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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王同学是为了表现，还是表达不同看法，还是支持或者反对藏独，王同学已经身不由己的成为中国和西方各自的宣传典型，一个“卖国贼“行为的典型，在另外一边，成为一个受害者，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压制言论自由的社会的被迫害者。

千万别办世界的奥运，让世界人民尽情的笑吧。那就有意思了。

我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并不担心，但是很感慨。实在说来，胡锦涛利用民族主义藏污纳垢，我一点不感到奇怪，也不感到悲伤，但是，如果很多同胞用民族主义来掩盖自己的懦弱，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伤。看起来，人多势众的心理安全感恰恰害了中国人啊。怎么说呢？如果中国人动不动觉得自己是13亿人，以为人多势众就自动增加了正当性，或觉得有力量感，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气质，而恰恰是奴才扎堆的心理素质。我不以为然，也很看不起。

中国要站起来，不是靠13亿扎堆，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靠每个个体站起来，表现个性。反过来说，没有自由，没有个性，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不要说你有13亿人，你有300亿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千头万绪，质量第一，数量第二，产品如此，人如此，国家民族也如此。你是民族主义？还是奴才扎堆？倘若是前者，我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倘若是后者，恕我直言：本人不吃这一套！

按他们爱国的标准，他们中有的人是双重的背叛：先是背叛了生养他的祖国，投奔了被他们所视为的敌国；然后又背叛了他们所属的洋国，声称爱他们所属的洋国的敌国。

他们享受着自由民主，却为专制唱赞歌，要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承受专制的苦难。他们享受着西方的福利，为西方国家贡献着GDP和财政税收，却希望家乡的父老们勒起腰带搞军备，好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当他们听见家乡的父老们痛苦的呻吟，就怒不可遏，因为这会使他们在洋人面前感到自卑。他们居然发现了CNN那么多的错，可见他们经常看 CNN，可他们应该知道，在他们的故乡，看CNN只是洋大人的特权，而对我等草民属于非法活动。他们以在洋人的街道上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而自豪，我敢说他们在这敏感时期，绝不敢在北京的那个著名的广场上举行一次哪怕是支持政府的游行！

這許多事件，和這許多事件中表現出來的一個共通點，就是所謂的“互相洗腦”。一群人中，不允許一點點不同意見的發生，否則即是要作為背叛者被處以精神甚至肉體的刑罰。另一個共通點，即是這樣的事情，多是在共產的國家，或者是自由國家的共產團體中才會產生的。

杜克大學校內的眾多社團，包括大學共和黨、杜克保守聯盟、杜克民主黨、學術自由學生、杜克人權聯盟、杜克學生倫理與杜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等幾個大學生社團紛紛譴責恐嚇王千源的行為，他們要求對涉嫌洩露王千源個人資料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進行調查，並要求解散此學生團體。

我要公开强调的是：现在有某种机构的人通知说，要“适当允许愤怒的网友把那些支持长平的人，支持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的人的私人资料公布在网上”，这种卑劣的行径是多么卑鄙无耻，多么目无法纪！这已经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我听说长平和很多人已经不断受到威胁恐吓电话骚扰，并且不堪其扰时，我倒几乎对这种卑劣的做法没有了任何生气，因为我以前经历过电话恐吓与骚扰，也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一手，他们躲在阴暗处，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有意地，却装着无意地放纵违法事件的发生。还有山东籍的一个女留学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被人认为是“不爱国”，有网友则粗暴地赤裸裸地把她的家长身份和住址都公布了，请问，谁给了你这样的超越法律的权力？谁说了爱国可以超越宪法？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样的怪事？该保护的得不到保护？而该公开的却无法公开？各级公务员的收入和领导的财产本该公开，为什么就无法实现？各级党政行政接待的费用应该公开，为什么对人大代表和审计部门都不敢公开？各种正常的新闻事实应该公开报道，为什么总被禁掉？ 

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什么都能包容，唯独不能包容他人的激情，误把站到公众的对立面当成特立独行。你冷静思考好了，没有人去埋怨你，你何必又去强求他人和你一样呢？

我们反思，我们沉默，我们更加务实，我们放弃理想主义埋头赚钱，我们把伯林的“被动自由”发挥到 了极致，不反抗不拒绝的“被动”着，从心所欲的“自愿麻木”着，低头推着中国经济轰隆前行，这本来是经济学模型最喜欢的行为模式，可是，总有一些不和谐的 年轻脸孔出现，他们无知、天真、纯洁，于是他们血淋淋地被绞杀在你面前。你都想忍不住一把蒙住他们的头颅，厉声疾呼：“你丫就不能老实点儿！？叫什么叫， 等一等一切都会好的，留下命来做事！”可总是有人不听，也总是来不及伸手拉住他们。他们就这么打击着我务实的经济哲学，他们就这么耻笑着我的胆小懦弱，他 们让我觉得自己老态龙钟。

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至于文峰先生说的什么“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我的看法是，这样说话本身就让人害羞，本身就比较阴暗。我也只好如是解释在你做过了解和调查的功课之后，为什么从标题到内容都弄错我的名字，称我为“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如果我称文峰先生为“一位叫北晚文峰的人”，“是京报集团的‘冰糖葫芦’”，恐怕也不大好吧？

其实，媒体的风险是双重的——一个是行业风险，比如媒体定位如何、报道是否准确等，这的确跟别的行业一样，是一种职业技能。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把关并不是这个，而是另一种风险，它就涉及到是非正邪了。如果报道真相和言论自由是正义的，那么掩盖真相和压制言论就是邪恶的。有人说，别人不让说话那是强奸，自己不敢说话那是自我阉割——其实还不止如此，如果你认为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话，那么你撤掉一条新闻、删掉一句真话，就是参与了对公众撒谎。

