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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澳总理陆克文在北大演讲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温家宝强调钓鱼岛主权 强硬态度超以往 针对麻生提及钓鱼岛 温总理:自古是中国固有领土 -----------------------媽的，我的初戀女友嫁了別人 怎么說？還幫人家生了一個兒子！上哪說理去啊。

中国网络有句最有“意义”名言：“嗯！等我强大了”。但是恐怕别人不打算等你强大了，他就要现在揭开这个疮疤。那么你是打算放弃那？还是放弃那？还是放弃那？ 　　放弃！那就是公然出卖中国领土主权。意味着什么？恐怕没有人会不清楚。而不放弃？菲律宾议员已经告诉你了“你是无能力者，你最大可能就是去联合国抗议”。这就是他对你打算实施“下棋”战略的最好回答。长期以来为了集团化利益的屈服，中国不敢对外公开主张动武。而这个是复合中国国内很多“既得利益”群体心态的。有个台词说：“就是拆了金銮殿，他们也不心疼”。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尚未投入正式运营，就斥资30亿美元买入百仕通9.9%股权。由于百仕通的股价自上市后下跌了84%，中投的新高管们成为网络博主发泄怒火的目标，这些博主认为中国在这笔交易中上当受骗了。聊天室近期的一篇帖子写道：“他们比战争时期的卖国贼还坏。”另一篇帖子抱怨道：“所谓的‘专家'盲目崇拜美国。”

在近期金融史上，中国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比较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官方数字是1.95万亿美元，但据长期关注中国外汇资产的经济学家、纽约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布拉德•赛斯特(Brad Setser)估计，实际规模更接近于2.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逾1600美元。

有一段小插曲：在台湾有“卡神”之称的理财高手杨蕙如，因其张扬的个人与从不掩饰认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土观而成为谢长廷竞选总统路上的帮手。在京奥开幕后，杨蕙如带着令人起疑的动机来当“观众”，讵料遭北京原机遣返。在首都机场，杨蕙如对着几个机场警察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是比较绿的人，但如果你们只跟与你们立场接近的人沟通，两岸歧异会愈来愈大。”

人们说过很多遍，奥运会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或许是对的。但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重塑中国政府的全球视野。中国仍需抉择，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大国。这对我们其他人十分重要。

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而言，美国的决策是必要的前提，但那也是不够的。中国的决策将同样重要。未来几十年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过，从目前来看，美国正努力适应其单极时代的终结，而中国在承认自身崛起的影响上犹豫。

重弹一次老调，共产党执政的正统性，就在于它成功带领亿万民众摆脱了贫困。

尽管两岸双方决定求同存异搁置主权问题，但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华民国定位以及它与大陆关系的问题。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两岸关系当作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事实证明，保持台湾现状不变的先决条件取决于中华民国能否继续存在，中华民国是阻止台湾法理独立的一道防火墙。

　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大陆架(CONTINENTAL SHELF).所谓大陆架，就是被海水淹没了的大陆。因为原本是沿海的陆地，大陆架海底波度非常小、很平缓，水也很浅，如果象荷兰人那样围堤抽水，就能恢复为陆地。中國东海、黄海海底基本是大陆架，水深不到百米，海底平坦。从卫星照片上看非常明显，东海有平整的海底平原，鱼翔浅底、历历在目——那里曾经是植物茂盛、飞禽走兽的乐园。

这种主动邀请日本人前来作秀，欺骗、玩弄中國人民的感情，为出让国家利益进行粉饰宣传的行为，并不比袁世凯高明。向日本出让中國大陆架利益将使中國人民极度失望，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國的轻视。而压制反对意见的后果中國近代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化解这一危机的唯一补救方法是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刻否决618暖春条约。

缅甸——一个国际孤儿，也是中国这个唯一大国的宠儿，风灾后，几十万人民失踪，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30万甚至50万……作为一个把缅甸人民当兄弟看待到“大国”，这个时候我们该干什么？不干涉他国内政？让缅甸军政府为所欲为？用那个所谓遮羞布一样的“主权”作掩护，让自己国土上得不到救助的民众一个一个死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吗？看看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国在面对这样无耻的政府时的做法，难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也许我们会腼腆地说，中国虽然不小心成了大国，但我们其实很穷，你看，在我们最发达的东莞地区，竟然还有小到9岁童工在被剥削，而且当他们对母亲找到他们时，他们竟然不想回到那个贫穷的家里。可是你知道吗，澳洲人也许不知道我们有童工，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但他们却知道，全世界到澳洲留学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多，也最有钱。而且，他们这次还知道了，他们也最爱国。  

我们必须履行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人家才会把你看成一个大国；而只有那些能够在灾难到来时仍然可以对生活其中的小民不离不弃，让小民在倒塌的家园和受伤的亲人身边依然能够感受到国家的温暖，那才配称为一个大国！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问：英国首相布朗已明确表示他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而非开幕式。但新华社周日发布的消息称，布朗首相将参加8月的开幕式。媒体为何认为布朗首相将出席开幕式？中方是否希望布朗首相出席开幕式？     答：关于布朗首相出席奥运会闭幕式一事，英国使馆已就此向媒体做出了清楚说明。英国是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据了解，布朗首相将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关于外国政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安排，是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委会联合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出邀请，他们可以邀请本国王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体育部长出席。北京奥委会将按照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定提供相应服务。     媒体发布的消息应该由媒体负责。

问：你刚才说，在西藏宗教和信仰自由是有法律保障的，但是却不允许藏人保留达赖的画像，这算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吗？     答：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不了解。我已经讲过，我们同达赖的之间的问题不是民族宗教的问题，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问题，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可以再次明确告诉你，西藏各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

香港移民之所以较少参加今次3.29及4.13集会，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移民多数来加拿大时间较长，遇到事情会用加拿大的视野和角度看问题，比较加拿大化，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加拿大新闻或者中港台问题，他们一般会站在加拿大人的立场看问题。 西藏问题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的用国家主权来概括。西藏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在人权和高度自治的角度，现在的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没有失误呢？

看到电视上访问集会发言人夏河，他竟然说因为买不到加拿大国旗，所以才出现很多中国国旗，这不是很滑稽吗？在加拿大买不到加拿大国旗，买中国国旗却很容易。我们看到国会山庄或登打士广场上五星红旗到处飘扬，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会令其它族裔的加拿大人反感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指望新一届台湾政府独力重修与北京的关系是不现实的。在前一段时间，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伎俩，例如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入联公投（表决是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如今，只有中国大陆做出必要的让步，才能重启两岸政治对话，并维持台海稳定。

对于胡锦涛及中国大陆而言，收获将是巨大的，甚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中期，两岸可能迎来长达8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期。这段时期建立的善意及互相的经济依赖，应该会加大台湾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的可能性。简而言之，马英九的胜利，是中国不容错过的一个机遇。

首先，可以开通直接航班，并允许大批大陆观光客组团赴台。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