与地方院校之间的经费差距。尤其是211工程（1992年）与985项目（1999年）的启动，在两个不同阶段，导致了两类院校之间的收入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差异。2005年，国内一流高校的校均收入达到20亿，而普通地方本科和地方高职高专院校的校均收入仅分别为1.9亿和0.5亿。

而相当一部分地方院校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和自身在科研或社会服务方面的经费筹措能力有限，正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它们筹资方式大多局限在两个方面：扩大招生规模、增加学杂费收入；通过银行贷款填补资金，尤其是基建资金的缺口。 学杂费收入的过度依赖、高校债务、学生欠费问题令地方高校财务风险的上升。部分高校债务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高校的财务运作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和不断上升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高校发展路径选择上出现短期行为，制约地方高校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里的毕业生 最显著的特点或许就是，他们在数学和电脑技 能等方面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他们有能力创造 出一些成果，一点 不亚于美国培养出的科学家。”北京的英特尔 (Intel)中国研究室主任刘钦华 (Peter Liou) 说。

“如果你走进 清华的纳米工程研究中心，或网络计算研究中 心，你看不出它们与一些美国顶尖大学有什么 区别，”惠普公司(HP)北京分部研究与高校关 系主管刘伟 (Wei Liu，音译)称。

在2004年英 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的 全球“工程和信息 技术类”大学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分别名列第10位和第15位。

AFrank Zheng曾就职于阿尔卡特，目 前在中国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教授移动通 讯课程。他表示，拥有行业经验的教授仍然很 少见。(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已经“明显”改 善， “但仍有不足”。

也许最令人不满 的，是中国教育体制仍然在强调机械学习和死 记硬背，不鼓励学生提问题。英特尔 的刘钦华先生称，美国毕业生所接受的是一种 更为开放式的研究方式，他们“能够以更快的 速度创造出更富创新性的成果”。 惠普公司的刘伟称：“(中国)教育体 系培养出的人通常擅长解决封闭式问题。如果 你交给他们一个明确的项目，他们会非常出色 地完成。但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开放式问题，他 们有时会感到困惑。”

一些跨国公司 的在华研发实验室曾尝试鼓励员工就研究的目 的与方法提问，以激发更多创造性思维。例 如，英特尔要求其中国区员工批判性地讨论 一些科学论文，并就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展开 集体讨论。

做管理咨询的人，依靠的是方法论，也就是结构化思维，而不是经验；

辅导企业学员的时候，经常影响年轻人的想法：经验不是不好，只是当你具备经验的时候，人也余生无多... 但是遇到“研发工程师”，往往被挑战：产品研发是创新啊，怎么能够把思维“结构化”，应该“艺术化”才对... 规矩与方圆，在艺术的范围，也有些感触... 每首乐曲都不一样，充满了创意...但是它的底层是五线谱，是规矩！很难想象不学会五线谱，能够在钢琴上有造诣... 中国人讲五音，西方人讲七音，也许是结构的细化程度不同，西方就有了交响乐的产生... 每当这时候，我会说：结构化是艺术化的基础！....结构化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化的水平！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阐述了两者的关系：无规矩不成方圆... 只不过1000年以来，中国的规矩太深，以至于五四以后的近100年，我们处在一个彻底颠覆规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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