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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伤心是结婚 柏 杨        柏杨先生有位朋友，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宝贝得要命，按说独生女儿一定娇纵过度而不成才，其不流入太妹，或自甘堕落者，几希。偏偏该朋友祖宗有德，女儿虽娇纵得不像话，可是却没有流入太妹，不但没有流入太妹，反而功课奇好，尤其数理奇好。这年头，一个年轻人只要数理奇好，就等于吃了神仙丸，想怎么念就怎么念。她阁下一条鞭上去，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留学；最后在美国啥啥理工学院，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航空女博士。中美同胞，无不惊叹，认为她将来定会在社会上露一手。尤其是她的老娘，兴奋得坐卧不安，东串门西串门，宣传她女儿如何如何，谁要是说三句话还没有夸奖到她女儿，那比杀父之仇还严重，老娘能恨他一辈子。柏杨先生深知她有这种绝症，所以一见面就恭维她好福气，有这么个好女儿，总算不虚此一生也。有一次，我出奇计灌米汤曰：“看你女儿，多有出息，天分高，教养好，她总有一天要得诺贝尔奖金的，到时候，带着妈妈到斯德哥尔摩领奖，你也可见见活国王，报上再那么一登，真光彩呀！”她曰：“你说啥，死得脱？啥叫死得脱？”我曰：“不是死得脱，是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的京城，到那地方领奖呀，听说第一特奖就是美金二十万。”她看我应对称旨，立刻用一种惟恐怕不被说服的声调叫曰：“我可没有那种福气呀，不过我女儿倒满有雄心，前些时还来信说正在研究研究啥呀，好多博士都佩服她哩。”说罢之后，立刻打开手提包，给了我一支她女儿从美国寄回来的洋烟，以励来兹。　　这是四年前春天的事啦，今年春天，偶尔又碰到她，我还是按照着老规矩，没头没脑的称赞她女儿，最初她支支吾吾，后来因我跟在她屁股后赞个没完，她没好气曰：“老头，你歇歇舌头好不好？”这一次连洋烟也没掏，就扬长而去。　　事后才知道，老太婆发那么大的威，不是宝贝女儿死啦，也不是宝贝女儿忘了娘，而是宝贝女儿得了博士学位不久，就结了婚。老太婆当然不反对女儿结婚，可是结了婚之后，跟着就是生子，而且生起来像北平卖的冰糖葫芦一样，“ 大珠小珠落玉盘”，三年就生了三个。如果她身在中国，问题还小，盖中国人工不值钱，请个下女小姐，就可以分忧。无奈身在美利坚，人工贵得可怖，买菜、煮饭、抱娃、喂奶、铺床、叠被、洗衣服、烫衣服、洗盘子、换尿布，大自“电线走火”，小至买根针，都事必躬亲。亘古奇观的女博士，遂成了一个管家黄脸婆。　　我们介绍这个故事，并不是触谁的霉头兼碰谁的疮疤，尤其是毫无轻视家庭主妇之意，盖世界上可以没有女博士，却不能没有家庭主妇也。在对人类贡献的价值上，家庭主妇要超过女博士千百万倍，这可不是拍家庭主妇的马屁，以便将来挨门讨饭；而是没有女博士的世界，世界仍是世界；没有家庭主妇的世界，简直不能想像。不过，问题在于，一个家庭主妇，只要受国民小学堂教育，就可胜任愉快；而一个女博士，恐怕至少也要投下去二十个年华。七岁上小学堂的话，最快的博士也二十七岁矣（有的年已半百，头发都白啦，还在往里钻，那就更是紧张）。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自己也费了那么大劲，不过造成一个管家婆，成本未免太高。这种浪费，恐怕连太行山都得赔进去。如果将来大学堂全体成了女学生，而女学生又全体冲进厨房煮饭抱娃，中国高级知识界，势将成为真空。夫国家培养一个科学家，就有理由、也有权利，要他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如果所有的科学家一齐坚决的蹲到河边捞鱼，那又何必培养这么多科学家，直截了当培养捉鱼的好啦。　　女博士嫁人，当然是应该的，但如果她阁下折腾了半辈子不过只是煮饭抱娃，我们就忍不住要疑心，当初何必那么穷凶极恶，把臭男人从榜上挤到枯井里乎？当她阁下午夜人静，半闭着瞌睡得要命的秋波，从床上爬起来喂孩子奶时，隐隐约约，不知道听没听到枯井里的哭声也。吾友盛紫娟女士，她在香港读大学当时，兼编了好几个刊物，正在日正当中，前途无量，却忽然结了婚。结婚之日，来信描写远景说，她丈夫是个大律师（也可能是个工程师，日子一久，记不清矣），生活不成问题，所以一定要好好写几本小说。我老人家就一百个不信，盖小姐一旦变成了太太，她的朋友圈就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生活方式也会跟着别有天地，而且一有了孩子，更是全盘皆垮。不要说写小说啦，能有心情看小说，已很可贵矣。她对我的看法颇不服气，在信上致训词曰：“你这个老顽固，总自以为是，总用你过去陈腐的经验去判断新的事物，务请拭目以待。”好吧，我就拭目以待，拭到了今天，已整整五年，她不但没有一本小说，而且音讯杳然，像是从地球上失了踪。呜呼，非她不上进也，而是形势比人强也。不过女作家和女博士之间又有不同，女作家二十年之后，儿女渐渐成长，她仍可继续爬她的格纸，起初可能有点生疏，久啦也就可以应付，而且随着年龄见识的增加，作品或许可能更成熟。可是女博士学的是航空工程，二十年之后——不要说二十年之后，纵然三年之后，她学的那一套已落伍了十万八千里，她就不得不成为废料。

