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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奥运，国际商业巨头无耻的垄断市场，媒体和行销渠道。这时国家（尤其是专制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商业集团绑在一起，从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溢。这就是为什么大的企业一定要挂上奥运这班快车。不为别的，只要上了这车，才有资格才能享用媒体资源和市场平台这杯香羹。否则，在一定时间，稀缺的媒体将封闭，资讯渠道将断裂，品牌和产品的信息将不见天日。不信？到了08年看看电视，报纸就知道了。

首先，奥运会就是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就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而不是什么口号。如果是口号，那铁板订钉的说明，竞技体育肯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的。就像马路上到处贴的温泉市民须知一样，“请不要随地吐痰”，就因为人民群众喜欢满地淬吐沫，才成为了标语口号的。不是么？回顾第十届全国运动会，除了丑闻就是丑闻。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药瓶”风波、“中指事件”、孙福明“假摔”、拳击和跆拳道“弃权”自行车“摔倒”事件……丑事、怪事、荒唐事，接连不断。当无声被认定是无知的时候，一切的愤慨已经无法保持沉默。我不沉默！

只是我就有点不明白，咱们这些爱国青年早干吗来着，房价暴涨他们不抗议；医院暴利他们不抗议，天价学费这些人不抗议，纳税人的血汗钱被贪污这些人也不抗议，比比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敢烧政府大楼，8*9 6*4大学生可以为了民族的未来直面坦克和炮火，我只能说现在的爱国青年真是不一样，爱国已经爱到犬儒的地步了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cnn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小

cnn在美国的起步时间很晚，随后又被创始者卖给了以经营娱乐为主的时代华纳，因此，cnn只是美国中一些需要全天24小时了解新闻的人（当然有政要）了解新闻的一个平台，迎合大多数订户的需要是cnn的一贯手段。显然他在欧美的订户要远多于中国。

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是纽约时报，它的观点可以说影响着全美国媒体的观点。我们的老大曾经用这样一个场面来形容纽约时报在美国地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正在纽约辩论，现场坐着几个记者，纽约时报的apple坐在前排，他的左边坐着美联社的记者，右边坐着合众社的记者，而它的后面，nbc的记者靠着左肩看他在写什么，cbs的记者靠着他的右肩看他在写什么，而abc的记者则在他的背后仰着脖子看他在写什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报纸和电视的记者们在周围围成一圈，希望知道他在写什么。那些挤不进去的则坐在华盛顿邮报记者旁边，看他在写什么。

胡佳一直在中国法律体系内从事保护公民权益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是对中国加强法治的支持，这些活动应当得到称赞，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惩罚。

贝克兰说，现在是国际奥运会采取干预行动，保护中国人权的时候了。

贝克兰表示，胡佳被判刑既是向中国国内其他的维权活动人士发出一个信息，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信息，也就是北京当局对其国际声誉并不在乎。

问：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官员说，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互联网必须全面开放，取消对网络的审查制度。中国在奥运会期间是否会取消对网络的审查制度，全面开放互联网？

在奥运会期间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申奥承诺，按照奥林匹克的惯例，为各国参加奥运会和采访奥运会的人士提供便利。

问：关于网络问题。网民在中国还不能顺利访问一些外国媒体网站，这些网站奥运期间能否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

中国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来自国际市场。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如果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国评委周曙光被拒出境是中国公民的悲哀，那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对于此事的报道则是中国记者和学者的耻辱。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实践自己的良知与正义感而被权力肆意侵犯，中国年轻记者却老练地运用文革式笔法强暴事实，七零后学者大言不惭地为强暴寻找根据，为奴化教育提供理论背书

周曙光被拒绝出境，并不是德国之声"十分恼怒"才编造出"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而是周曙光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亲口对周所讲，德国之声亲自打电话到长沙市公安局求证周曙光被拒出境一事，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长沙公安局的人还骄横地对德国之声说，他们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们怎么写怎么报！"虽然周曙光早已是包括湖南在内的一些国安公安眼中的"捣乱分子"，但他从来不是"不法分子"，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以没有发生的"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预设有罪，剥夺周曙光出国旅行的自由，是对公民权的野蛮的践踏。

出于他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位美国青年写道："近来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带给中国尊敬或荣耀。相反地，在外人眼里，这些行为使中国看上去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uncivilized and brutish）。我想帮助我的中国朋友，尤其是那些旅居海外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恰当的处理西方的政治争议，这样他们就能更好的让外人了解他们的祖国，修补中国的国际形象。。。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

给该节目编辑写一封有礼貌的信，指出问题所在，用逻辑来支撑你的观点。

如果某些照片或视频片段是错误的或具误导性的，自己制作一段冷静的、有信息含量的视频解释为什么那些东西是错的。

人民币汇率上周五报收7.017元人民币兑1美元，大有突破7元大关的势头——这是继去年10月下旬人民币加速升值之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

