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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回复：我对你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于：明明我在谈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你不对具体的问题回应，却一再脱离具体问题，纠缠在几个中文词汇上。明明自己在玩抽象，还一再批评别人用词抽象。除了自己外没有人在抽象地谈自由和公平。你再仔细review一下我们的对话，应该不难发现我所说的是否属实。 不说这些 了。当前中国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导致了经济利益的垄断（这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不同之处），学术研究资源的垄断、甚至信息的垄断（或曰不对称）其实包括在广义的经济利益垄断之中。现实地说（即除了政治权利的竞争开放以外），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如何切断政治权利垄断和经济利益垄断之间的联系，使前者不导致后者。作为科学家群体，从学术资源的垄断中突围，打开社会结症的突破口，未尝不是对全体社会的贡献。

可能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所以让你没搞清楚我对你此文的攻击方向，让我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自由”，“公正”都是属于人类社会中最抽象的形容词，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当然，确实有可能在言辞中给这些形容词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但是往往却会因此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定义，即使言辞清晰也毫无意义。那么为了让它起码覆盖到一定范围的现实对应物，如美国科学界的科研评审体制，就必须将其定义适当的模糊化。但是，一经模糊化之后，我们能用一个模糊化的概念，来批评另一个具体的现实吗？即使这个现实可能确实有问题，但这种思维下的批评并不符合科学的思维方法，即要求出发点（基础）一定要足够的清晰明确。再具体来讲，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相应美国大学评审体制而生成的“自由”“公正”定义的适当模糊，能直接拿来用到中国科学体制上吗？答案应为否，应该是既无必然性也无必要性的吧。------------------------------------------------------------关于信息不对称，从这个角度，可以避开那些腐败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削弱信息不对称，就大大地削弱了腐败的根基。世界上总会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我博文中的一个认识是，让行政系统达到完全透明化（或者说最大可能的），而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放到议会。

父母要口径一致，有不同意见下来商量，对孩子要一个声音，不能让孩子得到mixed signal。” 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都会表示赞同。但最近，在薛涌的博客里提及，《一岁就上常青藤》（别管这个名字顺眼不顺眼，看看里面说了什么），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较现代，大家可去看看。 http://www.diigo.com/user/arithwsun/%E5%B8%B8%E9%9D%92%E8%97%A4?tab=250 这是我用diigo收藏的比较好的几篇文章，其中highlight了几段比较好的言语。 他的大意是： 1. 初为父母之人，很难不在小孩面前有双方冲突，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在一些大原则问题上，家长确实必须在孩子面前保持一致，明确地、不容置疑地告诉她一些基本的是非。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家长不可能完全一致，也很难在孩子面前掩盖这种不一致。孩子面前掩盖这种不一致。比如，我还很少见过不争吵的夫妻。夫妻争吵当然要避开孩子。但有时侯避不开怎么办呢？』 2. 有些冲突，也不必在小孩面前完全遮掩，如何解决冲突的过程本身，让小孩参与进来，正好可以贯彻他所说常青藤教育的实质，即对话式、讨论班式的教育理念。 摘抄他博客里那本书讲的几句话， 『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的、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讲究说理、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 『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 『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

