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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台湾的手作杂货类书在近年很受欢迎，而中国现在也跟着这股潮流；但由本土作者原创制作的采访全球手作艺人的书，也许至今我们是唯一的一本。在各种台版或日版的引进书的比较下，我们自信：毫不逊色。

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老百姓，我认为这个译名并不妥当。例如，针对上面的第一点理由：首先，中国老百姓真的就熟悉清楚“知识产权”及其中“知识”的概念吗？这是事实还是想象？其次，相对于“创作共用/共享”的独特、创新、易于区分等特点，“知识共享”是一个不那么像“概念”的词汇，它可以并已经被用在太多的范畴内，这并不利于一个概念的推广，稍对营销有点认识的人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产品或者理念常常要故意使用“陌生化”、有别日常生活用语的名词。实际上，我google“知识共享”返回数以百万计的结果，而前二十页里只有一条与CC有关，是一位网志作者参加了CC协议草案讨论会的所见所想，而technorati则没有找到有关CC的内容。第三，CC在中国此前已有一定普及率，看它的“创新－扩散曲线”，应当已经具备了早期使用者的基础，要准备进入S型曲线起飞期了。如果抛掉已有一定认知度的“创作共用/共享”而另起炉灶，不但不利于推广，甚至还可能带来混淆。——如果“知识共享”并不利于CC协议在中国的推广，那么这种连倡导者都承认“会牺牲通过直译所具有的准确性”的译名，其价值何在呢。

其实，在中国，独立的博客媒体是有的，但要出现TechCrunch这样重量级（起码在国内属于重量级）的博客媒体，还有很长路要走。

1、中国缺乏有独立人格的媒体人，或者说独立精神的媒体人缺失。

TC关注创业，但不怎么关注中国互联网，一方面是语言的隔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还太缺乏创意，缺乏创新只懂抄袭的故事，TC不感兴趣，我们的读者似乎也提不起精神

即在当代社会，如果没有独立媒体的存在，发展所有和创意相关的事情都是扯淡，而创意几乎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媒体的应该做的就是捕风捉影，去嗅探所有怪异的事情的苗头，给人看不同的东西，无论正确也好错误也好刻薄也好偏颇也好，这样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有趣

创意的本性在于打破规矩，甚至做一些危险的事情。而我们很遗憾没有这个条件，从唱歌到做实验到开工厂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制度出来的就是给Nike做鞋的血汗工厂，在夜场里每场五百块的跑场歌手，以及无数垃圾论文。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本届社管委班子产生于南都案的风风雨雨稍稍平息之后，而任期届满于南都二次创业元年完成之时，三年来，这个班子做得怎样，班子的每个成员做得怎样，是不辱使命，还是有负重望？今天，由你们由南都系的每一个员工来评判！虽然今天并不是“普选”南都新班子，而只是一次满意度测评，但这丝毫不会减低其意义与价值，丝毫不会减低其重要性，可信度及有效性。这不是一场例行公事的作秀，不是一次形式主义的走过场，更不是一次引蛇出洞的黑箱操作，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南都的每一名员工，你所投下的一票，你对每一名社管委评价栏里打的每一个“勾”，你提的每一条意见建议都能够代表你自己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必然能够完整地传达到社管委及集团党委管委会，这种意愿，也必然能够得到集团领导与报系决策层充分的尊重与重视。至于可能有员工担心投的票得罪了领导以后可能要给穿小鞋，首先，选票设计及投票程序设计就已确保这是“不记名投票”，投票者身份绝对不可能被“锁定”或“指认”，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退一万步说，如果这次真有任何人因本次测评结果而对任何员工个人、任何部门作任何歧视压制，打击报复的，必将受到集团、报系的严厉查处。 是的，我相信每一个社管委委员都会像我一样很在乎这次测评，都很在乎大家所给出的评价，看看今天全体社管委成员均正装出席就可见一斑；就我个人来说（我想也能代表社管委大家的态度），我也很关注自己最终的统计数字“好看不好看”，比如会不会连五成支持率都达不到？能不能达到七成，还是八成？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百的支持？呵呵，估计那也就萨达姆金正日做得到，但比起在乎这个数字，我更在乎每个员工对这次测评的态度，在乎你的评价是不是认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在此我倒是想说：

