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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招聘网络监督员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6月24日通过各大网站发布招聘启事，公开招聘5名全职网络监督员。与一般的招聘启事不同，这则招聘启事并没有注明所聘请职位“网络监督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职责，只是注明了报考条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0岁以下；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中共党员，有新闻从业经验或新闻、中文、英文、哲学、法律专业学历者优先。”“网络监督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职责不免令人好奇。招聘启事称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是北京地区网络媒体行业性社会团体。

美国宪法公认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卷首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字：WE, THE PEOPLE。这是整篇宪法的基石。这个制度的主人，政府的主人，是人民。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有颠覆它的权利，包括组织民兵、拿起武器。 这些天赋、自然的民权，在某国却被阉割。不光是ZANG人，你汉人有过那些权利么？没有正常渠道诉求的民众，转向非正常渠道。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看到有人要求“体谅政府”，责难媒体“偏袒”ZANG人，偏责政府。就觉得，如今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思维，匪夷所思，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问一下汉人们：ZANG人所遭遇的，你难道没有也遭遇过？政府拥有大量权力、资源，如果不被严格监视，‘过分’责难，那是很可怕的。至少美国人这样认为。对政府的监督，‘宁可错怪，不可放过’。政府没有理由感到冤屈，民众也不会因此罹罪。因为民众是主子。媒体‘过责’政府，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皆天经地义，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主子-人民，来执行监督。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 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最后，谷歌是一家说到做到的公司，我们的承诺从没有改变，谷歌欢迎媒体监督，但是，也呼吁媒体认真分析、理性对待，不能对问题简单化处理——用简单买卖的交易关系，取代一个项目管理的整体工程。我们希望谣言止于智者。

谷歌认为，赈灾不是攀比，目前已经进入项目踏实、谨慎落实的阶段，灾后重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持续的关注和投入，我们仍在积极探讨、参与更多有益、有效的志愿者行动，为赈灾作出更多并且长期贡献。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信息管制与奶粉造假其实是父子关系，都擅长掺毒。

政府是个大概念，中国也是个集合体，不能因为政府已经有人在做事，就只能感恩而不能监督了，更不能因为一些领导干部让人感动，一些职能部门积极救灾，就不该计较其他的一些失职者和过失者了。并且，反思曾经的漏洞和缺陷，批评和补救，不仅对于逝者有个交代，对于生者来说，也是亡羊补牢。其实，也不会有哪个政府会因为被挑刺了，被严格要求了，就幼稚和脆弱到伤了感情，不再积极救灾。

不过，苦难的感染力的确太强，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越来越多的人被撼动，被唤醒，开始真心实意地说话。新闻的内容和宣传的内容，对比愈烈。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