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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今日中国，虽然还保留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经更像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众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但是这两本书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1984年》里的极权社会主要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控制和严厉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是建立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娱乐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认为，从1989年之后，中共认真吸取了东欧共产国家垮台的教训，得出结论，要确保政权稳固，就必须发展更有活力的经济，给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娱乐。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时表现得很灵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灵活性也是来自六四。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到暴力的转变。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精到，他说：「对官方意识型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型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绵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尽管两岸双方决定求同存异搁置主权问题，但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华民国定位以及它与大陆关系的问题。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两岸关系当作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台湾局势的变化也对北京如何平衡对台政策提出了挑战：既要维护中华民国存在以阻台独，但又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将来如果两岸官方进行谈判，北京总不能跟一个它所拒绝承认的对方谈判。

听上去很熟悉吧，熟悉得让人反感。有人问了，老杨，你怎么也玩起了“中国特色”？而且，你这话几乎就是从政府报告中挑出来的——   且慢，这话听上去熟悉，可绝对不是你知道的那句话，你知道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的这句只有“中国特色”加上“民主”是完全两码事。

这里出一道智力题：请问亚洲平均人口身高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平均人口身高最矮的又是哪一个？答案分别是：南韩和北朝鲜。你看，民主虽然不是面包，但独裁国家显然很缺少面包。

大家不妨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爷爷告诉我的，清朝被民国推翻后，民国宣布要共和了，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到处一片哭声，他们不是怕共和，而是不想剪辫子。我可怜的父老乡情，他们从记事起，头上就有一条辫子，现在竟然有人要共和，要剪辫子，这还得了？当时那些发布要给人剪辫子的乡情都被父老兄弟们吐了口水。当然，现在我们家乡都不留辫子了，你们那里还留吗？

我因此感到害怕，我害怕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政权会被我这类写写BLOG的普通老百姓颠覆掉；我怕我的文章比本拉凳的人肉炸弹还厉害，我怕我因为拥有了这种超能力后被无数国内外有钱人骚扰我平静的生活，我害怕本拉凳会聘请我去美国完成颠覆美国的大业；我害怕全国各地的蚂蚁养殖户、拆迁维权户、土地维权户、艾滋病受害者蜂涌到我居住的小镇来求我帮忙，我怕他们会利用我或指使我去颠覆掉国家政权，我害怕担上如此重大的责任，我深知独裁者或做英雄会导致自己没有时间睡懒觉--众所周知，我最讨厌没有觉睡的日子了，我一想到没有觉睡我就害怕。

出来混，是要还的，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在奥运年如NHK所说的"汇成激流而至"。如果能开放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清除基层矛盾的工作就到这些小工作就由这些当地小报和小民间组织身上了，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没这么大了。如果基层的民主不能保障，矛盾不能解决，人们就上访到北京，压力也不可能解决，责任就全压到中央政府和社会体制上了，这体制，我也认为要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个利用西藏颠覆中共政权的国际阴谋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来，“藏独”活动也不知出了多少英文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真正“西藏难民”之手的，都是欧美那些自称是民主、人权“卫士”的大手笔。他们积极参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而是要和中共政权过不去。

达赖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奇特现象。这位在1950年代要求参加共产党、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理想一致的“活佛”在思想理念上被夹在宗教理想和冷战政治之间，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被人利用，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被形势逼迫流亡海外当超级明星兼囚徒。

南昌市政府在这里的行为有涉及行政垄断的嫌疑。南昌市文化局198964利用自己在对网吧进行日常管理的行政权力

杨佳并不伟大，但因为谋杀他的政权之猥琐、之不义、之愚蠢，他注定将作为一个伟大的悲剧与证据而载入史册，而不朽。

杨佳正在下地狱，没有恐惧，只有自由，“地狱伤不到异教之人”。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1920年毛泽东先生在《湘江评论》上鼓吹湖南独立，成立“湖南共和国”，这正是魏京生的思想。众所周知，魏京生小时候曾经被江青阿姨抱过（谁认为我造谣的跟我赌钱10000块！），江青阿姨难免灌输一点毛泽东思想给魏京生。所以魏京生的独立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

王昊轩说：“谁把中国的领土弄缺了一块，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话明摆着攻击谁呢？他一定看过1950年的中国地图，也一定看过最近的中国地图，一定知道18万平公里的土地是如何从中国跑到缅甸的，也一定知道黑瞎子岛至今还缺了一块。

王昊轩说：“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适合西方民主。印度民主后分裂了……”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这些被捕者与他们最著名的同事昂山素姬一样，都是缅甸最勇敢、最有才华的人士，但是却遭到军人政权的镇压。 我在过去4年一直生活在亚洲，有幸与其中一些罪犯相识，成为朋友。

他本来是学牙医的，不过很快发现他的真正事业是做喜剧演员。他无情地嘲讽缅甸无能军人统治下生活的荒谬一面。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人们说过很多遍，奥运会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或许是对的。但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重塑中国政府的全球视野。中国仍需抉择，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大国。这对我们其他人十分重要。

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而言，美国的决策是必要的前提，但那也是不够的。中国的决策将同样重要。未来几十年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过，从目前来看，美国正努力适应其单极时代的终结，而中国在承认自身崛起的影响上犹豫。

重弹一次老调，共产党执政的正统性，就在于它成功带领亿万民众摆脱了贫困。

他在《驯化与孵化》里说，“当局其实就应该是物业公司，人民就是业主。如果作家们不用当局费心，甚至很讨当局欢心，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作家们”一定要与“当局”反目成仇，过于和谐就对不起“人民”。可见他的辩证法学得很糟糕，没有真正弄懂矛盾论。如此表述，容易激化人民与政府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个谣言来自中国大陆，而那个谣言中牵扯到中国大陆最有能力追查真相的国家安全机关，可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动静！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或者澳洲，谣言不但牵扯到个人，而且牵扯到国家的反间谍机构，那么相关部门（那个反间谍机构或者上面的主管）不但会马上出来澄清，而且还会立即着手调查，不但还那个公民一个清白，更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虽然我看到一些机构和一两个不知道产自哪里的小报出来澄清吴敬琏老师涉入的间谍门事件，但大家是不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起间谍门政治谣言不但牵涉到一个普通的公民，而且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机关，也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最高政权，请问，什么样的机构和什么级别的机构应该出来澄清和说明？目前那些出面澄清的人和机构有这个分量吗？谁授权他们的？间谍案涉及到国家最高绝密，目前一些出面澄清的单位甚至都没有权力接触这样的绝密，他们出面澄清又能说明什么？难怪要引起海外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猜测和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