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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发展到一定层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就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结果那帮白痴还继续想要共产主义

猪曾经飞起来过，在2007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两年前的那次通货膨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猪肉疯了一样的涨。

半年前，我就曾经在一篇专栏中写道：当信心失去作用的时候，恐惧也可能成为生产力。现在它正在成为事实。

中国经济在2009年走出萧条的路径，基本上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一，四万亿计划拯救“大兵央企”；第二，民营企业与农民承担萧条成本；第三，通过巨额放贷让猪“飞起来”；第四，靠“飞猪”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里吓出来，然后热热闹闹地赶进股市和楼市。于是，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竟可以靠泡沫“奇迹”般地率先复苏。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所有的人祸都发源于今年８月将在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大陆敲锣打鼓地准备奥运会，西方国家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来扫兴，如果不能搅黄它至少也要搅臭这个盛大派对。大国要来施压，小国要来揩油，就连台湾的马英九也来要胁，号称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会。你想想，中国高调筹备奥运会，把它当成中国崛起的象徵，西方国家和东方宵小能放过吗？这种大事引起列强趁机捣乱和宵小趁机勒索是必然的，他们不趁这个机会敲打勒索还等什么时候？

中国有强大的生产力，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民生工业，诸如帐蓬、被褥、毛毯、衣服、速食面、饮用水、电池、手电筒．．．等等都有巨大的存货，完全不是问题。中国基础建设非常健全和先进，各种需要的重型机械也完全不是问题。如果灾区缺乏任何物质那是因为道路被破坏导致运输困难，并不是没有这些物质。中国并不需要国外的物质援助 。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