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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德志爆出虎照幕后黑手 各地假新闻均源自一人-搜狐新闻 - 0 views

  • “假虎照幕后黑手是全莉”

      时报讯 (记者 薛冰 实习生 林珍 通讯员 方玮 乔利民) 昨日,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在广州多所高校相继作报告揭穿陕西“周老虎”和“全老虎”造假全过程。

    有学生当场提出疑问:如果您讲解得这么有道理,证据这么充分,那为什么不提交给国家相关部门来处理呢?傅德志称已经在1个月前将报告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具体结果要等相关部门作出评定。“毕竟我只是植物学家,不是侦探。”傅德志说。

      华南虎事件

      “全莉一手导演整个事件”

      昨日,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先后到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为师生们作报告,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揭露“华南虎”骗局事件经过。这个曾经以脑袋担保“周老虎”事件虎照是假的,被称为“打虎派首领”的科学家尖锐地指出:“中国境内相继出现的多个假华南虎事件都是全莉一手导演的!”此语一出,轰动全场。

      在华南农业大学的报告会上,傅德志指出:“陕西的‘周老虎’、湖南的‘吴老虎’、江西的‘陈老虎’以及浙江出现的假老虎事件都与全莉息息相关。”

      “为什么这样说?‘周老虎’事件后,她曾经将整件事情介绍给世界权威杂志发表,这本身就证明了跟此事件有关。”傅德志说。“稍后我从她的博客上找到了一张‘华南虎野生放归图’,这是她启动的一个华南虎野化放归项目规划图,而这张规划图与我勾画的一张‘华南虎事件泛滥图’十分相似,图上标注的地点与全莉的放归图地点基本吻合!”

      当记者质疑“为何说是全莉一手导演该事件?”时,傅德志解释:“因为她启动的这个华南虎野化放归项目,每个地区的预算启动经费就高达3000万。3000万的启动经费是很诱人的,全国各地都在争这个项目,所以出现造假也不奇怪。全莉的导演,最终导致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从利益出发,在权利上予以把控,最终不惜造假,导致假华南虎事件层出不穷。”

      老虎拍摄者

      “应该是保护站站长李坪”

      昨日的报告中, “周老虎”事件始末依然是傅德志披露的重头戏。他层层剖析“周老虎”事件背后的阴谋的历程:“‘周老虎’的拍摄者到底是谁?反正不是周正龙!我认为是陕西镇坪镇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坪拍的!”

      傅德志指出,陕西镇坪最早拍摄“周老虎”照片时,应该是为了还原当地有虎的历史镜头,所以照片应该是镇坪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拍摄的。

      傅德志说,去年10月,有媒体刊登出来一张黑白的还原现场照片,是当时拍摄“周老虎”的场景。照片里的两人是局长覃大鹏和助手李蹇,拍摄者应该是李坪。还原历史的照片被关克看到之后,认为足以以假乱真,就编写了台词,导演出陕西农民发现野生华南虎这出“假戏真做”的闹剧。傅德志还毫不忌讳地将矛头指向政府官员:“周是连照相机都拿反、照片都不会拍的农民,怎么可能拍出质量这么好的照片。”

      说说“虎事”

      “一不小心成了公众人物”

      “如果您讲解得这么有道理,证据这么充分,那为什么不提交给国家相关部门来处理呢?”面对媒体的采访,傅德志表示:“作为科学家,我只想提出事实,其它的让公众和媒体去评论,我现在只想安心做我的学问!”

      回顾几个月来的“打虎”经历,傅德志称自己是偶然被卷入这场风波的,而不是想借此炒作自己。他认为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一名科学家,应该做到有板有眼、有始有终,既然已经站出来指出“周老虎”是假的,那么就要把这场打假战争进行到底。

      在报告中,傅德志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学生和老师讲解“虎叶”比例失调的问题。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还特意用以前的老虎照片对照“周老虎”的照片,在真老虎的对照下,“周老虎”的体积显得非常小。最后,傅德志表示自己是一不小心便成了公众人物,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事件中。信息时报

Oliver Ding

新"蜜蜂的寓言" -搜狐财经 - 0 views

  • “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国商业世界正成为时尚话题。

    正如我们屡屡见到的,一种严肃的话题被通俗化,不是其幸运反而可能是其被庸俗化的开端。无论其本身的内涵如何丰富,一个话题一旦成为人们在不明所以中竞相谈论的话题,或者将与之无关的东西附会其上,那么它不仅不会变成一种普遍的共识,而且可能在被过度谈论中迅速变得空洞无趣,直至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笑柄。