人 们倾向于认为创新是一种神秘的独立行为，而且他们一般都把作品简化为单独的概念。他们常说，这是一部关于玩具或者恐龙或者爱情的电影。然而，在电影制作以 及其它很多复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创新牵涉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们通过有效的协作来解决大量的问题。关于一部电影最初的创意——电影业中人们通常称之为"高 级概念"——只是一个长达四五年之久的艰苦长征的第一步而已。

腾讯最喜欢让用户采用哪种渠道付费？答案显然是银行卡。“用银行卡付费，银行的手续费才1％。”支付渠道专家陈枫告诉本报。

Q币被设计出来，腾讯最初采用了在无线业务上合作多时的电信运营商的代收费业务。这使腾讯终于有了无线增值以外的收入。“但电信的渠道不可控制，而且代收费成本极高。”对虚拟货币支付渠道了如指掌的快钱公司CEO关国光告诉本报，不论固话还是移动运营商提成比例都在50％以上。

据云网总裁朱子刚回忆，最早代理Q币发行时可以拿到6折，再以8折左右售出；但是现在云网只能得到不低于8折的进价，略低于面值卖出，利润和控制空间都逐步缩小。“这与腾讯发展得日益强大议价能力逐步提高有关。”朱子刚说。

两会预备性会谈，我留意到海基会秘书长高孔廉在协商开场白里提到了“马ZONGTONG”，也留意到他介绍自己谈判团队的时候，介绍了好几个现职官员的官衔——这是民间谈判呢。这个时候，我想起，海基会创会秘书长陈长文曾对我说，海基会的创会宗旨是：终结自己。他认为白手套该脱掉了，国台和陆委应该直接谈。好吧，也许我在见证历史。 该上街的都上了，ZD，电视上看见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失序。当某某功方阵又开始出现，呐喊那5个字的时候，新闻中心响起掌声。我说，你们乐什么呀？很新鲜吗？台媒们没心没肺地说，齐了，哈哈。不过，我觉得他们心情有点压抑，一方面，大家期待两岸有进展，但又不满意那些特殊待遇“矮化自己”、“浪费公帑”、“镇压人民”。我劝他们说，待遇方面，也各自表述吧，别介意。你们的人去南京北京，我们也没亏待啊。我们是泱泱大国，排场不能太小。你看看我们海协带的礼品，冰箱大的包装箱那么一堆，能是一包茶叶两瓶酒吗？

我们拷贝了美国同行的模式，但却拷贝不到人家的创新能力和探索能力。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不断的突破规则，甚至是道德。挑战极限，尔虞我诈。

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不是被认可，反而被讥笑。中国互联网公司有钱的公司不少，号称很好很强大的也很多。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拿出钱买一家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根源是什么？每一家看到的都是眼前的东西，没有一家愿意为“未来”买单。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也诞生不了类似Google那种令人尊敬的公司，永远做不大。

是的，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想、而且相当想。但是我的观点是本质上中国人并不真的想（请注意关键词“本质上”）。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想”，比如，我们都认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是真的想拿金牌，接下来我们把中国学术界和中国体育界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就支持了我的观点。 为了夺金牌，中国体育普遍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运动员、教练、甚至官员的上下都是由运动成绩决定的。成绩不好，教练下课、官员下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那么，中国学术界呢？您听说过哪位大学校长、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丢了官职吗？您也许会说，学术界和体育界不一样， 我承认它们是不一样。 但是，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性研究的，而整体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至今并不是以原创性为基本原则的。连游戏规则都不一样，是真的“想”诺贝尔奖吗？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得诺贝尔奖？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把其他的原因留给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今天我只讨论一个，那就是原创研究其实很不“经济”。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那些只是经由网络“暴露了”“表面化了”而已，实际上是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