"害得老邪罢工一个月" 这篇文章就不仅仅是“想当然尔”了，而且有些逻辑混乱了。你老邪都为此罢工一个月了，那个故事好像前面的博文写过。如此情况，你还来说批评“名校崇拜”，打铁自身不硬啊，这次你怎么不敢让孩子转学到普通中学去了。 仅仅是个区重点就成这样了，当初要是能把你孩子弄进市重点，甚至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师大附中这种国家级重点，你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 『第三种指责是：学生上学后，往往不再听父母的，而愿意听老师的，同学的。名校对保证这方面的质量，还是相对有把握的。 这有一点道理，但是科学网读者的水平，应当高于“名校崇拜”的水平。对名校教育也得起到家长的主导作用，补不足，损多余。』 这是我讲的，欢饮引用，但这可不是一点道理，这个道理可作用大了，老邪对其重要性的承认度不够。而且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承认一个对，并不意味另一个是错，或不应去争取。家长父母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但这不能说明家长无需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毫无理由，以家长的水平高低与否，来批评“名校”的重要作用。这个逻辑上就不对。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200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都位于203-304名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均属于第三梯队。不过，一位留心观察的学者在两所学校各访问过几个月，就会感受到两地学风的显著差异。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往往一言不发；梅森大学的学生常常抢不到发言机会。科技大学的师生习惯于墨守成规，他们的研究课题很少跃出主流领域之外；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平常总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和同系的老师交流，更不必谈跨系合作了；梅森大学的教授们则走动频繁，他们不仅和本院的学者常常碰头，而且不时发表与其他院系教授合著的论文。 提起香港学者，我们马上会想到张五常、郎咸平和丁学良诸公。这几位先生好发惊世之语，经常受到中文媒体的争议和追捧。其实他们三位只是特例，远远不能代表香港学人的众像。我甚至怀疑，这几位"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在香港憋得发慌，才跑到内地媒体上鼓动唇舌的。香港的大牌学者享有言论自由，却更可能在大陆找到听众。笔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过两年书，对该校学术气氛的印象，只合用"保守规矩，差强人意"八个字来概括。事实上，这种沉闷学风弥漫在整个香港学术界，科技大学只是尤显突出罢了。

尽管香港学者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这座城市的其他氛围并不利于研究事业。由于紧促的城市布局和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条例繁多，管理严格。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规则明晰，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等级秩序，疏远了人际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承袭了父权制的传统，英国人的管治更是变本加厉；两者一同造就了香港人温顺保守的性格。香港人的这种"乘孩子"性格也渗透到了学术界，以至于北京的学者王小东挖苦他们搞的是"管家学术"。在香港的大学里，自由平等的讨论空气很难形成，年轻人参与讨论的劲头还不如中老年人，而讨论会（seminar）的频率和规模也逊于美国的大学。

作为中西文化混杂的城市，香港不乏多元性，却缺少一种整合多种文化的亲和力。笔者在科大即发现，香港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和外籍教授三足鼎立，各自抱团，只在自己小圈子里活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有位洋教授告诉我，他在香港呆了多年，依然有客人的感觉。学者之间如此隔膜，怎么可能促进学术交流？

薛涌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了体罚的负面影响：第一，孩子 接受暴力原则，长大了会欺负人。第二，从体罚中，孩子知道大个子可以欺负小个子，以后在外面碰到大个子，就会有恐惧感，觉得人家可以合理地欺负自己，影响 其自信心。

『博主回复：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唱不同的歌！』 当然，你那些具体的话，我都直接拿来引用，然后说明自己跟您那些话很不相同的观念。很可惜，对我这些具体的观念，你未作出具体更进一步的回应。 这种思想上、理念上的碰撞，希望能在科学网这个圈子里传一传，让人知道，科学家、数学家中关于教育理念方面的想法，并不是都跟博主一样的。 也希望，将来我们的领导，能够学习西方大学的规范做法，在制度上设计好，大学生们自然会勤奋学习的。根本不用督导团来拿教师们，尤其是年轻教师们说事。 大学教师们，主业就是科研，不是教学，这从各大学的时间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名校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一个学期只教一门课，那么大量其他时间干什么去，当然从事科研去了。 好，你身处大学，不想多做科研了，想一学期多教些课，没关系，你可以多教点，但即使如此，也绝不可以达到中学教师那种教学工作量。否则，对学生就不公了，毕竟，这是大学。