      但真正的危险还不在这里。“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企业有余钱余物时向公众示好买好的捐款捐物,不是以“转移支付”方式巧妙变相的“事件营销”,更不是问心有愧的企业和商人为洗白自己或包装自己而进行的“非常投资”。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皆知善之为善者,斯恶也。”当“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被作为一种善行来提倡时,诸多的恶行或与善恶无关的行为很可能“假汝之名而行”。这就是企业公民面临的真正的危险——成为“伪善”的代名词,最终让人们避而远之。

      作为一种商业伦理,企业公民要想成为商业世界普遍的共识,它一定不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提倡。道德说教只能导致对伪善和对道德的抵触。只有当企业家意识到企业公民行为与企业家自身的需求和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的关联时,企业公民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们内在的共识。

  •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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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isaac Mao

《新闻周刊》独家专访温家宝:"我们应携手合作" - 译言翻译 - 0 views

  • 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国的网络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甚至西方人的承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取了一些适当的限制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浏览到许多批评政府的帖子。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网上的批评意见,我们努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体制或一个政府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观点。
  • 确实,我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被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分珍视道德,我认为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该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心目中,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公正。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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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的道德说辞来支撑一个腐烂的体系
isaac Mao

曾慧燕:《北京植物人》马建十年铸一剑 - 0 views

  •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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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 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
  •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 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 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isaac Mao

王容芬:希特勒玩尽柏林奥运 - 0 views

  •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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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6年为北京外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见文革犹如纳粹运动,给毛泽东写信,批判文革,并宣布退出共青团。然后绝望之极,服毒自杀。未死,被捕,判无期徒刑。1979年获释。成为社科院研究员,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现居德国。汉诺威大学哲学博士。着有《独裁与霸权政治 — 从史学与着作史角度解析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马思想》及长篇历史小说《燧人氏》(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庖牺氏》(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等。
  • 纳粹的党禁关闭了德国人的政治生活,当惯了顺民的德国人马上顺从一个政党,习惯一个声音,无限热爱一个领袖,行一种举臂礼高呼元首万岁。举国上下的奥运热连带着日甚一日的人权迫害,愚昧与凶残共舞,刁民为政府张目。早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全国就掀起了杯葛犹太人店铺的「人民运动」。犹太人回忆当年,对邻人的落井下石,尤为感慨,「他们全都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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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 都德的《最后一课》是牛皮课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 0 views

  •   《最后一课》能给读者的真正一课,就是那种爱国口号下的宣传,于事实层面,最是靠不住。战争期间的爱国文学,当时应该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却是当不得真的。  《最后一课》里的故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了事实的镜像。法国这次收回阿尔萨斯,决心对德语下重手。他们驱逐了1871年后移入阿尔萨斯的德裔居民,学校上课一律用法语,街道和店铺名字也只准用法语。镜像里的左,实为生活中的右;把《最后一课》与1945年的现实对照,故事中的法语和德语要对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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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笫余闲: 羞于提五四 - 0 views

  •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Andre Li Pan

新德里完成奥运火炬传递 - 0 views

  • 印度昨日戒备森严,采取了大规模的安保措施,以确保奥运火炬安全通过新德里(New Delhi)。印度沿着缩短后的火炬传递路线,部署了逾1.5万名保安人员。火炬传递路线没有对公众开放。
  • 尽管新德里火炬传递最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高度的安全措施突显出,对中国而言,奥运火炬接力成了一联串的公关灾难,并使许多人怀疑主要赞助商能从中获取多少益处。
  • 可口可乐(Coca-Cola)印度高层管理人士为该公司赞助火炬接力进行辩护,并否认该公司后悔参与此项活动。本周三,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在集团年会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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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家顶级奥运赞助商三星(Samsung)也表示,6名由其提供赞助的运动员将手持“令人崇敬的象征,穿越印度首都拥挤的街道”,该公司为此感到“骄傲”。但事实上,公众只能通过电视收看到火炬接力活动。
  • 印度官员将火炬接力路线从原计划的9公里缩短到仅仅2.3公里,以尽可能降低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中断的可能性。奥运火炬上次到达印度是在2004年,当时火炬在新德里的传递距离是32公里。
  • 早些时候,数千名藏人举行了抗议游行,高呼反对中国的口号,并试图冲击新德里的美丽殿酒店(Le Meridien)。
  • 25岁的丹增洛桑(Tenzin Lobsang)参与了抗议游行,他希望此次“和平游行”能让全世界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
  • 印度是全球西藏流亡者数量最多的国家,据估计约有8.5万人。虽然印度为西藏流亡政府提供了容身之地,但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要求西藏流亡领袖避免在印度境内进行政治活动。
  • 香港昨日也取消了原计划中的两段火炬传递。香港可能成为诸多抗议团体重点关注的地点,他们将香港视为在中国国土上开展抗议活动的最佳地点。
Clement Chen