对乔布斯来说，顾客并不总是对的。据说，苹果早期市场营销部门也包括了乔布斯本人，他会看着镜子中的身影问自己需要什么。乔布斯的客户关系格言来自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名言“如果我问顾客想要什么，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想要一匹快马。”在一个由技术推动的世界，只有技术专家论者知道我们想要和需要什么。

说到情感生活，乔布斯走过了一条崎岖的路。当他的第一个正式女友克里斯·安(Chris-Ann)怀孕的时候，乔布斯拒绝承认这和自己有关。乔布斯的女儿丽莎(Lisa)出生于1978年。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乔布斯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乔布斯的妹妹莫纳·辛普森(Mona Simpson)。莫纳·辛普森是一名评价颇高的小说作家，曾在1996年出版过一部小说《一个凡人》(A Regular Guy)。小说描写了一个自恋主义的超级巨富，以及他和自己抛弃女儿的关系。这部小说里面处处可以找到乔布斯的身影。

。1970年，数学系一个班就出了李文卿、张圣荣和金芳蓉3位世界著名的女数学家，一时名声大振

我们的证明是几何方法与组合技巧的美妙融合，对今后类似公式的证明都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作用。

那名冷血的女医生，当她失去“理智”，便会被简单的动物性所驱使。不管怎样，这起女医生杀害女童的悲惨事件至少说明，人从某种程度上像肉垂水雉，雄性在育幼过程中也扮演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海蒂·拉玛（Hedy Lamarr）

安泰尔和查尔斯想每个人说明这项专利的重要性，但发明家委员会的其它官员却对此抱以强烈的怀疑，一位官员甚至质疑类似磁带运作的打孔纸带能否精确的传递信息，也不认为可以将这种音乐机械置入鱼雷，尽管安泰尔一再解释这一装置可以做得象手表一样小巧。对此安泰尔后来自嘲道：“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在解释这项技术时为了听众能更好地理解，引用了自动钢琴的原理。毫无疑问，这使得华盛顿那些审查我们发明的老爷们只读到了一个词儿－－自动钢琴。‘My God’，我能想像到他们会说什么：‘我们要把自动钢琴放到鱼雷里？’”。

