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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光明日报》驻日内瓦记者刘军当场做出反击：“我要给这位无知提问者上一堂‘地理和道德课’。中国的面积比欧洲还大，而且地震灾区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偏远山区。地震造成的破坏巨大，加之气候条件恶劣，即便是中国救援人员都很难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中心地带。怎么能在交通通讯资源已经非常匮乏的情况下，置危在旦夕的生命于不顾，而让不了解当地环境和语言的外国记者首先进入? 西方媒体不是一向标榜‘最珍惜生命’的吗，怎么能以所谓的‘新闻自由’来干扰我们抢救生命的努力?”

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砸锅卖铁，要赶英超美，最后结果是饿死三千万，比抗日战争死的人还多。但是这个国家的人，说起抗日来咬牙切齿，说起三千万来麻木不仁。

一个据说居低屁跃居全球第三的国家，一张华南虎的照片，鉴定了大半年，就是鉴定不出来是真是假。

一群逃离这个国家，国籍已经不是中国的人，忽然爱起国来了。他们在已经宣誓效忠的国土内游行抗议，要输出他们自己感到恐惧的价值观。

我要公开强调的是：现在有某种机构的人通知说，要“适当允许愤怒的网友把那些支持长平的人，支持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的人的私人资料公布在网上”，这种卑劣的行径是多么卑鄙无耻，多么目无法纪！这已经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我听说长平和很多人已经不断受到威胁恐吓电话骚扰，并且不堪其扰时，我倒几乎对这种卑劣的做法没有了任何生气，因为我以前经历过电话恐吓与骚扰，也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一手，他们躲在阴暗处，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有意地，却装着无意地放纵违法事件的发生。还有山东籍的一个女留学生，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被人认为是“不爱国”，有网友则粗暴地赤裸裸地把她的家长身份和住址都公布了，请问，谁给了你这样的超越法律的权力？谁说了爱国可以超越宪法？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样的怪事？该保护的得不到保护？而该公开的却无法公开？各级公务员的收入和领导的财产本该公开，为什么就无法实现？各级党政行政接待的费用应该公开，为什么对人大代表和审计部门都不敢公开？各种正常的新闻事实应该公开报道，为什么总被禁掉？ 

其实，媒体的风险是双重的——一个是行业风险，比如媒体定位如何、报道是否准确等，这的确跟别的行业一样，是一种职业技能。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把关并不是这个，而是另一种风险，它就涉及到是非正邪了。如果报道真相和言论自由是正义的，那么掩盖真相和压制言论就是邪恶的。有人说，别人不让说话那是强奸，自己不敢说话那是自我阉割——其实还不止如此，如果你认为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话，那么你撤掉一条新闻、删掉一句真话，就是参与了对公众撒谎。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不希望把公众的视力引向政治报复、个人报复、狱警残暴等政治迫害这个老问题，却使关系到所有公民 的出版自由与司法审判公正这些大问题被 忽视了，而这些大问题的评论有助于公民的维权运动。

但愿我的坐牢心得对你这位立法者、共和国大法 官的工作有参考的价值。

冯正虎给自己定下 的坐牢的行为准则是：“不服判决，依法申诉；服从管教，遵守监规；多行善事，以德化怨。”监狱对他的回答则是歧 视与体罚。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国《纽约时报》20日晚对美国政坛投下一枚震撼弹，于该报网站刊出一篇调查报导，指称共和党准总统候选人马侃，在1990年代末期与一名女说客薇琪．伊斯曼发生婚外情，而且以私害公，运用自己参议院的职权，协助伊斯曼的客户取得不当商业利益。 　　马侃阵营否认报导 　　据《中国时报》报道，此文一出，马侃阵营当然极力否认，痛斥《纽约时报》污蔑抹黑，而且反过来“揭发”《纽约时报》高层原本认为这篇报导问题重重，只能束之高阁，后来得知自由派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即将刊出专文详述这篇报导胎死腹中的过程，于是决定铤而走险，硬将报导推上火线，宁可牺牲新闻伦理与专业原则，也不愿自家的心血变成同业的独家。 　　《纽约时报》对这番指诘全盘否认，《新共和》也认为应无此事。事态发展至今，《纽约时报》本身反而成为争议焦点。

这份报告称，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带有新闻自由的“西方模式的普选制或多党制”。

报告中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建议，其中一条呼吁让全国人大成为更具代表性的机构，逐步减少其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并取而代之以地方社区中选出的人员。全国人大还应该直接参与拟定财政预算，其会期也应该与财政年度同步，同时还应允许竞选。

近年来，在中央党校和党的有关机构所完成的其他报告中，也都指出了系统性的治理问题，以及草根阶层对于腐败的愤怒。

有人提出疑问，一旦地权回归农民，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土地，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在国有制和官有制下，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再说，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一定比国家垄断土地的效率低吗？关于人性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更珍惜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它违反了这一人性的常识。但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滥卖土地、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垄断正是低效的源头。。

有一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一样。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就像一个人拥有一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一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

有消息说，奥运会期间，网络管制将会放松。在外国人居住的酒店和新闻中心，将可以自由上网。不过当奥运会结束，一切又会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