20081125政府信息公开受阻"第33条"-民主与法制日报 - 0 views

  •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 Clement Chen
       
      法官立场
  •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 Clement Chen
       
      法律解释上的分歧--保守解释
  •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 Clement Chen
       
      监督者立场
  • ...19 more annotations...
  • “我们自己就能有感受,比方说,你电脑用了三五年,我问你,你电脑里都存了什么东西,你可能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从网上下载东西,下载一遍,下载两遍,下载三遍,你存的过程中就可能不知道存哪儿去了?”周汉华认为,有的时候,政府可能真的不知道信息“应该到哪儿去找”,当然也不想信息“不存在”的事情闹到法院。 “当然,有些情况下,也不排除政府就是为了掩盖,为了拖延,故意不给你。”周汉华说。
    • Clement Chen
       
      起草者立场
  • “从广义上解释,33条第一款并没有说不能起诉,第二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自然也可以起诉。”许志永说。
    • Clement Chen
       
      解释上的分歧--立法者原意解释
  • 8月25日,公盟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对《条例》第33条作出司法解释。
    • Clement Chen
       
      ngo推动
  • “据我所知,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拟定司法解释。”许志永告诉记者。而另据媒体报道,《条例》施行两个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该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透露:“最高法院已经委托上海高院在作调研,《条例》司法解释第一稿已经出炉。”
    • Clement Chen
       
      最高院立场
  • 《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汝城县5位市民,向县政府申请公开“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 ”的信息,遭当场拒绝,理由是:“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 几个月前,四季青镇居民朱福祥也曾就拆迁之事申请过信息公开,未果。之后,朱满怀信心地向海淀法院起诉,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受理”。
  • “为什么不受理?”朱福祥一脸疑惑,他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第33条第二款写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发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许多法院对第33条的理解,还局限在字面上。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产生歧义。”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公盟研究员许志永告诉记者。
  • 区别只在于,数个月后,类似的诉讼,海淀法院已经开始受理。 “该案是一个极好的开端。”许志永表示,过去海淀法院驳回过多起类似案件,在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公盟,记录在案的就有好几起,都是“不予受理”。“不过现在开始受理了”,尽管诉讼结果还得等待,“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 民权团体公盟认为《条例》第33条存在“非常关键的歧义”,理解上的偏差将绝大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
  •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的调查,截至8月底,某直辖市两级政府收到的申请信息公开的数量为1080 条,其中,得到满意答复的占到50.8%;有17%的申请被告知信息不存在;21.3%的申请被告知为“非本行政机关掌握的信息”;另外5.7%的申请被要求“补正手续”;明确告知申请人信息不予公开的占到4.5%。
    • Clement Chen
       
      统计数据
  • 根据马怀德提供的数据,自《条例》施行后5个月内,该市因申请政府信息引发的复议案件只有7起,而因为对复议不服,或者直接对政府的处理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有3起。
    • Clement Chen
       
      统计数据
  • 崔凤燕足够幸运,该案一经提交,法院即予以受理。
  • 兰靖远、朱福祥、崔凤燕等人已经能将这部只有38条的《条例》许多条款倒背如流。在7月份由公盟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许志永介绍朱福祥时,称他“自学法律成才”。
  • 兴奋地发现,《条例》出台后,似乎为征地、拆迁纠纷找到了一个进入法院解决的突破口。按照相关规定,之前这两种纠纷只能在政府解决,法院一律不管,“现在依据《条例》,也能进法院了”。
  • 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认为遇到这样的境况“并不奇怪”。在7月份那次研讨会上,周汉华将美国与英国的信息自由法拿来与中国作对比,“美国1966年就制定了信息自由法,但是,直到1974年,这个法基本上没多大用处,带来的冲击太大,官员观念、制度的准备跟不上。而英国2000年信息自由法刚通过时,也暂时只局限在‘主动公开’这一块,‘依申请公开’是在5年之后才实施,他们觉得,一开始就搞依申请公开,困难太大。”
    • Clement Chen
       
