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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表示，农村市场对电脑的需求超乎人们预期。据联想集团针对家电下乡的调研，电脑居然是占需求度第一位的家电。很多通过外出打工及培训接触到电脑网络的年轻人成为推动力。与城市很多“不做什么也要开着电脑”的职员相比，农民对于电脑有更实际的需求，他们更希望电脑除了成为娱乐工具还能真正让他们发现机会、改善经济状况。

买得起电脑、付不起网费；下乡产品本来就价位低、利润少，如何激励渠道商，这些都成为网上反映较多的下乡问题。其实，长期以来，县乡等行政区划的网费已经比城市便宜很多，而该问题在下乡问题中仍被提出，说明在电脑下乡中，厂商、渠道、运营商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

在3月4日联想集团召开的电脑下乡发布会上，记者看到，在合作伙伴中，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有出席。联想集团夏立表示，等国家对于电脑下乡的全部政策出台完毕，PC厂商可以和渠道、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打包，形成一个整体的优惠方案。

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

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

在《会唱歌的积木》中，我们分享了来自TED.com原始网页上wylie jones的评论。wylie jones说TED不但可以是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科技、娱乐与设计），还可以是teaching, encouraging, developing（教育、鼓励与发展），或 talent, energy, daring（才智、能量与胆识），或 thinking, enlightening, discovering（思考、启发与发现）。

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想出国读托福，我也赶紧报一个班。总是被动的，不是我真心想要的，很盲目。而且这么做，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真出国了，我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