安信证券(Essence Securities)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来自美国的压力只是一个较小的因素。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人民币汇率走高，有助于降低大豆等进口商品的成本。在中国，80%的大豆用于饲养生猪。中国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尤其是主要食用肉猪肉的涨价。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抑制膨胀的贸易顺差，而对于中国与其它大型贸易伙伴的关系来说，这也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根本上讲，判定对美政策，主要困难不是功能性的、操作部门的或谈判层面的，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国内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优劣长短，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经常被经济学家说成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影响大小，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盛衰周期，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看上去最关键的决策机构与美国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更深层次、更不好定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难题，表面上看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实质上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综合探索，是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另类表述或概括。这中间，尽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贸和安全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可能包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研究工作本身容不得感情用事、偏离理性和客观事实。

这就好比媒体问你，你对印尼的海啸有什么看法，你说“，印尼人民对我们不好，所以，一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但是后来，我看见海啸的惨状，我的朋友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一想，然后哭了，我就认为我开始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除了原始的媒体以外，其他的媒体只采摘了你的两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和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你作何感想。

在地震中，我们那么重视生命，哪怕过了理论存活的时间也不放弃，能救一个就救一个，那么，对于这个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她推向对立面去，而不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呢。

如果我在家里，看客们可以认为我没有行动，如果我去了灾区，看客们可以认为我去添乱

奥运危机将让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第四维（fourth dimension）的存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注意到它。第四维存在于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所产生的国际公众舆论精神空间。在理论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实权。在实际上，它们有实力，因为它们塑造了国际舆论。全球反对中国奥运的示威者在数量上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惊人。这种扩大效应来源于第四维。 　　中国人对第四维缺乏认识，这也表现在他们组织博鳌论坛的方式上。博鳌论坛是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竞争者。出于中国政府巨大的双边影响力，很多政府和商界高层会出席每一次博鳌论坛。但它缺少达沃斯的火花，因为它没能邀请独立知识分子、媒体和小说家及剧作家等文化人士——他们驱动第四维的国际生活。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中国是世界上为网络封锁投入资金最多, 监控最严厉的国家。中国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封锁，监控网上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言论以及信仰自由的信息，对互联网实施严密监控。 中国的网络监控制度目前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制度。 但是网民们已经开始使用宪法和法律中关于保障人权与公民基本自由的条款为武器，奋起维权，一点一点地扩展网民的言论表达和信息自由空间。比如像贺卫方、浦志强、萧翰、许志永致书新浪博客，要求新浪博客公开解释删贴的理由。 也有网民尝试通过法律手段突破禁制。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先后出台了等行政法规，对网络媒体尤其是民办网络媒体严加限制，动辄给予处罚、查禁甚至取缔。但民办网络媒体和广大网民决不会听之任之、任其宰割，他们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审查这些法规的违宪性。许多网民投入揭露网络控制的真实面目，呼吁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收敛明目张胆的封网行径。如“世纪中国”、“爱琴海网”被关闭或查封后，中国知识界与广大网民曾共同发出强大的抗议声浪，使得其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很大挫伤。

胡锦涛说：“我们在探讨国际形势的时候，要考虑国际形势对国内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加以应对。处理国内问题时也要考虑在国际上会引起什么反响，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争取更加主动的地位。”

我明白，当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与今天朝美之间的“交响乐外交”，所处的国际背景有大不同，不过共同点也很多，譬如，都属民间外交性质，都令国际社会充满想像和猜测，与之相关的国家，受各自地缘战略利益所驱，会发酵出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关注地缘战略和东北亚地区中国战略利益的国人当会注意到，随一架大型波音飞机飞抵平壤的美国人，并非只是约纽爱乐乐团的130名团员，它还捎带有数以百计的所谓“随行人员”----包括记者、朝鲜问题专家、外交官、商人，以及向朝鲜送去“良好祝愿的人”......   还须留意并当引起国人考量的是，经朝鲜特别准许，本周一在首尔参加韩新总统李明博就职仪式的各国政要可以越过朝韩非军事区前往平壤观赏音乐会，这些政要可不一般，包括美国前防长佩里，美国前驻首尔大使格雷格等“敏感人物”。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其计划是建立国中网（China Wide Web），它是一个与全球的国际互联网（World Wide Web）相隔离的网络。国中网是一个封闭的用户组，必须在一家新华社的下属公司的控制下才能有偿访问，这家公司就是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CIC, China Internet Corporation）。CIC将过滤从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境内的所有信息，删除不想要的政治和社会新闻，并把内容翻译成中文。由于中国对经济建设的关注，CIC的主要内容将是商业信息。CIC将在深圳建立一个占地两万平方英尺的设施，聘用大量的中文翻译人员在其中工作。项目计划中罗列了极其荒诞的财务预测，预计几年内将拥有一百万名用户，营业额将达到数亿美元。对收入如饥似渴的新华社接受了这个方案。1994年，新华社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CIC），作为新华社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