      起草者立场
  • 四季青镇政府给他的不公开信息理由,“涉及第三方利益”,一度令兰靖远哭笑不得:“我的土地,怎么就牵涉到了第三方利益?”
  • 原本绝大部分应当受理的“信息公开”案,实践中情形却是多数“诉讼不立案”。这些,在许志永看来,是因为有《条例》第33条的存在,才使得是否受理变得模糊不清。
  • 其实,暂不论该种理解正确与否,仅是存在的现状,就从侧面反应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对“信息公开”诉诸法院的审慎态度。
    • Clement Chen
       
      法官立场
  • 对此,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则表示不太认可,他认为政府完全具有“信息公开”的能力,不仅有这个能力,“有些政府还有能力将信息卖给商家,我们经常收到的垃圾短信,可能就是相关部门泄露用户资料牟利”。 通过政府卖信息给商家这件事,郭玉闪觉得政府的信息收集工作“并非无章可循”。而在这种思维下,对第33条的理解,则会与之前的理解截然相反。
    • Clement Chen
       
      知识分子立场
ocde yin

错乱的激情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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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并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信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self-right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
arden dzx

央视新闻频道汶川地震直播节目全纪录(组图)-传媒频道-和讯网 - 0 views

  •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  
    "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CCTV最习惯的宣传套路,观众才不管什么操作流程或模式,只要没有把最核心的新闻要素报道出来,就是媒体的失职,就是记者的无能。徐娜需要抱屈喊冤吗?即使代CCTV受过,大概也没有办法额。毕竟,享有国家第一大台的资源和身份,辜负了就是辜负了,没有什么好推诿的。
isaac Mao

壹报 › 这是一个缺德的大国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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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现场连线记者问:现在灾区的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敬一丹说:“奥运的福娃。”她诚实吗?后来我才知道央视被要求将赈灾与奥运联系起来报道。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安置区的孩子,饭好吃吗,孩子大声说:不——好——吃!敬一丹连孩子的道德水准都不如吗?
  •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 最可爱的是山东的王兆山同志,他写了“党疼国爱,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一词,还公开朗诵了。朋友和我说起这词,我大叫这个人太有才,反讽如此,佩服佩服,朋友一把按住我说他是真心,真心的。我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后来大家都说他是真心的,真心的。我才明白: 肉麻当了常态自然会有这种事。是我认识社会的程度不够,跟不上形势了,把奴才的诗说成反诗。地震把中国最好的,与最坏的都震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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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 | 中国 | Deutsche Welle | 2008.04.13 - 0 views

  •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isaac Mao

都德的《最后一课》是牛皮课 - 0 views

  • 《最后一课》里的故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了事实的镜像。法国这次收回阿尔萨斯,决心对德语下重手。他们驱逐了1871年后移入阿尔萨斯的德裔居民,学校上课一律用法语,街道和店铺名字也只准用法语。镜像里的左,实为生活中的右;把《最后一课》与1945年的现实对照,故事中的法语和德语要对换位置。
isaac Mao

[经济脉搏] 巴西:是金子总会发光-华尔街日报 - 0 views

  •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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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铝业(Alcoa)的拉美总裁富兰克林•费德(Franklin Feder)说,从投资安全的角度而言,巴西比那种一夜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的独裁体制要好得多。美国铝业在巴西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开发水电、矿业和冶炼项目,这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费德说,巴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决策速度每天都令他们倍感沮丧。大量繁文缛节使美国铝业在亚马逊的一个水电合资企业的牌照申请和建设过程已经花了10年时间,预计还要等到2010年至2011年才能投产。
  • 巴西没有中国和印度那样高的存款率和投资率。但巴西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比中国和印度更为成熟,人口城市化率更高,人均收入也更高,因此短期内实现大幅跨越的可能性也较小。
  • 巴西的纳税人并没有在教育等领域获得太多的福利。在一份标准化科学考试中,巴西15岁孩子比俄罗斯的同龄人得分约低20%。
  • 菲亚特公司(Fiat S.p.A)驻拉美总裁贝里尼(Cledorvino Belini)说,这些计划促进了从下而上的经济变革的发生;人们买更多的面包,面包房买了电视,而卖电视的人买了皮卡,如此形成一个消费链条。
  • 很多投资者被巴西消费者阶层的提升和多样化所吸引。巴西的高端购物者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一样热衷与整形手术;圣保罗时尚社区Jardins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门店是该公司在全球业绩最好的门店之一。但是与从前真正不同的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中端市场正在出现。智利公司Masisa的巴西业务负责人希尔曼(Jorge Hillman)说,人人都在追逐规模更大的中端市场。Masisa目前正在修建一座造价1.3亿美元的工厂,用来为快速发展的家私市场生产刨花板。
  • 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还宣布了一项1,250亿美元的产业新计划,通过减税、提供风险投资等激励方式刺激出口,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 然而不知不觉中,巴西经济渐渐开始向人们呈现出新的面貌。除了在农业和自然资源领域已然成为全球重量级国家之外,如今巴西又多了一重优势:坚挺的货币。这反过来又让巴西实现了30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引得大量外国投资者慕名而来,巴西也为萎靡不振的全球经济注入了能量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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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中国的风险系数远远大于那些民主国家
isaac Mao