好，现在说点，年轻人出小差错的例子。 当时，有个年轻人，博士后出站，来到我系，比我晚来一年。其人文采很好，满架子的文史书籍。 但也许因为性格的原因，他在课堂上，只顾自己讲，而未注意主动跟学生们交流。 在他出事前两三个星期，走在路上，我正好问他，在课堂上，你有没有主动问学生问题，从而知道他们倒底学懂没学懂。他答，没有。（我是已经在本校教过一年书，知道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特意提醒他的） 这确实是他的不足，果然，没想到我问这句话之后，他的学生们造反了。由一些班干部发起，将问题反映上去，要求罢这个老师的课。最后，因为此事，这位有文采的年青人，被迫离开我校，去了他处。 我想，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的看，首先这个老师确实有不足之处，我也很诧异，他怎么没有把文采用到他的课堂上呢。 很显然，在评议他的问题时，负责领导们都会去听听他的课，其课程本身讲的，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应该出在他高估了本校学生的水平上面，没有加强沟通，发现学生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上提出实际的、妥协的教学目标。 因此，他同样失去评职称的资格，因此主动调离了本校。 我觉得很可惜，这是本校的遗憾，失去了一位本来很有教学潜力的年轻人。 上次的例子是“督导组”的，这次的例子是源于“学生们”的。他们的一时判则，就可以这么严重地影响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两个例子中的年轻老师，教学真的不好吗？第一个是督导组的判则，而来我校的实际表现，证明了那个名校督导组的荒谬。 第二个例子中的老师，确实在实践中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当一个好老师的潜力的。事实上，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当知道他因此要离开本校，前往他处时，不少学生给他写信，不乏温情之处。 甚至即使是当初挑头闹事的班干部，也直接写信给他，表示对自己行为过火的后悔之情。 学生们其实想的很少，不知道，大学里是存在一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是要拿一些学生们暂时的过激行为说事的，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其实我不是当事人，当事人自己有些解释，也不可全信。 我想，说教学，重视教学，没错，但必须澄清一些理念问题。更别说，不要轻易地拿“教学”做大棒，对年轻人动不动就挥舞：“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如果一个院里，老一辈教师里有一帮这样的人，这个学院的科研搞不上去，教学就真能搞上去吗？ 博主回复：你说的这番话我完全赞同,任何人不可能生来就会教书或做科研,需要个过程,我们学院实际上多次发生过学生状告老师的情况,也有个别的老师学校要严肃处理,我们还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尽量为老师说话.但这与我上篇文章谈的问题实际是两回事.以我所见过的不少学校的督导老师,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很敬业,很多方面值得年轻的老师学习. 看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共识的份上,我就再多说几句,那篇文章想表达的是:教师不做科研肯定不行,不仅要做,而且应该做好,但前提是要重视教学,要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能只想着科研,想着SCI,项目,而教学上只是应付.一个老师,如果对教学不用心,哪怕他科研做得再好,都算不上是一个好老师,他可以去科研院所,但不适合当老师.但如果科研不好,同样很难做一个称职的老师.现实是我们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常常是只要科研出色,可以一俊遮百丑,那些老师甚至可以不上课,这行吗?

感谢博主给我们年轻一代一个说话的机会，专门把我的评论新置一帖进行评论。 比如我们可以逐条讨论我所讲的，第一条“还多亏有科研因素这个硬杠杠了，否则年轻教师还真不容易在“督导组”和“学生们”手下讨生活。” 不知是否有老师，年轻的或年纪大的跟我有同感。 对博主的话提出不同的想法，只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实的复杂性。我有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某著名大学的“督导组”，在该人博士后出站，作为年轻教师试讲的时候犯难，剥夺了他的教课权力。由此，他是无权评职称的。 他后来正好晚上有事路过我校，到我办公室玩，我直接带他找我们系主任，两个月之内就调到我系。他因为科研业绩，一进来直接评为教授（注：这个过程当然要靠我们系主任的慧眼和远见卓识）。 那么他的教书就真的不好吗？只是科研做的好？ 实际上，他来我校之后，一直给研究生上基础课，深受研究生们的爱戴。他刚准备调我系的时候，要做试讲，我也去听了，大家都觉得中规中矩，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晓得那个名校的教学“督导组”，何以做出停人家课的决定。 这就是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正像博主也不是很容易就下断语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所以，现实是复杂的。督导组就那么神圣，起码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告诉我不是那个样子。很有些人，要借所谓“教学”这根棒子，完成他们的“敲打”欲望。别人做的中规中矩的时候，都要停别人的课，更别说出点小差错的时候了。 博主回复：你说的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督导组成员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不排除你说的那种可能性,但不能以个别说明一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至于我所下的断语是有前提的.不仔细读别人的文章或断章取义不应该是科学工作者的态度. 关于你说的那个年轻教师的问题,我不知是个别督导员的问题还是整个督导组的问题,有些东西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对你说的事情不清楚,不好多做评价,但你因为这件事而否定督导与学生的评价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外,给研究生上课与给本科生上课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课方式都可能不同，好与不好往往因对象与角度而异，不过不想再展开谈了!

