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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 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 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 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 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 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 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 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 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 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 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 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 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 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 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然后我有了一个很奇怪的发现： 1、Enfamil（美赞臣），官方网站：http://www.enfamil.com/ 。我在该网站寻遍所有产品，发现年龄段只到24个月； 2、Similac (雅培），官方网站：http://www.similac.com/ ，一样的，再仔细的寻找也只能找到年龄段小于24个月的产品。 于是，我又去了这两个牌子的中国网站： 1、美赞臣中国，官方网站：http://www.meadjohnson.com.cn/ 该网站上的奶粉产品已经做到了12岁； 2、雅培中国，官方网站：http://www.abbott.com.cn/ 该网站上的奶粉产品已经做到了7岁。

做为非医学专业组织的乳品公司，其所推广的「人工奶粉胜过母乳」概念，无疑相当受到质疑，这在第三世界造成无数不幸并且可以避免的死亡。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母乳替代品相关法规里，明定企业不得推广母乳替代品，不得对母亲们进行直接营销，禁止提供免费试用。对于乳品公司向医护人员进行间接营销，或是以 提供产品讯息的方式进行产品促销，也有严格限制。占有全球人工奶粉市场70%的雀巢公司从30年前即被认为违反世界卫生组织条约，雀巢不仅营销，它每年投 入70亿美金营销，雀巢对世界贫穷母亲展开猛烈攻势，早已成为国际媒体、NGO、消费者团体严厉谴责的对象。

缅甸——一个国际孤儿，也是中国这个唯一大国的宠儿，风灾后，几十万人民失踪，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30万甚至50万……作为一个把缅甸人民当兄弟看待到“大国”，这个时候我们该干什么？不干涉他国内政？让缅甸军政府为所欲为？用那个所谓遮羞布一样的“主权”作掩护，让自己国土上得不到救助的民众一个一个死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吗？看看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国在面对这样无耻的政府时的做法，难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也许我们会腼腆地说，中国虽然不小心成了大国，但我们其实很穷，你看，在我们最发达的东莞地区，竟然还有小到9岁童工在被剥削，而且当他们对母亲找到他们时，他们竟然不想回到那个贫穷的家里。可是你知道吗，澳洲人也许不知道我们有童工，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但他们却知道，全世界到澳洲留学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多，也最有钱。而且，他们这次还知道了，他们也最爱国。  

我们必须履行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人家才会把你看成一个大国；而只有那些能够在灾难到来时仍然可以对生活其中的小民不离不弃，让小民在倒塌的家园和受伤的亲人身边依然能够感受到国家的温暖，那才配称为一个大国！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真是令人奇怪的逻辑，既然那么瞧不上别人，干嘛还要与之为伍呢？而且当别人不愿意跟自己一起时，还要死扒着人家不放。

很多藏人，在自己家乡时对独立与否是报无所谓的态度的，但凡是在内地读过书的基本上没有不想搞独立的。很多文明现代的汉族人应该反省一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心态？

对这样观念执着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上层宗教界知识分子，一种是底层的极端贫穷，因此对社会不满的人。后者往往会走上极端的道路，尤其是在民 族，传统，宗教这样“神圣”旗帜的召唤下，人往往能够爆发出巨大的激情与暴力。

但是不可否认，旧金山海滨道上也有很多X山狮子旗和anti-china标语。“anti-china”人士各式各样：有反政府、anti-china、反布什、反对一切的美国嬉皮士，当我请他们解释说明他们的anti-china标语时，得到的是无语和一脸的不可一世；有不满我国政府与缅甸、苏丹政府关系的人 权义士，出发点可以赞同，但对事实所知不多；当然还有各类的Z 独人士。

当我们礼貌友好的接近一些xz人时，他们还是很认真、朴实的与我们交谈（就像小时候课本中学到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大部分在新中国的xz长大，会说汉语，有汉族朋友，也把我们当作同胞，有些也很兴奋得谈到台湾回归、中国统一强大。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与不满，也是在国内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通货膨胀，贫 富差 距拉大，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扩招后找工作的困难。发达地区的国人尚有时为此苦恼，在全球一体化、全国小一体化的今天，贫穷落后Z人更是负担沉重，生活艰难，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也可以理解。另一印象深刻的话题是dl，所有交谈的Z人都对其热爱、崇拜。长大成为无神论者的我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对宗教领袖/老师的崇拜。

这一代Z人看到的是自治区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向前看，努力增进与少数民族的友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放下历史的包袱，不再指着他们的鼻子、告诉他们曾经是奴隶。

在貌似谐谑的背后，隐藏着沉重的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我国GDP增长11%，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增幅高达31%；全年CPI增长4.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5.4%(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实际增长9.5%)。 这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在高速增长的CPI面前，人民的实际购买力甚至是下降了。 刑普的提案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是“不立案”，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不只是上海的问题”。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