曹长青:美国经济真的一团糟吗? - 0 views

  •   再有一个多月,美国就将进行总统大选。目前两黨都开了全国大会,正式提名了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历来的主要议题,都是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这两大块。围绕美国经济,两黨更是辩论激烈,也有很多抨击。中國官方媒体最近在评论美国大选和经济时,特意引用了美国一些黨派的攻击资料,渲染美国的经济一团糟,由此可潜在衬托出,还是仲共“领导有方”,经济强劲增长,由此给中國老百姓洗脑。
  •   根据这些机构的统计,美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工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 2001年到200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2.2%,自8年前克林顿政府结束至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19%.而在这个期间,法国只是增加了14%,日本是13%,意大利和德国都是8%.
  •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两点,一是整体规模,二是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2008年度,中國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在3万亿美元之内,美国将突破13万亿美元。这和美国、中國的人口数量恰巧形成反比:美国3亿人口,中國13亿。美国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國的四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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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整体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国富”,而关键在于是不是“民强”,即人民生活是不是有质量、富有。根据“世界银行”各国发展指数的“世界评比项目”的最新报告,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45,594美元,远高于法国(40,782)、德国(39,650)、意大利(35,386)、日本(34,023)。台湾排全球第26名,是16,274美元。中國排第104名,是2,4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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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文件:突出眼下美国的经济问题和中国的稳定,避免关联经济压力的报道;关键是,中国也笑不出来。
arden dzx

诗歌,或悲痛的余烬 · 大家 · 2008-06-18 - 0 views

  •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Andre Li Pan

避免子女争遗产 - 0 views

  • “税收规划是遗产规划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纽约贝西默信托(Bessemer Trust)的信托顾问苏珊•舍恩菲尔德(Susan Schoenfeld)表示,“但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这不应是唯一的诱因。”
  • 如果处理得明智,遗产规划可以帮助父母让子女珍视价值观,对孩子进行财务责任教育。它还能避免父母死后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
  • 负责任的理财行为包括不要让子女被蒙在鼓里。
    • Andre Li Pan
       
      这,恐怕在中国还行不通,我爸妈死都不会让我知道他们有多少存款,我买房子他们也要把名字写进产证,样样都貌似为儿子着想,却屡屡令媳妇寒心,也许这就是中国式的长辈和子女的关系,中国人常说这种关系只能意会,而在我看来,那种强烈的希望被对方尊重和重视的意愿已经远远超越了本该有的关爱本身了。
  • ...3 more annotations...
  • 对子女进行金钱教育应趁早。
  • 死后还能控制子女的诱惑也折磨着激励型信托(有时被称为道德信托)——这是一种最近几年引起了大量关注的遗产规划工具。
  • “在他们的一生中,父母可能是裁判;父母去世后,裁判也就没有了。如果有机会解释你的理由,孩子们就不必一生都在说‘哎呀,爸爸更喜欢你'。”
isaac Mao

春晚小品以骗为荣-偌盈 - 0 views

  •     据说,春晚的编剧都是国内文化界的高手大腕,对春晚的节目也是层层审查、严格把关。但是,纵观历年的春晚小品,却发现大多数都是以撒谎欺骗为包袱,甚至很多都是歌颂所谓善意的谎言,最后的结果是因撒谎欺骗而达到目的,而撒谎者则被赋予高大高尚的英雄形象。 
  •     以上是在没有查资料的情况下,凭大脑的记忆随便想了几个春晚小品,便能找出这么多以撒谎欺骗为主线的故事。而且没有一个小品对这种现象进行丝毫的抨击,全部都是正面褒扬。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吗?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吗?看来撒谎欺骗已经融入他们的骨髓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blt-fqx

北京晚报:看今日航天英雄 想当年的好城管--观点--人民网 - 0 views

  •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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