一张图分出你是用左脑还是右脑 　　如果你看见这个舞女是顺时针转，说明你用的是右脑； 　　如果是逆时针转，说明你用的左脑。 　　耶鲁大学耗时5年的研究成果，据说。 　　14%的美国人可以两个方向都能看见

方法有二： 一、看倒影。死死盯住倒影，再向上看去，舞女转向成功转换。 二、盯住网页上别的部分，用余光来看图片，转换成功。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

男女大防’在唐代是被冲毁了很大一个缺口，男女之间自由恋爱之风颇浓，非常开放。”又说：“先生上课，我们从不发问，有天下课后，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杨贵妃体形肥胖，究竟体重若干？’先生顺口回答：‘135磅。’（约合61.5公斤

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

这些孩子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

比如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应聘，说好自己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但等雇主问她能不能扫地时，她勃然大怒，说对方侮辱她的人格、不尊重人才。她就是不能想想：企业要创业，就得招开创型人才，不能请一个坐享其成的“姑奶奶”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白领的工资。开创性人才，应该懂得创业艰难，扫地、拉车可能都要自己来。

不过，实行“常青藤原则”，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大人和老师如何从孩子的眼光中看世界；第二，孩子如何从大人的立场想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师生、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无法对话，“讨论班”也开不起来，最终还会产生代沟。许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拒绝和父母交流思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他看来，使用成语过多是思想懒惰、缺乏原创的标志。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检讨一下美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众所周知，哈佛大学在过去几年，一直给家庭年收入在六万美元以下的孩子免费上哈佛的机会，2007年底又突然宣布：进一步减免中高产阶层的教育费用。从2008年起，年收入在十二万到十八万美元的家庭，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子女上哈佛的费用（包括学费、杂费、和食宿费）。十二万以下的家庭则支付的比例更小。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哈佛彻底实行免费教育（即包了学生的学费、杂费、和食宿费）的话，等于一年放弃了十五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哈佛2006年自己的“小金库”（即所谓的“捐助基金”）在股市中的回报就是将近七十亿美元。这十五亿对哈佛实在是九牛一毫。另一方面，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各种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基金的5%以上才能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但大学的捐助基金不在此列。国会目前正在讨论有关立法，要把大学涵盖在这５％的规矩之内。哈佛的捐助基金达350亿美元，2006年增值23%，但目前每年仅花掉4.3%，离5%的要求还相差甚远，需要想办法把钱花出去。其他常青藤也都大同小异。所以，《华尔街日报》上有人预测，用不了多久，年收入二十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也就是美国95%以上的家庭，送孩子上常青藤这样的一流学府会免费。但是，一般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捐助基金，财政困难，不得不开源节流，雇用临时教师削减费用，同时增加学费填补财政赤字，可能造成教育质量下降、费用提高。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上最好的大学免费，上次好的大学便宜，上差的大学反而最贵。这就好比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国产小排放辆最贵。

另外，我通过一系列颇为权威的经验实证研究，展示了一些流行的智力开发不仅无法提高孩子的智商，反而阻碍了孩子的智力发展，并特别指出了过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坏处，希望家长警觉。

凭心儿论，领袖们确实求贤若渴！他们站在民族利益，国家前途的高度，摇旗呐喊，呼唤优秀人才回归，以各种方式报国！本人聆听过几回，在那么庄严的地方，那么好的音质，那么亲切的话语，催人向上，热血沸腾。领袖要你做主人，回到自己家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去，什么身份回，只要回来就好，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一般学自然科学的人在这种场合都会五体投地，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飘飘然的，祖国的未来仿佛就在自己手里。

