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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中国，独立的博客媒体是有的，但要出现TechCrunch这样重量级（起码在国内属于重量级）的博客媒体，还有很长路要走。

1、中国缺乏有独立人格的媒体人，或者说独立精神的媒体人缺失。

TC关注创业，但不怎么关注中国互联网，一方面是语言的隔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还太缺乏创意，缺乏创新只懂抄袭的故事，TC不感兴趣，我们的读者似乎也提不起精神

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大学没毕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为什么他能捐出所有财产？我想这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这样的事情既不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会发生在新加坡。在中国和新加坡，没有钱或创业失败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唾弃，以及饿死病死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异常深刻的。所以我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冒险。 至少比尔盖茨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以及恐惧，也不怕孩子可能会为下顿饭没着落而发愁。在美国创业失败并不会招人白眼，身无分文也并不会陷入生死困境。很多人打打零工，到麦当劳干干活，都过的也挺舒服开心。我想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中国新加坡等地无法大量产生创业家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法国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答，题目是：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紧急，只允许抢救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个回答中，只有法国著名作家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本届社管委班子产生于南都案的风风雨雨稍稍平息之后，而任期届满于南都二次创业元年完成之时，三年来，这个班子做得怎样，班子的每个成员做得怎样，是不辱使命，还是有负重望？今天，由你们由南都系的每一个员工来评判！虽然今天并不是“普选”南都新班子，而只是一次满意度测评，但这丝毫不会减低其意义与价值，丝毫不会减低其重要性，可信度及有效性。这不是一场例行公事的作秀，不是一次形式主义的走过场，更不是一次引蛇出洞的黑箱操作，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南都的每一名员工，你所投下的一票，你对每一名社管委评价栏里打的每一个“勾”，你提的每一条意见建议都能够代表你自己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必然能够完整地传达到社管委及集团党委管委会，这种意愿，也必然能够得到集团领导与报系决策层充分的尊重与重视。至于可能有员工担心投的票得罪了领导以后可能要给穿小鞋，首先，选票设计及投票程序设计就已确保这是“不记名投票”，投票者身份绝对不可能被“锁定”或“指认”，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退一万步说，如果这次真有任何人因本次测评结果而对任何员工个人、任何部门作任何歧视压制，打击报复的，必将受到集团、报系的严厉查处。 是的，我相信每一个社管委委员都会像我一样很在乎这次测评，都很在乎大家所给出的评价，看看今天全体社管委成员均正装出席就可见一斑；就我个人来说（我想也能代表社管委大家的态度），我也很关注自己最终的统计数字“好看不好看”，比如会不会连五成支持率都达不到？能不能达到七成，还是八成？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百的支持？呵呵，估计那也就萨达姆金正日做得到，但比起在乎这个数字，我更在乎每个员工对这次测评的态度，在乎你的评价是不是认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在此我倒是想说：

　“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详细解读如何突破结构性矛盾\确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调整主攻方向。“广东为什么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看得早、想得早、干得早、开放得早。但你不创造条件，不优化环境，别人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把总部经济都挖走了。”朱小丹此时说到了“网易将离开广东”的传言。他接着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集聚高层次人才都没以前好了。创业者要考虑他在这能不能大展身手，能不能实现抱负，能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网易如果真的离开了广东，我相信会产生一种联动反应。所以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他会发现很多无规则、潜规则和虚伪等等，就是视频新规一样，如果国有企业控股，合适的价格买下视频网站的股份，那大家都很高兴，资本和创业者终于套现了，找到冤大头了；如果国有企业控股，以不合适的低价格买下视频网站的股份，那叫强买，也就是国家对民营和外资的掠夺，显然目前状况不可能发生。于是结果就是，新规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学会自我审查以及严格的自我审查……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