Freenet是一款设计让用户们不用担心审查或报复，自由交换信息的软件。启动Freenet软件后你就加入了一个全球性的P2P网络，其重要的特性是用户能操作一个“黑暗网络”模式，将使得别人很难发现你的个人信息和上传的内容。

美抗议者：“自由西藏！”　　中国学生：“这不干你的事。”　　美抗议者：“这当然是我的事，人权是每一个人的事。”　　中国学生：“你的祖先来美国后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你为什么不批评他们？”　　美抗议者：“他们错了，但我现在无法对他们做什么。但这并不能给予中国政府在西藏同样行事的权利。”　　中国学生：“美国政府正在伊拉克杀人。你为什么不去阻止他们？”　　美抗议者：“我一直在运用一切机会去抗议我的政府。”　　中国学生用的完全是国内的宣传语言；但美国抗议者并不是要杀印第安人的殖民者，也不是要打伊拉克的帝国主义者，他根本不为美国辩护。两人鸡同鸭讲。

就在这次讲演前不久，哈佛学生静坐，要求把校服制作移出某国“血汗工厂”。你说中国工人只拿两美元，学生们更觉得你们那里都是“血汗工厂”了。左派学生才不管美国赚多少钱呢，哈佛学生就不在乎买校服多出钱。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人组成的，一定有缺陷。可只有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下，才会把一切问题仅仅分成好坏两种状态，而忽略了纯粹的好和纯粹的坏是不存在的。 把国内媒体和舆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这次事件之后对于这个组织的报道做一个对比，也许是有意思的事情：之前，记者无国界每年评的新闻自由度排行虽然不见得全面和完全公平，但基本上在国内的非官方领域还是受到肯定的。毋庸讳言，大陆的新闻制度很糟糕，如果没有外界的批评力量，改革的动力更小。去年十一月，有媒体报道，“记者.无国界”总干事罗伯特•梅纳德（也就是这次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人）访问中国，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并分析央府正在逐渐接受记者无国界的理念云云。那时候的记者无国界还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事隔不到半年，双方就大打出手，建设性的意见完全消失。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文弱书生的笔，尽管满含理性，尽管满含挚爱，尽管在人群排山倒海三呼万岁的广场上很难让自己卑微的声音正常传播，却不能够指望自己那一点小小的不同的声音被掌握时代的扩音器的人们放过。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異議藝術家，我看他們才是異議政府。」這位以北京為基地的藝術家如是說。他在雪曼當代藝術基金會的一件稱之為「通過」的棟梁與桌子展覽品開幕式上這樣說。

神聖，他說，甚至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概念。他又說，「我想他們（中國政府）想鼓勵民族主義的行為」， 「它太盲目；是一種沒有清楚智識理念的情緒。他們這麼興奮，根本是一種瘋狂。」

中國對於任何批評從來沒什麼好臉色，但艾未未拒絕自我審查。

想必这些细节你们都知道了。学校草坪临时栽的，马路临时铺的，食堂临时装修的，这些倒还无所谓。关键在于，总理来了，同学们拿着学生证都不能进校门；在学校的被封闭在宿舍，不能上自习，不能去食堂吃饭；而那些教室里的、食堂里的一律是学生中的特权人士，是学生“干部”或党员，是有关领导特意安排的。据说这些“干部演员”之前就说什么话已经接受了不少于三个小时的专门培训。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政法大学学生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就成了政法大学学子的形象，你们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吗？你们在意吗？你们不仅被“代表”了，而且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这和温总理视察农村时见到的“农民”都是干部“扮演”的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简直不敢想象温总理的政法大学之行会如此荒诞。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温总理视察学生宿舍2号楼的时候，在一个楼道口原定计划是向左转，但右边楼道里原本被封闭在宿舍里的同学冲出来大声喊总理过来，温总理于是走过去，但等他到宿舍里，该宿舍的学生已经被挤出去了，围在温总理周围的仍然是学校安排好的人。再比如，原计划总理12点就吃完饭，可是围坐在总理身边的学生“代表”光顾的听总理讲话吃的太慢了，总理于是说等他们吃完再走，这样就比原计划延长了近半小时，于是法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等到快一点钟了才能去食堂吃饭！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在华盛顿大学，中国留学生为限制达赖喇嘛发表非政治主题的演讲而斗争；在杜克大学，支持中国的学生包围和淹没了一个支持西藏的守夜活动；一名试图进行调解的中国大一学生收到了死亡威胁，她的家人被迫躲藏起来。

在目前校园占上风不是自由辩论，而是一些中国学生更刺耳的行动，似乎正在复制他们祖国的专制框架，对示威参与者进行拍照，有时甚至淹没持不同政见者。

学生们提出的论点时，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兴建学校，道路和其他的基础建设。但是在在被问到西藏人是否需要这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他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Notre Dame的中国问题专家Lionel Jensen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快速的现代化的好处。“

不希望把公众的视力引向政治报复、个人报复、狱警残暴等政治迫害这个老问题，却使关系到所有公民 的出版自由与司法审判公正这些大问题被 忽视了，而这些大问题的评论有助于公民的维权运动。

但愿我的坐牢心得对你这位立法者、共和国大法 官的工作有参考的价值。

冯正虎给自己定下 的坐牢的行为准则是：“不服判决，依法申诉；服从管教，遵守监规；多行善事，以德化怨。”监狱对他的回答则是歧 视与体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