所以总结一下： I. 舍员招生以省籍为主（亦可数省联合，这也很自然，商业伙伴不也多是来自不同省份，赞助时亦不妨搞个联合会馆，比如潘石屹和张欣两口子正可按此办理个甘-京 联合会馆），省籍含义宽泛，不仅指生长地或祖籍，亦可包含未来工作地打算甚至是胃口倾向性，同时一个重要点是要兼顾体育倾向性。 II. 混住含三层意思：男女混搭，年级混搭，老少混搭，这个“老”，是厉害的，会老马识途的“老”。这种人，可能离开战斗一线了，不适合做各系各学科的领头人，但是对住宿学院院长（楼长）之职来讲，却比那些正当壮年，革命一线的各系各学科的中青年领头人，更合适的多。 这些当为我心中的住宿学院的特点。如果这两大特点能够保证住，住宿学院的尝试必然会成功，则很自然的，将来大学招生的任务，就会发生在住宿学院，由住宿学院的各位不同专业的住院老师来挑学生，而不是由系来挑学生。这一点将更加接近于英国的大学特点。见三一学院的一个网页：

女儿最让我骄傲的地方，是她不管对钱财如何有兴趣，最后总能超越自己，想到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是界定成功的更高面向。我在大学里教历史，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一心想做生意，对历史烦得不行，觉得和他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我常常这样对他们讲：“如果你一生只关心你的下一张工资单，你这一辈子就很可能在为自己下一张工资单的忧虑中度过。你很难成功。如果你的兴趣和关注的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和经验，多想想别人、多想想世界，你就可能成为你们这一代中的领袖。显而易见：人们不可能选择一个只关心自己工资单的人当领袖。你必须通过关心别人、给别人谋福利，进而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拥戴，成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也获得个人的成功。”

『博主回复：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唱不同的歌！』 当然，你那些具体的话，我都直接拿来引用，然后说明自己跟您那些话很不相同的观念。很可惜，对我这些具体的观念，你未作出具体更进一步的回应。 这种思想上、理念上的碰撞，希望能在科学网这个圈子里传一传，让人知道，科学家、数学家中关于教育理念方面的想法，并不是都跟博主一样的。 也希望，将来我们的领导，能够学习西方大学的规范做法，在制度上设计好，大学生们自然会勤奋学习的。根本不用督导团来拿教师们，尤其是年轻教师们说事。 大学教师们，主业就是科研，不是教学，这从各大学的时间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名校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一个学期只教一门课，那么大量其他时间干什么去，当然从事科研去了。 好，你身处大学，不想多做科研了，想一学期多教些课，没关系，你可以多教点，但即使如此，也绝不可以达到中学教师那种教学工作量。否则，对学生就不公了，毕竟，这是大学。