附：个人简历 黄明雨，男，出生日期：1972年9月18日，出生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学历：本科，毕业学校：南京大学数学系 工作经历：1993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职于江西教育出版社，其中从1998年5月开始，常驻北京，任该社北京工作室主任，主持大型科学文化丛书“三思文库”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出版过《陈景润文集》、王元院士著《华罗庚传》，以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领域的近50种译著。 2000年12月至2003年6月，任职于海南出版社北京琼版图书经销部，编辑出版大量社科人文领域的翻译作品。从市场角度重新学习编辑工作，对出版产业有深入研究。 2003年9月至今，创办北京立品图书有限公司，从出版人文类图书到专注于身心灵领域的图书及相关活动，出版过克里希那穆提系列作品、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胡因梦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等图书。 适合当教师的条件： 愿意为孩子和他人服务，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有深入认识，善于学习和自我反省，思考和表达清晰，感受力强，有较强的美术鉴赏力和动手能力。 存在的缺陷：身体的感知力不足（不善舞蹈），音乐素养差，英语的听说能力需要弥补。          虽然这几天我一直和黄明雨共处，到处去找合适的校址，而且一周前就得知他准备担当小学一年级的主班老师，但读到他的这篇文章，我还是深深地被感动，感动于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感动于他的决心和理想。             接受过华德福师资培训或任何一种师资培训，当然很好，有过教学经验会让家长更放心。但这些都不是第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是否具备当老师的热情，是否把老师的职业看作人生的使命，是否敞开心怀努力学习和完善自己，是否能够有勇气直面真理，没有分别心的接纳、爱护所有的孩子，这些品质是一位老师必须具备的。技能、技巧都是可以学习的。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像黄明雨这样敢于站出来担当的勇士。那么多的人都在批评应试教育的弊端，可是具体到行动上，不少人却退缩了。          我很赞同黄明雨的观点，幼儿园、中小学的老师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重要的人，他们在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加人到教育行列，保护我们的孩子，也就是播种未来的希望。           我虽然接受过华德福师资培训，前些年一直在做幼儿教育，现在我把关心的重点转移到小学教育。黄明雨今年五月邀请我参与小书院的教学大纲的设计，每周四上午和家长及热心华德福的朋友一起备课。几年来一批热心的人，坚持不懈地传播华德福教育，办讲座、读书会、工作坊，我们已经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者。           我相信小书院的诞生，不仅来自黄明雨、来自一批又一批热心的家长和朋友，还来自于上天的旨意。时候到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吴蓓

比如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应聘，说好自己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但等雇主问她能不能扫地时，她勃然大怒，说对方侮辱她的人格、不尊重人才。她就是不能想想：企业要创业，就得招开创型人才，不能请一个坐享其成的“姑奶奶”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白领的工资。开创性人才，应该懂得创业艰难，扫地、拉车可能都要自己来。

不过，实行“常青藤原则”，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大人和老师如何从孩子的眼光中看世界；第二，孩子如何从大人的立场想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师生、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无法对话，“讨论班”也开不起来，最终还会产生代沟。许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拒绝和父母交流思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他看来，使用成语过多是思想懒惰、缺乏原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