网络的另一个侧面是像扬声器那样深刻了现实问题，但我认为，如果理解其特性熟练运用踏实呼吁的话，这一问题将会改变。

即便是将网络实名化，也只不过是又将社会问题潜在化而已。也许表面上的确是平淡了。但却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那就变成了和平的“面具夫妇”一样的状态了。还有，我认为好容易才加入的网络用户中的很多人，很有可能会停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那是因为发布信息的门槛一下子提高了。剩下的用户也只能写一些不疼不痒的琐事的话，我认为网络就成了非常无聊的世界，它的创造力也将明显下降。

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我们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葛尤说，“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人才贵吗？如果人才最贵，是不是就说明这些如此有创意，如此有生意头脑的年轻女子，只配做把人肉卖给老人和捡垃圾的民工的“人渣”？

和千千万万国人一样，他是一个普通的网友。他今年21岁，生活在山东高密，喜欢在网吧里上网，喜欢泡贴吧论坛。他对网络没有什么防范意识，你可以轻松地从网上找到他的出生日期、兴趣爱好、真实姓名、工作单位、QQ号甚至手机号码。 4月28日，他在高密贴吧转发了一个关于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件的失实帖子。4月30日，高密警方抓住了他。 警方说他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那条规定“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被拘留并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帖子并非“SS山地师”原创，而是他转载的。在潍坊新闻网的报道中，“SS山地师”曾表示，当时在帖吧和网站上看到有关胶济铁路旅客列车相撞的消息后，“感觉有点好奇，又觉得已经有先例，就往上传了”。

CNNIC发布了第二十一次互联网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除了宣称中国有2亿网民外，还有两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一，中国网民的即时通信（IM软件，比如QQ）使用率达到81.4%，是仅次于网络音乐的第二大网络应用，超越了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 其二，询问网民上网做的第一件事，有39.7%的人选择了IM，是互联网第一落脚点中网民人数最多的一项。（均引自p.41） 参照国美国，即时通信使用率的情况是？ 39%！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n which all the following happens:1) Tibetan monks or the FLG self-immolate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ies.2) Foreign tourists complain about secondhand smoke, "massage" phone calls to their hotel rooms, spitting, lack of queues and price gouging.3) Domestic tourists complain about even worse price gouging. Indignant domestic visitors get mad when their tickets are revealed to be fakes.4) Wiseacre tourists pose in front of the Olympics logo re-enacting this picture. Hilarity ensues when Chinese citizens/officials get wind of it.5) Athletes complain of racial profiling and repressive security measures at the Olympic Village, though in fairness its the Chinese security apparatus trying to do their best.6) A phalanx of visitors with protest t-shirts are detained.7) Japanese athletes get harassed.8) Triathletes succumb to pollution, or controversy erupts over the US and other teams sporting breathing masks.9) Nasty poor sportsmanship rears its head when Liu Xiang doesn't win the gold.10) Afghanistan's only competing athlete misses his event due to traffic.11) African athletes get harassed in Sanlitun.12) Al Qaeda or some other nutjobs pull a Munich.

然 而，从更严肃的层面上说，我们看“艳照门”，不是要做意淫的看客，而是应该努力透过这个事件讨论一些对网络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 比如隐私权，比如互联网的监管，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极为复杂的，其解决之道应该通过一个充分的沟通过程来达成。关于如何监管，我的观点很鲜明：第一，应该尽 可能使用现有的法律，而不是匆忙通过新法律，因为法律面对新技术的发展存在一个致命的滞后期；第二，政 府如果犯错误的话，也应该犯规范过少的错误，相信互联网会逐渐更清晰地成形。在互联网提出了那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的情况下，政府未见得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即使有，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终，互联网也许会催生出一种新的规范方式，不那么具有强制性，而更多地相信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