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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关于胡嘉（胡佳）案，胡嘉现在监禁中，他的律师说，在提起上诉的有效期内他们不允许和胡嘉见面，他有没有提起上诉？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律师和他见面？”女发言人姜瑜回答：“胡嘉（胡佳）的案件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司法的权力。”这个回答，和以前杨洁篪、温家宝等人的回答差不多，无非是“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佳的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办理”……   不说法治还好，一说法治不知多少人在笑。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家人软禁在家并且切断家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绑架、软禁当事人的亲友，逼迫他们作“证人证言”？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阻止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庭审？如果是法治，为什么不去惩治对公民发出死亡威胁的网民却把批评政府的网民关入大牢？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欺骗、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并阻止当事人上诉？请各位国保警察和法官扪心自问：胡佳的案件，果真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大规模发生手足口病的新加坡，今年以来该国手足口病病例累积已有9026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发诸如心肌炎或者脑膜炎等严重的并发症。

尽管阜阳政府极力辩解，但坊间仍有多数人认为，政府在试图通过“危机公关”，用极个别孩子的生命消亡，弥补行政渎职和决策荒唐。民意一时汹汹。

现在看来，这次辟谣显然是个极大错误，导致患儿迅速增加，甚至死亡。

在华盛顿大学，中国留学生为限制达赖喇嘛发表非政治主题的演讲而斗争；在杜克大学，支持中国的学生包围和淹没了一个支持西藏的守夜活动；一名试图进行调解的中国大一学生收到了死亡威胁，她的家人被迫躲藏起来。

学生们提出的论点时，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兴建学校，道路和其他的基础建设。但是在在被问到西藏人是否需要这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他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Notre Dame的中国问题专家Lionel Jensen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快速的现代化的好处。“

在目前校园占上风不是自由辩论，而是一些中国学生更刺耳的行动，似乎正在复制他们祖国的专制框架，对示威参与者进行拍照，有时甚至淹没持不同政见者。

　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把他们从当地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出来甚至是直接拐骗出来，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这里，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 　　 　　　　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西藏首府拉萨的目击者和居民说，星期五发生抗议示威之后，中国当局实施宵禁，并且正在争取扑灭映红了夜空的熊熊大火。 尚未经过证实的报道说，警察和西藏示威者星期五发生的冲突造成几人死亡。示威游行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却以暴力冲突结束。 目击者说，他们听到拉萨街头传来的枪声。骚乱的示威者朝警察扔石块，并且焚烧了商店、汽车和中国国旗。一些报道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汉族人和中国穆斯林的商店。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等等词汇。想必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以上的人，对这些词汇都耳熟能详，并无新意。

这位网民的留言有理、有节、有分析，并且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全毙，还留了几个无期的名额。）

这里是北京理工大学，就在昨天，中国传媒大学一对情侣也这样坠下了。而今天的北京理工，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报纸没有说，新闻也不怎么报道，北京理工大学好像很擅长封杀这些消息。或者有人跳楼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离我这么近，第一次感到死亡很靠近，很靠近。

他的离开，给他的校内带来巨大访问量，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他的遗书。可惜校内网很快就把他的遗书删除了，我不明白，校内网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我以前曾经思考过自杀的问题，结论就是我们不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人说，连死的勇气都有了，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来。或者吧，而我觉得，活一下需要一辈子的勇气，而自杀，只需要一瞬间的勇气。

1990年，我初识的第一家“六四”难属则是位三十多岁的遗孀。这一天，她身穿丈夫遇难前刚从广州出差给她买来的那身黑色连衣裙来到我家，她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丈夫的骤然离世给她留下了一连串的想不通和一个才五岁大的不谙世事的男孩，孩子毕竟太小，连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都不敢睡觉。然而，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为了维护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她不能接受丈夫单位对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论，毅然决然地退回了那份算额极少的抚恤金，从此独自担起了抚养年幼儿子的重担。

1992年2月，高瑜送来了第一笔人道捐款1400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元）。这对于生活窘迫的母子俩真不啻是雪中送炭呀！在那一年里，她又陆续送来过数次。此时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六四”难属——又是母子俩，两个小男孩竟是同龄。同病相怜，送来的捐款就由这两家平分。

今天，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前夕，可以告慰于“六四”亡灵的是，我们虽然尚未为你们讨回公道，但你们留下的孩子，他（她）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生者尽力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大洋彼岸的学人，他们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默默提供无私的人道帮助，这份人间真情弥足珍贵，恐怕令外界也难以置信的是，参与此项善举的不少人，居然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为此失去了归国探亲与年迈父母相聚的权利。

最让我们气愤的是，没有任何有资质的人员确认这些伤者是否还有生命体征，30分钟足够把一个活人从人间带入地狱！我们就眼睁地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如此重创下，仍旧要等待我们执法部门所谓的程序，才能获得援救吗？   希望我们的邻居能够幸运地躲过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