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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关于胡嘉（胡佳）案，胡嘉现在监禁中，他的律师说，在提起上诉的有效期内他们不允许和胡嘉见面，他有没有提起上诉？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律师和他见面？”女发言人姜瑜回答：“胡嘉（胡佳）的案件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司法的权力。”这个回答，和以前杨洁篪、温家宝等人的回答差不多，无非是“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佳的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办理”……   不说法治还好，一说法治不知多少人在笑。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家人软禁在家并且切断家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绑架、软禁当事人的亲友，逼迫他们作“证人证言”？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阻止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庭审？如果是法治，为什么不去惩治对公民发出死亡威胁的网民却把批评政府的网民关入大牢？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欺骗、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并阻止当事人上诉？请各位国保警察和法官扪心自问：胡佳的案件，果真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可见，要解决目前“改革与法治”等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改革”和“合法”的解释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主导司法的国家里，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起码具有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其一，就是进一步把解释权向执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邓小平一样的开明而有权威的政治家，敢于冲突一切阻力，用类似“黑猫和白猫”这样简单的规则来领导当下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其二，则是实现解释权的转移，让民众“对什么是改革“拥有解释权。这就要求按民主和宪政的框架来约束权力，让民众有权力和能力参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决定社会制度改变的方向和路径。简单来说，要使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两个方向性的选择。

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如今的汶川大地震，都显示出既有机制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现行高度军事化的救灾模式之有效性值得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无论如何，不应将强有力的政府简化为“大政府”，甚至因此缅怀命令经济的“优越性”。

答案越来越清晰：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当能对巨灾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需要统一管理，需要科学对待，需要成本投入，尤其需要法治意义上的公开透明。　　风险识别和评估的范畴远比“预报”或预测广泛，其核心内涵是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

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则要么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

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沉重的话题——死刑问题。大家知道，死刑可以说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或者基本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20个以上，但是，另外有一些国家还在判决和执行死刑，比方说美国。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很少见的。这个国家是在1976年恢复了死刑，前不久刚刚处决了1976年以来的第1000个死刑犯。76年到现在已经是30年的时间，美国总共处决了1000名死刑犯，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每年大概有30左右个人被执行死刑，在我们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死刑执行的并不多，每年才30几个。我们国家在唐朝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年判死刑仅仅29例这样的历史性的纪录。唐朝的人口数量大概是在五千万左右，比起今天的美国来当然是少了许多，不过，我们不能忽略时代的差异。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一年只判处这么少的死刑，也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虽说按照法律规定，杨佳案的死刑判决将在七天内执行，但刘晓原律师告诉我，按他的判断，杨佳可能明天就会告别这个世界。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 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 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这样的死。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新民网记者10月31日电话采访了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虽然尚未到法律规定的裁定最后期限，但该法院立案厅已经明确表示，法院决定对此事不予立案。 　　法院所持理由与新民网此前报道披露的原因一致：需等待政府的赔偿方案。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表示，已接到上级法院指示，暂不受理任何有关三鹿问题奶粉的赔偿起诉。新民网记者询问有关部门是否下发相关文件，新华区法院则表示，是法院内部通知。 　　新华区人民法院同时表示，也不会向此案当事人提供不予受理的裁定书。(新民网 张静)

希望中國實行以民為本制度 這些人受到無理和違法的對待，但主流媒體一面倒為北京奧運唱好，彷彿歌舞昇平能蓋過一切，好像為了北京奧運彰顯中國的大能，只得無奈地犧牲這些人，報道這些人的狀被視為沒有新聞價值，不值一提，甚至有人認為既然北京舉辦奧運已成事實，我們還提這些幹什麼。 北京申辦奧運以改善人權的承諾是中國官員自己許下的，北京官員絕不能每次被外國政要、外國媒體和關注中國人權的組織與人士問及中國人權問題時，便橫蠻無理的指他人把奧運政治化。自己許下的承諾沒有兌現卻含血噴人指控他人藉人權問題把奧運政治化，這是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應有的態度嗎？這是依法治國應有的做法嗎？

实行实名制后，人们就不敢上网批评政府和官员了，瓮安的老百姓不敢说真话就是实例，谁不怕被查处？有些网民虽然在网络上批这批那，其实他们也没什么目的，不外乎就是上网发发牢骚，发完了就睡个安心觉。一旦实行实名制，他们连牢骚都不敢发，怕惹上麻烦。因而，实名制会使老百姓噤若寒蝉，网络上会一片歌舞升平。群众没地方发表意见，官员就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久而久之，老百姓因无处发泄，积怨越来越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瓮安事件正是一个教训。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之后，官方与民间对此事件的评价呈现为极端对立的两极。官方称之为“毫无人性的暴徒”；而网民的称谓则从“英雄”，直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杨大侠”，杀警行为被讴歌成“为民除害”，“是一个人针对国家暴政的抗暴战争”。声援更是多种多样，有发起联署签名呼吁对杨佳实行特赦的，还有号召为杨佳捐款的。2002年曾因反贪饱受迫害最后被迫走上杀人道路的“人民英雄胡文海”的故事，又被张贴于网上，两人成了民间热捧的侠义英雄。

　　目前所谓“依法治国”可说连起码的程序正义都没做到，更不用说实体正义的实现了。惩治杨佳固然实现了“杀人者偿命”的法律正义，但在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这一点上，管理者与民间注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只要管理者不改变制造“杨佳”的政治土壤，这类案子不会是最后一起。

    案情目前疑点太多：杨佳案发前多次向上海公安局和公安部投诉，他投诉的文本為何不予公开？杨佳被留置派出所的6个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麼，警方只公布了几分鐘的街头录音，录音显示杨佳虽态度强硬，却并非无理取闹。杨佳的母亲案发后突然失踪，北京的亲人都找不到，可上海的律师却可以轻易获得他母亲的授权，这些都正常吗？

南阳市民任超奇手持一张1900元的罚单，表示将申请行政复议。罚单是网警9月12日开具的，原因是 “电脑上复制下载有一部淫秽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