好，现在说点，年轻人出小差错的例子。 当时，有个年轻人，博士后出站，来到我系，比我晚来一年。其人文采很好，满架子的文史书籍。 但也许因为性格的原因，他在课堂上，只顾自己讲，而未注意主动跟学生们交流。 在他出事前两三个星期，走在路上，我正好问他，在课堂上，你有没有主动问学生问题，从而知道他们倒底学懂没学懂。他答，没有。（我是已经在本校教过一年书，知道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特意提醒他的） 这确实是他的不足，果然，没想到我问这句话之后，他的学生们造反了。由一些班干部发起，将问题反映上去，要求罢这个老师的课。最后，因为此事，这位有文采的年青人，被迫离开我校，去了他处。 我想，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的看，首先这个老师确实有不足之处，我也很诧异，他怎么没有把文采用到他的课堂上呢。 很显然，在评议他的问题时，负责领导们都会去听听他的课，其课程本身讲的，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应该出在他高估了本校学生的水平上面，没有加强沟通，发现学生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上提出实际的、妥协的教学目标。 因此，他同样失去评职称的资格，因此主动调离了本校。 我觉得很可惜，这是本校的遗憾，失去了一位本来很有教学潜力的年轻人。 上次的例子是“督导组”的，这次的例子是源于“学生们”的。他们的一时判则，就可以这么严重地影响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两个例子中的年轻老师，教学真的不好吗？第一个是督导组的判则，而来我校的实际表现，证明了那个名校督导组的荒谬。 第二个例子中的老师，确实在实践中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当一个好老师的潜力的。事实上，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当知道他因此要离开本校，前往他处时，不少学生给他写信，不乏温情之处。 甚至即使是当初挑头闹事的班干部，也直接写信给他，表示对自己行为过火的后悔之情。 学生们其实想的很少，不知道，大学里是存在一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是要拿一些学生们暂时的过激行为说事的，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其实我不是当事人，当事人自己有些解释，也不可全信。 我想，说教学，重视教学，没错，但必须澄清一些理念问题。更别说，不要轻易地拿“教学”做大棒，对年轻人动不动就挥舞：“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如果一个院里，老一辈教师里有一帮这样的人，这个学院的科研搞不上去，教学就真能搞上去吗？ 博主回复：你说的这番话我完全赞同,任何人不可能生来就会教书或做科研,需要个过程,我们学院实际上多次发生过学生状告老师的情况,也有个别的老师学校要严肃处理,我们还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尽量为老师说话.但这与我上篇文章谈的问题实际是两回事.以我所见过的不少学校的督导老师,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很敬业,很多方面值得年轻的老师学习. 看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共识的份上,我就再多说几句,那篇文章想表达的是:教师不做科研肯定不行,不仅要做,而且应该做好,但前提是要重视教学,要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能只想着科研,想着SCI,项目,而教学上只是应付.一个老师,如果对教学不用心,哪怕他科研做得再好,都算不上是一个好老师,他可以去科研院所,但不适合当老师.但如果科研不好,同样很难做一个称职的老师.现实是我们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常常是只要科研出色,可以一俊遮百丑,那些老师甚至可以不上课,这行吗?

感谢博主给我们年轻一代一个说话的机会，专门把我的评论新置一帖进行评论。 比如我们可以逐条讨论我所讲的，第一条“还多亏有科研因素这个硬杠杠了，否则年轻教师还真不容易在“督导组”和“学生们”手下讨生活。” 不知是否有老师，年轻的或年纪大的跟我有同感。 对博主的话提出不同的想法，只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实的复杂性。我有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某著名大学的“督导组”，在该人博士后出站，作为年轻教师试讲的时候犯难，剥夺了他的教课权力。由此，他是无权评职称的。 他后来正好晚上有事路过我校，到我办公室玩，我直接带他找我们系主任，两个月之内就调到我系。他因为科研业绩，一进来直接评为教授（注：这个过程当然要靠我们系主任的慧眼和远见卓识）。 那么他的教书就真的不好吗？只是科研做的好？ 实际上，他来我校之后，一直给研究生上基础课，深受研究生们的爱戴。他刚准备调我系的时候，要做试讲，我也去听了，大家都觉得中规中矩，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晓得那个名校的教学“督导组”，何以做出停人家课的决定。 这就是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正像博主也不是很容易就下断语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所以，现实是复杂的。督导组就那么神圣，起码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告诉我不是那个样子。很有些人，要借所谓“教学”这根棒子，完成他们的“敲打”欲望。别人做的中规中矩的时候，都要停别人的课，更别说出点小差错的时候了。 博主回复：你说的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督导组成员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不排除你说的那种可能性,但不能以个别说明一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至于我所下的断语是有前提的.不仔细读别人的文章或断章取义不应该是科学工作者的态度. 关于你说的那个年轻教师的问题,我不知是个别督导员的问题还是整个督导组的问题,有些东西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对你说的事情不清楚,不好多做评价,但你因为这件事而否定督导与学生的评价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外,给研究生上课与给本科生上课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课方式都可能不同，好与不好往往因对象与角度而异，不过不想再展开谈了!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基督教教会的出现，我们可以把教会看成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前身，跟家庭、家族不同，教会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宗教信仰、自愿结盟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共同信仰建立的“大家庭”让西方人感受到，原来在血缘关系之外也可以建立信任的网络，能够相互信任

照片来源: Lom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